1983年邓小平为何对公安部的“严打报告”不满？

　　该书选取共和国九任检察长和李六如、王桂五两位为新中国检察事业特别是检察理论作出奠基性贡献的检察前辈为对象，以史学的严谨、文学的笔法再现了几代检察人为共和国检察事业和法治进步殚精竭虑、鞠躬尽瘁的人生，记录了他们的忠诚。 

　　事隔26年之后，刘老对当年开展“严打”斗争的来龙去脉仍然记忆犹新。 

1983“严打”  

　　刘老说，1983年，邓小平同志提出“严打”要求后，公安部于当年7月6日向中央呈送了关于进行“严打”及改善公安装备的报告。 

　　7月19日上午，刘复之应约前往北戴河邓小平住处谈话。其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同志也在那里。 

　　邓小平直截了当地说：“你们公安部的这个文件不解决问题。我跟耀邦等同志谈过，刑事案件、恶性案件大幅度增加，这种情况不得人心。几年了，这股风不但没有压下去，反而发展了。原因在哪里？主要是下不了手，对犯罪分子打击不严、不快，判得很轻。” 

　　邓小平要求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态度非常坚决。他说，为什么不可以组织一次、二次、三次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战役？每个大中城市，都要在3年内组织几次战役。一次战役打击一大批，就这么干下去。我们说过不搞运动，但集中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还必须发动群众。对严重刑事犯罪分子，必须坚决逮捕判刑，给予严厉的法律制裁。不然的话，犯罪的人无所畏惧，10年20年也解决不了问题。 

　　邓小平说，解决刑事犯罪问题，是长期的斗争，需要从各方面做工作。现在是非常状态，必须依法从重从快集中打击，严才能治住。搞得不疼不痒，绝对不行。我们说加强人民民主专政，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我们说要讲人道主义，保护大多数人的安全，这就是最大的人道主义！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 

1983“严打”  

　　彭真当场表示完全赞同邓小平的意见。 

　　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明确地澄清了“严打”不会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会发生新的冤假错案，不会变成是搞运动，以及对搞运动应该怎么认识等问题。 

　　邓小平谈话的当天，刘复之整理出记录当晚传回北京，报告了中央书记处书记陈丕显同志，也送给邓小平办公室。 

　　7月21日，刘复之在北戴河召开座谈会，传达贯彻邓小平的指示。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公安部副部长，河北、辽宁、北京等省市主管政法、公安工作的领导及公安厅（局）长。 

　　会议研究了贯彻落实邓小平指示的具体措施。彭真接见了与会代表，要求认真贯彻执行邓小平指示，从根本上扭转社会治安工作软弱涣散的被动局面。 

　　彭真说，依法从重从快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分子，就是要在刑法量刑的幅度内从重，在刑事诉讼规定的时限内从快。 

　　刘老回忆说，邓小平、彭真的讲话，给他本人和公安系统解放了思想，也打开了思路，解决了前进的根本问题。 

　　7月29日至8月3日，陈丕显主持召开全国政法工作会议，具体部署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严打”斗争。 

　　8月2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了《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要求在3年内组织3个战役，依法将刑事犯罪分子逮捕一大批，判刑一大批，劳教一大批，注销城市户口一大批，并且杀掉一批有严重罪行、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犯罪分子。 

　　9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和《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 

　　“严打”势如破竹。在这场斗争中，河北省公安厅和唐山市公安局率先行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粉碎了唐山号称“菜刀队”的流氓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分子105名。新华社以《菜刀队的覆灭》为题发了通稿。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也作了报道。 

　　“严打”以大、中城市为重点，采取集中打击的方式，重拳出击，霎时间撒下天罗地网，使严重的刑事犯罪分子纷纷受到惩处，许多积压多年的大案要案得到处理，社会上的不良风气为之一扫，社会治安明显好转。 

1983“严打”   

　　在此期间，全国范围内摧毁犯罪团伙7万多个，逮捕流氓犯罪分子数以十万计，缴获枪支1.8万支、子弹42万多发，群众扭送犯罪分子4.7万多人，投案自首的10万多名。 

　　1983年10月12日，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专门讲了“严打”问题。他说，最近，在全国范围内对严重刑事犯罪分子依法从重从快的集中打击，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非常得人心。群众只担心将来处理太宽，放虎归山，罪犯又来报仇。群众还认为早就应当从严打击，批评我们搞晚了。这些反映和批评值得高度重视。前两年我们曾指出各级领导上存在着软弱涣散的状况，对严重刑事犯罪分子下不了手也是一种表现。由此应当得出教训，必须坚决克服领导上的软弱涣散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