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黑白两道的那一场百年“红与黑”

01

　　1841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英国强占香港岛。清政府试图武力收复，但实在是无力收复。

　　第二年，便签订了臭名昭著的《南京条约》，香港就像一块肉，叨在了英国人嘴里。

　　这时就需要警察来维持统治。

　　最早的香港警察是从英国海军抽调出来的，但是他们不懂中文，而当地渔民又不懂英语，中国渔民指着他们鼻子骂他娘，他们也只会满脸疑问地说“why”——总不能给每位警察都配个随身翻译吧。

　　后来为图省事，又招了一些印度人当警员，鸡零狗碎的事让印度警员来干，英国警察只当发号施令的高层警务人员。

　　中国人喜欢给人取绰号，印度警员最开始被称之为“大头绿衣”，后来又戏称“亚差”或“嚤啰差”。再后来又有很多中国人加入警队，“亚差”之类的称呼就不太适合，于是便用中性词“差人”来称呼警察，如果要装逼，表达点贬义的话，那就叫“差佬”。

　　当时英警地位最高，待遇最好，有枪；次要是印警，有枪；而华警，地位最低，只有木棍。那时英国统治还不够稳定，大概是怕华人警察有枪后造反。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政府再次败给英国，又签订了《北京条约》，九龙半岛南部和昂船洲，又像两块肥肉，叼在了英国佬嘴里。

　　就这样，随着殖民地人口增多和面积扩大，香港的警察队伍也越来越壮大。

　　后来，从清末到民国，香港成为中国人的避难所。特别是革命党人，在大陆被通缉，便去香港避难，因为是英国殖民地，清廷没办法，后来日军侵华，很多广东沿海和上海的人，也纷纷避祸香港……

　　革命党、黑社会、富商、难民等等各色人等在香港风云际会，在香港上演了无数血脉贲张的故事。

　　1937年11月，上海滩青帮大亨杜月笙来香港避难。

　　时值上海沦陷前夕，老蒋劝上海滩三大亨去香港，以免被日本人利用。49岁的杜月笙自然知道其中利害，就算老蒋不劝，他也会去。

　　可是69岁的大哥黄金荣和60岁的二哥张啸林，就没有同去。黄金荣因年事已高，不愿舟车劳顿，留在了上海；张啸林没去香港，则有自己的小九九：在上海滩，早前黄金荣权势最大，后来杜月笙威望最高，而他一直排在末位，心有不甘，此次三弟杜月笙走了，大哥又老了，他独霸上海滩的机会来了。

　　后来日本人进驻上海，拟黄金荣出任伪上海市长，黄装病糊弄过去。张啸林则二话不说，公开投敌，沦为汉奸，伪上海市长的位子还满足不了他的胃口，还筹建伪浙江省政府，拟出任伪省长。

　　杜月笙到香港后，利用留在上海滩的青帮弟子，继续开展抗日救亡工作。比如筹措抗日物资，筹措医药经费，最牛逼的是他人不在上海，照样能洞悉上海的一切，还能远程操控上海敌后工作，甚至成功策反了汪精卫集团的重要人物。

　　自然，二哥张啸林投敌后的一举一动，杜月笙都悉数掌握。军统锄奸队的队长，就是杜月笙的门生。他并没有安排自己的门生去除掉张啸林，毕竟兄弟一场。但是军统老大戴笠要除掉张啸林，征询杜月笙意见时，他没有表态，可以看作是默许了。

　　1940年，军统特务三次刺杀张啸林未遂，最后上海滩另一位青帮大佬张仁奎安排了自己的保镖林怀部，到张啸林身边卧底，最终林怀部成功干掉了大汉奸张啸林。

02

　　除了杜月笙，还有大量上海精英来香港躲避战乱，为什么来的都是精英呢？因为普通人是弄不到从上海到香港的船票的。

　　还有很多人从广东移居香港，比如广东潮州的李云经，他原本是一位读书人，因家道中落，无法去大学读书，便在家乡学校当了一名教员。

　　1940年，潮州沦陷，李云经辗转入香港投亲，带着他12岁的儿子李嘉诚。

　　……

　　香港人口，从之前的100多万，激增到160多万。

　　1940年6月，日军从宝安登陆，攻占深圳，并封锁了香港。

　　香港变得风声鹤唳，11月，港英政府成立英军远东司令部，征招了大量男丁入伍，同时征调了大量警员来前线防御。

　　因为人口激增，治安混乱，又因为大量警员去了前线，于是港英政府大量征招警员。

　　1940年11月，有很多香港的年轻人应聘警员，其中有三位20多岁的年轻人，日后成为叱吒香港的风云人物，他们就是吕乐、韩森、曾启荣。

　　吕乐，1920年出生于广东省海丰县，后来全家人偷渡到香港。他又叫吕务乐，江湖人称lak哥、乐哥、阿叔，发迹后成为香港四大华人探长之首，也被称之为“五亿华人探长”。

　　他的故事被很多香港电影演绎过，比如刘德华主演的《五亿探长雷洛》，任达华主演的《四大探长》，梁家辉主演的《金钱帝国》，还有2017年刘德华主演的《追龙》等等。

　　在加入警队之前，吕乐在茶馆跑堂，刚加入警队时，还是名军装巡逻小队的警员，比便衣刑警低一级别。日常工作就是出外勤，干一些最基本的警务，这种角色很辛苦，日晒雨淋，在街上巡逻。

　　吕乐有一位黑社会背景的叔祖父，名叫吕六，吕六有个女儿名叫吕杏华，吕杏华后来成为新义安龙头向华炎妻子。

　　几年后，吕乐发迹，跟向华炎有些勾结干系。

　　韩森，1917年出生于香港离岛长洲，因而也被叫做“长洲仔”，又因为体型有点胖，人送外号“肥仔B”。

　　韩森同吕乐同一年加入香港警队，香港沦陷后，他逃到东莞暂避风头。

　　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他才返回香港当警察，当时跟随警界中东莞籍的实力派人物，因而成为东莞势力的主要成员。

　　多年后，韩森与吕乐并称香港“华人四大探长”。

　　曾启荣，祖籍广东梅州五华县，1916年生于香港，中等身材，1940年加入香港警队，花名“曾咩喳”，咩喳是英文MAJOR的粤语读音。华人做到“咩渣”，相当于警署的大队长。

　　曾启荣一直是吕乐的心腹，他主要工作就是帮吕乐收黑钱。虽然他没有得到“四大探长”之殊荣，但他同样是警界风云人物。

　　曾启荣足球踢得不错，跟“亚洲球王”李惠堂是老乡，二人一起踢没踢过球无据可考，但他一定看过李惠堂踢球，因为他是李惠堂铁杆球迷。

　　在电影《金钱帝国》里，梁家辉扮演的李乐功（原型就是吕乐），和陈奕迅扮演的陈细九（曾启荣原型），就经常踢球。

　　电影里的曾启荣，很擅长给上司吕乐助攻，因此深受吕乐器重。后来，曾启荣还担任警察足球队教练及香港华人足球联谊会执行委员。

　　他有个同样喜欢足球的儿子，名叫曾志伟。

03

　　1941年12月，香港沦陷，杜月笙辗转去了大后方重庆。

　　日本人统治香港的三年零八个月，曾启荣的偶像“亚洲球王”李惠堂也离开了香港，辗转回到老家梅州五华县，他在家门口贴上了一副对联：

　　认认真真抗战，随随便便过年。

　　1944年，华人四大探长中的另一位蓝刚，也加入了香港警队。

　　蓝刚，原名蓝文楷，出生于1920年，因为觉得名字中少了阳刚气，后来改名为蓝刚。

　　蓝刚很有语言天赋，可以说英语、西班牙语、广东话等在内的多种语言，因为敢打敢拼，破的案件较多，升职很快，后来做到了港岛总华探长，四大探长之中也就只有他可以与吕乐叫板。

　　蓝刚的性格，比较诙谐幽默，很喜欢跟人开玩笑，行为也很搞笑，江湖中人还送了他个外号——“无头”，即无厘头的意思。

　　至于四大华人探长最后一位颜雄，因为名气最小，地位最低，连曾志伟老爸曾启荣都不如，所以他的资料也少之又少，在此就暂且略过。

　　香港沦陷的三年，香港黑社会成员有很多回到内地谋生，有血性的男儿还投军抗日，留在香港继续当古惑仔的多属极恶之徒。

　　那时，香港街头常见黑帮公然烧杀抢掠，有些投靠日本宪兵的黑帮，如和安乐、和洪胜、和利和、同新和、福义兴等，甚至抢夺百姓的救济粮，协助日军建立慰安所，干了很多坏事。（这些小帮派不是本文重点）

　　1945年8月，小日本投降，香港各大帮派已经基本划定了势力范围，比如旺角地区由“和安乐”控制，深水埗是“和胜和”的地盘，中环归“和合图”……

04

　　1945年，四大探长还在街头巡逻的时候，17岁的李嘉诚结束了茶馆跑堂的工作，在一家五金店做推销员，负责销售白铁桶。通过市场分析，他将目标人群锁定在中下阶层的老太太身上。

　　他经常帮老太太浇花，在闲聊中增进了解，加大彼此的信任感，从而一步步打开销路。其他同事每天工作8小时，他每天工作16小时，足足是别人的2倍。很快，他就成为全公司的销售冠军，销售额甚至是第二名的7倍，被迅速提升为经理，而后步步晋升。

　　半个世纪之后，中国很多无良奸商，从李嘉诚创业故事里找到灵感，纷纷打起了老年人的主意。

　　1945年8月，李嘉诚帮老太太浇花的时候，杜月笙从重庆回到上海。

　　原本他以为回到上海能捞个上海市长当当，结果连副市长都没捞着。更令杜月笙火大的是，当他乘坐的火车快到上海时，门徒报告，市政府已通知取消原定的欢迎仪式，连本已搭起的欢迎牌楼也已拆除，北火车站还贴出了“杜月笙是黑势力的代表”“打倒杜月笙”的标语。

　　杜月笙一肚子火，说了一句经典台词：

　　不是政府人士，永远不要去做政府的吹鼓手。因为吹鼓手在政府眼里永远只值一个夜壶铜钿。尿急了拿出来用一下，用完了将夜壶放到床底下。你吹得越起劲，不仅公众看不起你，政府更看不起你。所以吹鼓手都没有好下场。

　　1946年3月，戴笠因飞机失事死于南京岱山。杜月笙在国民党中最大的靠山也没了，这为他日后移居香港埋下伏笔。

　　戴笠的意外去世，也对香港时局造成一定影响。

　　那时戴笠有位得意门生，名叫向前，1907年生于广东省汕尾市陆丰县，被授予军统少将军衔，抗战胜利后，潜赴香港进行特务活动，为掩饰其间谍身份，在香港创立义安工商总会、太平山体育会、义安公司、新安公司等，通过包赌及收保护费牟取暴利。

　　1947年，“义安工商总会”因涉及三合会活动而被港英政府取消了社团注册。40岁的向前便将该组织改名为“新安公司”，即现今的“新义安”，在铜锣湾，他们一手遮天。

　　向前一共娶了四房太太，那时香港的有权有势的闻人，好像不多娶几个太太，就显得很没面儿似的。

　　四房太太一共给向前生了13个孩子，其中9男4女。

　　其中，长子向华炎，绰号“四眼龙”，日后接掌新义安龙头，还有大家都知道的向华强，排行老十，生于1948年，至于老幺向华胜，那时还未出生。

　　向前平常打理帮务，甚至搞一些谍报活动，而四房太太在家上演“宫心计”，成天鸡飞狗跳，他也懒得管，那时他烦着呢，因为国民党正在大陆节节败退。

　　1949年，蒋介石败退台湾，杜月笙再次来到香港。

05

　　1949年4月底，解放军突破国民党70万大军，强渡长江，至此大局将定。蒋介石单独召见杜月笙希望他能和自己一同前往台湾，而中共也通过秘密渠道会见杜月笙，希望杜月笙能留在上海，除了能稳定上海经济大局，还能稳住他的徒子徒孙，别给解放后的上海添乱。

　　杜月笙一生善于审时度势，假如留在上海，那么就面临两个问题：

　　其一，四一二政变，他帮助蒋介石杀掉汪寿华，虽然后来抗战出力不少，给中共送过防毒面具，但那笔帐不好算，连蒋介石都过河拆桥，把他当夜壶，何况中共？

　　其二，二哥张啸林当年留在上海投靠日本，就被蒋介石暗杀，自己留在上海投靠中共，老蒋会不会派军统特工暗杀他呢？

　　而台湾，那是更不能去的，也有两个原因：

　　其一，老蒋不是好东西，当年为他立下汗马功劳，可是连个上海市长都没混到，去台湾那还不知道要受多少气呢；

　　其二，历史是胜利者打扮的小姑娘，一旦去了台湾，自己在历史上是忠是奸，恐怕就说不清楚了。

　　思来想去，杜月笙便只有去香港了。

　　杜月笙虽说干了不少伤天害理的事情，但也算重情义，临走时还记挂着大哥黄金荣，那时黄金荣82岁高龄，杜月笙再次劝黄金荣一起去香港，黄金荣再次拒绝了杜月笙的好意。

　　他说，我一把年纪了，宁愿死在上海，也不愿意死在海上。

　　1949年5月27日，60岁的杜月笙告别留在上海的黄金荣，带着手下100多口人，登上了驶往香港的客轮。这次离开上海滩，跟上次不一样，上次离开是为了更好的归来，而这次他知道将是永别。

　　站在甲板上，望着渐渐远去的上海滩，杜月笙不禁百感交集，唏嘘不已。47年的往事一幕幕从眼前掠过，所有的荣华富贵、功过是非，都如雨打风吹去。

　　竟也有一丝“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的豪情。

　　这是杜月笙第二次去香港，连他这样呼风唤雨的大亨，这样中共还在挽留的风云人物，都要来香港避难，可想而知，那些亲蒋人士，来香港避难的还有多少。

　　更不用谈国民党败兵了。

　　那时近万名国民党败兵来到香港，其中有一个抗战风云人物——葛肇煌。

　　杜月笙来香港主要是养老，谈不上猛龙过江，葛肇煌来香港，才是真正的猛龙过江！ 

06

　　葛肇煌，生于1894年，比向前大13岁，官衔也比向前高。

　　1942年，葛肇煌加入军统，此后立下赫赫战功：

　　1944年暗杀汪伪政府广东省长陈耀祖，此人是汪精卫老婆陈璧君的弟弟；

　　1945年捣毁日本支持的“五洲华侨洪门西南本部”的洪门组织，并自称“洪门护法”，将该组织接管。

　　抗战胜利后，葛肇煌将本部易名为洪门忠义会，受军统指挥。

　　1949年10月，解放军长驱直入，占领广州。葛肇煌和近万名国民党败兵，纷纷涌入香港，聚集在香港西环一带。

　　这些国军败兵，白天无所事事到处游荡看热闹，有些没饭吃跑去偷盗抢劫，晚上就在路边屋檐下铺上油纸或者毯子，席地而睡。

　　为了安置这些不安定分子，港英当局在香港岛西面的摩星岭设置了所谓的难民营。

　　难民营很简陋，连木板房也没有，是用各种物品搭建的帐篷，帐篷布满山头，缺乏公共设施，人们随地大小便，每逢烈日当空，更是恶臭难闻，到了雨天，更是遍地泥泞，就算铺上草包袋子，也很快就腐烂不堪。

　　但这些不安定分子，仍然不安定。

　　1950年6月，摩星岭国军残兵与香港人发生冲突，很快数百人打起了群架，这次事件导致130多名香港青年受伤。

　　为了避免再次发生动乱，港英当局撤销了摩星岭难民营，在相对偏僻的九龙魔鬼山，也就是将军澳对面，设立了调景岭难民营。

　　国军残兵怎么甘心窝在山头住棚子呢？何况他们之中还有好多黄埔出身的军官。让他们去打杂工，看别人眼色，获取一点微薄的收入？

　　用帕特里克·亨利的话来说，“不自由，毋宁死”。

　　于是，前国军中将葛肇煌挺身而出，创建了14K。

　　14是指14K发源地，即广州市西关宝华路14号，这是葛肇煌在广州创立的根据地；K是国民党英文名称KuoMinTang的第一个字母，也指K金（Karat），K金比一般的黄金更为坚硬，喻意组织的强大。

　　14K很快就在香港打下地盘，毕竟该组织成员都接受过军事训练、白刃战训练，有丰富的实战经验，且身经百战，枪林弹雨、炮弹横飞都不怕，还怕黑社会？

　　自此，新义安和14K成为香港两大帮派，本地帮会以“和胜和”为首，皆屈居于两帮之下。

　　1950年，新义安创始人向前，43岁了，帮会发展得一般般，儿子却又生了一个，取名向华胜。 

07

　　有人建帮，也有人立业。

　　1950年，当葛肇煌在创建14K的时候，22岁李嘉诚开始创业了。之前他帮老太太浇花，卖铁桶，后来塑料桶横空出世，很快便取代了铁桶。他敏锐地发现，塑料将被广泛应用，于是他成立了塑料厂。

　　他拿出跟老太太浇花赚到的所有的积蓄，还向亲友借了一些钱，凑足5万元港币，在筲箕湾租下了一间千余尺的厂房，招了20几名员工，成立了长江塑胶厂。

　　李嘉诚有句名言：长江不择细流，故能浩荡万里。后来果然“浩荡万里”了。

　　另一个创业人士霍英东，比李嘉诚大5岁，他投资的眼光也更成熟。

　　那时香港人口激增、工商业兴起，对土地和楼房的市场需求日趋旺盛。

　　27岁的霍英东审时度势，创立立信置业有限公司，开始经营房地产业。他首创分层预售“楼花”和分期付款的经营方式，对香港房地产业的发展贡献极大。

　　一时间有钱的商人纷纷投身房地产行业。

　　这一年，杜月笙像拔河中间的红绸子，一边牵在老蒋手中，一边牵在中共手中。双方都想拉拢他，可是他却在中间打太极。

　　两不相帮，两不得罪，两边都不去。

　　甚至他想移民法国，但不愿丢下忠心耿耿的手下，和一些在抗战中牺牲人士的遗属。算下来，去法国的男女老少总共有140多人。护照等各种费用要15万美元，而当时杜月笙只有10万美元的积蓄，最终放弃移民。

　　1951年5月底的一天，杜月笙在家里一边喝茶，一边看报，他会通过看报，了解上海的一举一动。报纸上，一名老头在大街上扫地的照片引起了他的注意，他觉得这老头很眼熟，拿起老花镜仔细一看，这不是大哥黄金荣吗？

　　杜月笙不禁叹了口气。大哥的遭遇也许他早有预料，如果自己不避居香港，恐怕旁边倒垃圾的老头，就是自己了。

　　但实际上，让黄金荣去扫大街，不过是一场“危机公关”。在此之前，因为群众愤怒，“黄金荣可杀不可留”的口号响彻上海滩，黄金荣也写了一篇《黄金荣自白书》，自称“自首改过”“将功赎罪”“请求政府和人民饶恕”云云，但并未平息群众的愤怒。

　　于是就让黄金荣出来扫大街，一来对稳定社会秩序、震慑帮会残余势力起了不少作用，二来也消了群众的一口“恶气”。

　　没多久，就停止改造黄金荣了，毕竟已是风烛残年的老人。

　　三个月后，1951年8月16日，杜月笙病逝，终年63岁。

　　杜月笙病逝时，只留下了大约10万美元的财产。除了分配给家人外，还单独留一份给那些有生活困难的门生。对待追随他的人，杜月笙有情有义，至死都还挂念着。单这一条，就让许多江湖大哥自叹不如。

　　1953年6月20日，黄金荣因发热病倒，昏迷了几天，就闭上了眼睛，时年85岁。

　　至此，青帮三大亨时代，彻底落幕。

　　一个月后，14K创始人葛肇煌因脑充血在香港逝世，终年59岁。其子葛志雄登上14K龙头宝座，但帮会已经开始分裂，葛志雄只是名义上的老大，36个分支组织各自为政，对外都称“14K”。

　　这一年，新义安创始人向前被港英政府驱逐出境，他只带了最得宠的三太太去了台湾。5岁的向华强和3岁的向华胜留在了香港。

　　至此，新义安由向华炎领导，14K由葛志雄接任，香港黑社会翻开了新篇章。

　　也是这一年，37岁的曾启荣生了个儿子，名叫曾志伟。 

08

　　向华炎看起来很斯文，戴着一幅眼镜，江湖人称四眼龙。

　　向华炎接班前，两家都是国民党败兵为班底，多少有点井水不犯河水的意思。向华炎接班后，就不讲那些渊源和情面了。

　　只是那时的新义安，还没有跟14K火并的实力，但火并是迟早的事。

　　就像40年后郑伊健在《古惑仔》里唱的：

　　谁此刻可走出战圈，现在就要天空反转，火已再点，终须一战，清算这一段恨怨……

　　向华炎之所以能带领新义安崛起，跟吕乐有很大关系，前面说了，他们有一层亲戚关系，吕乐的发迹，也离不开新义安。

　　只有黑白两道都有人，才能黑白通吃。

　　就像当年上海滩的黄金荣，他一边在青帮当老大，一边当法租界巡捕房唯一华人督察长。他当督察长的时候，法租界破案率极高，还被称之为神探。

　　为毛？

　　因为没人敢在他的地盘闹事。后来法国总领事把他惹毛了，他撂挑子不干，一边跑去杭州玩，一边暗中指使手下在法租界闹事，法租界顿时大乱，总领事急得团团乱转，却没人破得了案，最后只好灰头土脸地请黄金荣回来。

　　吕乐和向华炎多半对黄金荣的故事有所耳闻，只是他们需要二人联手，才勉强达到黄金荣的段位。

　　向华炎当上新义安龙头的时候，吕乐也由探员升为探目。探员就是包打听，探目就是包打听的头目。

　　黄金荣当年在上海滩，也是从探员做起的。黄金荣升为探目，是因为他利用黑道的眼线，打听消息很灵便。

　　吕乐当探目，业务能力强，当然也离不开新义安的龙头向华炎的支持。

　　待这二人羽翼渐丰的时候，就开始联手对付那时风头正盛的14K。

09

　　1955年，百余名14K黑社会成员在钻石山一所学校内开“群英大会”，吕乐很快得到消息，不动声色地带着警队将之一网打尽。

　　这是吕乐第一块跳板，因为反黑有功，他被升为高级探目，离探长只一步之遥。

　　1956年“双十暴动”，成为吕乐又一块跳板。

　　10月10日，是中华民国国庆，又称双十节。流亡在香港的国民党残余分子，每年都会在这一天挂“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

　　但这一年，他们做得有点过分，以前只在自家房子上挂旗，这一年他们把一串串旗帜拉过马路，甚至强行贴在别人的房子乃至公共建筑物上。

　　干这些事的是从国民党败兵演变而来的黑社会成员，如14K、和安乐、敬义堂和二龙帮。

　　以前港英政府对双十节的庆祝睁只眼闭只眼，这次有点过分，于是政府职员接到上级指示来清理这些旗帜。

　　几十名14K成员开始与政府工作人员发生冲突，致使围观闹事者越聚越多。他们要求港英政府燃放10万头的爆竹以示道歉，还要拆旗者在蒋介石像前下跪叩头。

　　遭到拒绝之后，14K以及香港另外一些三合会如和安乐、和胜和、和胜义等混水摸鱼，乘机制造骚乱，到处随手打人，砸东西，洗劫焚烧车辆、商店、工厂、学校、工会等。

　　但这只是暴动的序幕。

　　当天晚上10点，庆祝双十的饮宴结束，大批亲国民党分子，其中多半是黑社会分子，喝了点酒，开始闹事，从九龙蔓延到大半个香港。

　　他们向左派工会掷石，冲击曾经悬挂五星旗的商户，推倒车辆设置路障并纵火，又强迫商店和路过的汽车买旗，索价5至20元不等。

　　他们用石块砸向一辆救火的消防车，司机被砸伤，消防车失控冲上行人道，酿成三死五伤。当救伤车前来救人时，同样遭到袭击。

　　一家面包公司最倒霉，暴徒们砸烂机器、烧毁厂房，停车场上的12辆货车被付诸一炬。

　　当警察出现时，他们就散入横街窄巷，警察过后，他们又重新集结，一直闹到凌晨5时。

　　10月11日，事态进一步恶化。

　　下午1时，瑞士副领事恩斯特夫妇乘坐的士被暴徒发现，竟将的士推翻，还放了一把火，的士司机及时逃脱，恩斯特夫人被烧至重伤不治丧命，甚至还有两名暴徒在翻车时被压在车底，也被烧死。

　　下午3时，九龙的公共交通全部停顿，市面上气氛紧张。

　　英政府颁布了紧急戒严令，并派出陆军进港镇压，才平息了暴乱。

　　“双十暴动”导致死伤400多人，300多家工厂、商店、学校被捣毁，直接经济损失3000多万美元，1957年港英政府紧急成立了“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即电影里说的“O记”。

　　因为吕乐之前反黑有功，在“O记”里，他扮演着重要角色。这场暴动涉及的帮会有14K、和安乐、敬义堂和二龙帮，新义安虽然也有国民党背景，却置身事外。

　　结果是，14K、和安乐、敬义堂和二龙帮此后遭受重创，而“新义安”在此消彼长之下开始壮大。

　　吕乐因反黑有功，在新界区当上了探长。

10

　　蓝刚当探长，则跟曾昭科有关。

　　对于绝大多数香港人来说，曾昭科是一个谜一样的人物。在那个时代，他的成长经历是个谜，他的祖籍地是个谜，他加入香港警队是个谜，后来他被港英政治部秘密逮捕，又被递解出境，仍然是个谜。

　　多年以后，他的真实身份曝光，人们才揭开这些谜底。

　　曾昭科，又名曾约翰，1923年出生于广州，小学毕业后来港，跟兄长入读九龙华仁书院，毕业正值香港日治时期，故此留学日本。大学时代，曾昭科接触左倾思想，熟读《资本论》。

　　1947年，曾昭科毕业回港，加入皇家香港警察并屡受重用，曾派往英国苏格兰场受训。先后任职政治部、九龙刑事侦缉处副处长等要职。

　　刑事侦缉处就是现在的重案组。

　　1958年，香港九巴总经理雷瑞德被歹徒挟持，劫匪之一是拥有“双枪虎将”之称的李卓，此人可以使双枪，据说有百步穿杨的本事，曾昭科带队破案。许多警员听说要破门入室，便吓得不敢出声，蓝刚当时只是一名普通警员，他自告奋勇，跟随曾昭科一起行动，因而受到上级嘉奖以及曾昭科的赏识。

　　此案一破，曾昭科升为华籍助理警司、警察学堂副校长，蓝刚则在深水埗警署当上了探长。

　　那时，除蓝刚以外，曾昭科还提拔过一位名叫曾云的下属。曾云有两个儿子，其中一个叫曾荫权。

　　1961年10月1日，香港警方在罗湖截获一名右腿打上石膏的男子，该男子不但身怀巨款，石膏内还有一微型底片，内容与中共特工有关，后经政治部严刑拷问，该男子供出接头人是时任警察训练学校副校长的曾昭科，一时轰动全港。

　　十多年后，广州暨南大学复办，曾昭科任外语系教授、系主任，之后获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

11

　　1962年，香港警队重设华人总探长一职，简称总华探长，从10个环头的10名探长中，选出两位人选。

　　一般总华探长只选一位，这次为毛要选两位？

　　因为那时在10名探长之中，吕乐和蓝刚声望差不多，给谁都可以，但给谁另一方都不服。于是就设置两个位置，一人一个。

　　吕乐驻守于港岛，蓝刚驻守于九龙和新界。

　　那时总华探长是当时华人在警察队伍中最大的官职。虽然曾昭科曾任警司，比总华探长级别要高，但是警司也得给总华探长面子。

　　1967年，六七暴动时，蓝刚就霸气十足地骂过警司：

　　警司有什么了不起啊！再不满意我就调走他！

　　值得插两嘴的是：

　　金庸曾在《明报》上撰文批判过六七暴动，后来遭到暗杀威胁，不得已避难新加坡；

　　六七暴动时，香港地价大跌，李嘉诚以低价购入大批土地储备。

　　四大华人探长中，吕乐和蓝刚最有代表性，也混得最好。另外两位韩森、颜雄，是在吕乐和蓝刚辞职后，才升为探长的。

　　但没办法，香港人喜欢搞“四大”，什么四大探长、四大家族、四大黑帮、四大才子，以及四大天王。

　　关于四大黑帮，我插一嘴，因为那年代香港有很多黑帮，不同时期的四大又不大相同，所以导致不同人心里的四大黑帮也有不同，但新义安和14K，是公认的两大黑帮。所以我也重点写新义安和14K。

　　吕乐口中的四大黑帮还有义和。新义安、义群的老大都是潮州人，所以他们也被称为潮州帮。义群老大吴锡豪主要贩毒，《追龙》里甄子丹演的跛豪就是以吴锡豪为原型，刘德华演的雷洛就是以吕乐为原型。

　　二人一黑一白，联手敛财。 

12

　　四大探长之所以牛逼，是因为当时香港的四大黑帮（新义安、14K、义群、和胜和），都给足他们面子。

　　多年后，吕乐在台湾接受采访时称：

　　我就根本不用亲自抓人，有案件要破，就开口同黑帮老大要人！

　　新来的警务处长一上任，也要礼贤下士，来拜访他们，否则，香港的治安就会大乱，而警方根本无法制止。

　　这跟黄金荣在上海法租界如出一辙。

　　吕乐为四大探长之首，还因为他的辖区是港岛，这是香港最繁华的地方。在这里，他位高权重，纵横在黑白两道之间，呼风唤雨，敛财无数。

　　一方面，他有警探“红”的一面，办事雷厉风行、果敢决断；另一方面，又像“黑”道人物一般，巧取豪夺、仗义疏财。

　　他既向上司行贿，也向下级收贿，同时也利用手中的权力，向辖区所有机构收取好处费，同时充当他们的保护伞。

　　收贿这件事，就是曾志伟老爸曾启荣干的活。

　　那时的香港，警察与黑社会沆瀣一气，警察管黑社会，黑社会管治安。

　　在1959至1968年期间，吕乐父母先后在尖沙嘴、筲箕湾、观塘、沙田、港岛半山及湾仔区，购入当时合共三百多万的物业。

　　据悉，吕乐当时买楼非常豪气，喜欢的物业，一口气购入几个单位甚至几层楼，也曾一口气买整幢大厦，筲箕湾道299号便是其一，如果未被拍卖持有至今，市值近2亿。

　　1967年，警方为了压制猖獗的贪污活动，对调了吕乐与蓝刚的辖区，这样一来，原本管辖区里的关系都作废，去新的辖区要重新捋清关系，又需要费一些周折。

　　身价五亿的吕乐才懒得再干下去呢，而且警方开始反贪污，48岁的吕乐感觉不妙，于1968年辞职退休，第二年，49岁的蓝刚也提前退休。

　　蓝刚退休的这一年，16岁的曾志伟代表香港到韩国踢青年杯。正是因为踢足球，他结识了武术指导刘家良，后来进入影视圈。

　　1970年，22岁的向华强来到台湾，见到了分别十多年的父亲向前，身形健美的他在街头饮茶时被星探发掘，开始在一系列功夫片中跑龙套。

　　那时20岁的向华胜在做餐饮生意，做得还不错，三年后，账面余额达到百万时，他创立了自己的第一家电影公司——永胜影业。

　　那一年，他23岁。

13

　　四大探长疯狂敛财的时候，有人在疯狂圈地，其中代表人物就是李嘉诚和霍英东。

　　1957年，开塑料厂的李嘉诚偶然在杂志看到“塑料花”在欧美市场非常受欢迎，于是在生产塑料桶之余，又经营起“塑料花”产业。

　　很快，“塑料花”就为他赚取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桶金。

　　那时的霍英东还在卖楼花，即预售按揭购房。

　　李嘉诚有了第一桶金，便也开始卖楼花的业务，不仅如此，他还开始大量收租物业。虽然资金回笼慢但极其稳定，日后一旦升值，能获得更高回报。而事实也证明了李嘉诚的眼光毒辣，极富远见。

　　霍英东则将目光投到建筑材料业。他开始进军海底采沙业，成为“海沙大王”。

　　为了增强实力，他收购了美国人的太平岛船厂，在香港开创了中国人收购外国公司的先河。

　　到1965年，香港地产业陷入低潮，霍英东联合广大房地产商召开香港地产建设商会第一届会董会议，他被推举为会长，并连任20年之久。

　　在黑帮和警界贪污盛行的年代，商界也难独善其身，只好兼济一下黑帮了。

　　李嘉诚和霍英东，一个来自潮州，一个来自广州。

　　恰好新义安和14K也是来自潮州和广州。

　　于是，一个成为新义安等潮州帮的幕后金主，一个成为14K的幕后大佬。

　　多年后，李嘉诚长子被绑架的时候，就想通过潮州帮来解救，后来还请霍英东的14K帮忙。

14

　　吕乐、蓝刚退隐后，香港警方急需用人，才于1971年6月，将韩森提拔为新界总华探长，颜雄也升了一级，接替了韩森留下的油麻地探长之位。

　　两个月后，韩森敏锐地觉察到不妙，也退休了，于是颜雄接替了总华探长之位。

　　1971年11月，香港第25任总督麦理浩上任，警界的贪污分子离大限之期不远了。

　　麦理浩，1917年出生，殖民时期曾派驻马来西亚，后来在英国外交部工作。

　　甫一上任，麦理浩就发现香港的腐败已严重到令人发指的程度。再不惩治，香港必将大乱。但惩治腐败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整个警察队伍，从上到下都腐败，要怎么查？

　　一个名叫韩德的警司，1954年加入警察行列，至1973年因腐败而入狱，19年共攫取非法财产500万港元。他在入狱时面对记者却显得十分坦然，说：

　　我只是运气不好，碰到点子上了。贪污在香港警察队伍中是一种生活方式，就像晚上睡觉、白天起床刷牙一样，是非常自然的事。

　　但韩德还不算大老虎，仅仅查处一个韩德难以平民愤，那时香港总警司葛柏贪污的线索被警方掌握，可是没有证据也端不掉他。

　　葛柏是英国人，1922年出生于英国伦敦，比吕乐和蓝刚小两岁。新任总督麦理浩上任后，他就感觉势头不妙，以妻子身体欠佳为由，决定于1973年7月20日退休。

　　结果，在那年4月，警务署长接获报告，指控葛柏贪污。一调查，他的总薪金为89.19万港元，但他的总财产竟有437万港元。

　　但是，那年6月，葛柏却跑掉了。

　　香港总警司都被调查，吕乐蓝刚韩森颜雄曾启荣等至少42名华探纷纷出逃，后来又分别逃到巴西和台湾，值得一提的是，吕乐也劝过大毒枭吴锡豪离开香港，但他看不清形势，留在香港，最终被捕，判处30年有期徒刑。

　　葛柏的潜逃导致积聚已久的民怨爆发，香港爆发了“反贪污、捉葛柏”的大游行。为平息民愤，港英政府成立调查委员会，彻查葛柏逃脱原因及检讨当时的反贪污工作。 

　　1974年2月15日，港英政府才在民意压力之下宣布成立了廉政公署。

　　4月，葛柏于英国被捕，但葛柏贪污的证据没有，最后还是韩德作污点证人，才将葛柏告上法庭，但韩德只能提供葛柏部分贪污的证据，更多的证据四大探长肯定有，但他们都潜逃了，最终葛柏被判入狱4年，关在赤柱监狱。

　　1979年，葛柏出狱，当得知吕乐贪污了5亿港币，是他的100倍，而且还逍遥法外时，恐怕会哭晕在厕所。

　　那时吕乐在台北买了一栋豪宅，没事就约韩森曾启荣之流喝茶聊天。当他们聊到当年的总警司葛柏时，恐怕一口浓茶都忍不住会喷出来。

15

　　廉政公署成立后，确实惩处了很大一批警界贪污分子，但是如果继续查处下去，恐怕所有的警察，无一幸免。

　　1977年10月下旬，1万多名警察联名向警务处长控诉他们对廉政公署的不满，表示政府如不制止此事，他们将集体罢工。后来，近百名警察冲进廉政公署，毁物伤人。其他警察对此纷纷呼应，准备再次冲击廉政公署和港英政府。

　　最终，港英政府不得不颁布特赦令，指令廉政公署停止追究警察在1977年1月1日前所犯下的一切腐败行为，但案情特别严重或者逮捕令已经发出的除外。

　　此后香港警界腐败得到了有效扼制。

　　但是香港的黑社会却发展得更加迅猛，为毛？

　　惩处腐败后，香港警力需要一定的补充，于是警官学校大量招生，黑帮趁机安排一些小弟混进警官学校。

　　香港警界进入“无间道”时代。 

　　此前四大探长时代，古惑仔怕警察，探长才是最大的黑社会；“无间道”时代，潜入警界的卧底得听命于帮会大哥。如此，反而更利于帮会发展。

　　虽然警方也持续地在打击黑社会，但通过卧底的通风报信，顶多抓捕一些小角色。

　　而古惑仔们，也开始嚣张起来，还会出现指着警察鼻子骂娘的景象，为毛？因为警察上面还有廉政公署约束，即便是古惑仔，如果他没有犯罪不能随便抓捕，更不能随便刑讯。

　　在这期间，和胜和曾有七年独大于香港，那时和胜和有两位少年大哥，一个叫“拿渣”，一个叫“斧头”，其手下小弟发展迅速。

　　“拿渣”成名后江湖人称“大哥成”，“斧头”成名后江湖人称“大佬原”，二人各拥上万人马，当时“大佬原”略逊“大哥成”一筹。

　　“大佬原”不甘人后，1982年转会新义安。一时间新义安一家独大，到90年代，其会员发展到10万之众，除了龙头向华炎外，还有总管林原和“五虎十杰”。

　　新义安通过勒索、收保护费、贩毒、高利贷、开设色情场所、非法开赌、走私等攫取巨额利润。同时也经营企业，例如电影制作公司、金融投资公司和酒楼等。

　　14K也不遑多让，后来胡须勇为龙头，会员约有13万、14万之多，在世界各地，荷兰、美国、东南亚等均有分部。

　　虽然人数比新义安多，但因为分散在世界各地，所以在香港的会员并不比新义安多。

　　需要说明一下的是，香港有三位胡须勇，因为他们都留着胡须，名字中又带个勇字，所以江湖人称”胡须勇“，除了14K老大外，张柏芝老爸张仁勇也有两撇漂亮的胡须，于是也叫“胡须勇”，后来张仁勇赌债缠身，因为同名，所以败坏14K老大胡须勇的名声，于是14K成员气不过，招来张仁勇，令其改名，还强行剃去他的胡须。

　　到90年代，香港黑社会频频插手影视圈，用枪指着刘德华拍戏，李连杰经纪人被杀，刘嘉玲裸照等等，都是当时黑社会干的。我公号曾为此写过一篇，《香港电影：被黑社会染指的日子》。

　　当黑社会还在黑社会的时候，看看李嘉诚和霍英东在干什么？

　　李嘉诚：

　　1978年，与国家领导人邓小平会面。后出任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积极迎接香港回归；

　　1989年，捐赠1000万港元，支持北京举办亚洲运动会；

　　1997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捐赠1000万美元，支持新图书馆的建设。

　　霍英东：

　　1974年，促成中国恢复了在亚洲足球联合会的席位，后积极推动中国羽毛球、篮球、排球、自行车等体育项目重返国际组织。

　　最早到内地投资的香港企业家之一，1979年，投资兴建中山温泉宾馆，1983年，在广州兴建白天鹅宾馆，受到邓小平同志的好评。

　　1985年起，成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后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担任重要职务。

　　1997年，香港回归。

　　多年后，14K元老陈惠敏回忆称：

　　在香港回归前夕，有很多的人金盆洗手或者隐退江湖。但回归之后，还有不少的黑帮组织。不过现在的社会已经过了用拳头说话的时代，从之前的赌场转至现在的茶楼、牌馆，都在寻求一个“财”。如今产生利益矛盾，是坐下来喝杯茶，吃个饭，而不是之前的拳头定胜负！

　　正所谓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利益的地方就有黑帮。

尾声

　　蓝刚，1989年在泰国病逝，终年69岁，逃犯；

　　韩森，1999年在台湾病逝，终年82岁，逃犯；

　　霍英东，2006年在北京病逝，享年84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吕乐，2010年加拿大病逝，终年90岁，逃犯；

　　曾启荣，2011年在台湾病逝，终年94岁，逃犯；

　　曾昭科，2014年在广州病逝，享年91岁，政协委员；

　　颜雄，生卒不详，一说定居泰国，逃犯；

　　李嘉诚，香港首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