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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和很多女性用户打过招呼后,即便我没有隐瞒我的学术目的和身份,她们也不太愿意接受访谈。最终,我只成功访谈了一位女性用户,还是通过一位男性用户介绍的。”
“知道”(nz_zhidao)跟你谈谈,一位女教授的田野调研 。
安装软件、浏览资料、锁定目标、搭讪、线下约见、发生性关系,最后不再联络。
这种发生在社交媒体上已婚男性的“交友”行为,在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程萍的博士论文《社交媒体中的婚姻与个体》一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3月)中,被称为婚外性行为“生产链”。程萍发现,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匿名陌生人社交媒体已成为某些已婚男性婚外性的“共谋者”。他们中一些人,将性和婚姻、家庭剥离。
2015年,程萍正在攻读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博士学位,她决定将该话题作为博士论文的研究起点。程萍进入社交媒体软件“刷来”(某知名陌生人社交软件,出于研究伦理的考虑,本书进行了化名处理)“潜伏”了三年。原本,她希望呈现的是两性研究,但由于“基本没有女性愿意接受访谈”,程萍将研究对象聚焦为软件上的已婚男性,最后通过参与式观察和无结构访谈的方式,访谈了28名具有明显婚外性目的的已婚男性。他们在书中以“M+数字”代称。
在程萍看来,这群访谈对象的共同画像是拥有矛盾复杂的内心。例如,一位销售经理虽然觉得自己爱妻子、爱家庭,却疯狂做着他认为伤害妻子的事情,在外派工作期间,同时和三个女性维持着婚外性关系。
对程萍来说,研究不是一个单向索取的过程。每当程萍把学术访谈的想法告诉对方,常常会收到好奇的提问——女性们怎么看这个问题、其他被访者有没有类似的行为,甚至怀疑自己是否有生理疾病,“他们配合我,也是希望通过我了解社会其他人的看法”。
2023年2月12日, 程萍和南方周末记者聊了聊她的这场田野调查和思考。
每天平均10条搭讪信息
南方周末:社交媒体上的婚外性现象是如何进入你的研究视野的?
程萍:硕士毕业后,我在一个传媒类院校任教了将近十年。大约从2012年起,我观察到,陌生人社交媒体铺天盖地涌现了。上课时,我注意到学生时不时会用“摇一摇”交友。那个时候,似乎每个人都有种很兴奋、新奇的感觉,每天都去刷,点赞、评论的页面一拉也可以很长。我的学生和亲戚,向我推荐了书中的交友软件“刷来”。他们说里面很好玩,可以谈恋爱、交朋友、聚会,人也被刻画得很具象,有头像、签名和动态。新闻传播研究背景带来的敏感让我隐约觉得,这样的软件会给生活带来一些变数。
到了2015年,媒体开始报道离婚率升高的新闻。有观点认为,背后藏着社交媒体这个“隐形杀手”。我越来越意识到,社交媒体必然会嵌入我们的生活,这促使我去关注现代婚姻家庭与社交媒体之间的关系。
南方周末:起初研究是怎么进行的?有没有包含一些能够提高被“搭讪”可能性的策略?
程萍:2015年,在同类型App的竞争中,刷来在产品开发和用户体验方面发展迅速,能帮助我更好研究用户如何在平台上“使用与满足”,因此我选择它作为我的田野调查地点。下载软件后,除了单位、住址、电话这些真实的个人信息没有放上去外,性别、年龄和职业这些基本的人口特征,会和现实生活保持一致。保持一致的考量有两点,我想研究的主要是男性,所以我的账号需要是女性,另外我的年龄比较成熟,来搭讪的也是已婚男性为主。
另外,“刷来”等级是用户活跃度、综合魅力和消费能力的体现。要想跟别人建立关系,就需要保持一定的活跃度。当时我基本每天在线,还通过设置LBS技术(地理实时技术),允许系统自动更新地点,和默认对他人显示我的距离。我也会把自己看书时摘抄的笔记作为动态发表。从2015年到2018年7月,我发表了四百多条动态,刷来等级达到了LV.54。这样潜伏了下来。
南方周末:来搭讪的男性是如何被你说服,成为被调研的对象?
程萍:三年中,我每天平均会收到10个男用户的搭讪信息。当我地理位置发生变动时,就会成为“附近的人”这个功能里的“新面孔”,从而收到更多打招呼的信息。这或许跟新鲜感有关,当出现新面孔时,人们肯定会好奇。
搭讪的方式很多样。有的很直接,直接就问“约吗?”;有的比较委婉,会说“怎么好像没在附近看过你”,但聊着聊着也会把话题引向“约”。如果发现有明确的婚外约炮目的,我就会向他们介绍我的研究,也会承诺保护对方的隐私安全。这样下来,我大概和80位男性用户有了双向的交流。
也有不少意外。一些人会为了接受访谈而提出要求,比如有人要求我给他介绍女学生,有的会对我进行照片或语言上的挑逗。遇到这种情况,我会礼貌作别。
最后通过便利抽样挑选出来28位男性用户,他们基本是对研究有参与的诚意、具备已婚身份条件、对软件有持续的使用度,而且希望通过软件约炮的人。我对他们进行了深度线上访谈,在可能的情况下辅之线下访谈。
穿帮了怎么办?
南方周末:这些已婚男性一般会采取什么策略在社交媒体上呈现自己?
程萍:自我呈现的方式比较简单。一些人会在网名和签名中直接表达交友诉求,比如样本M26的网名是“品味的男人”,M11的网名是“猥琐的胖子”,M01的签名是“人生得意须尽欢”,M09的签名是“再不疯狂就老了”。但在状态设置上,比较常见的是设置为“隐身”,再通过不停“换面具”更改个人资料,不断逃离熟人,将自己藏得更深。每次我和他们打招呼,都需要重新确认下是哪位受访者。
南方周末:对于婚外性的形式或成本,他们会有什么考量?
程萍:金钱成本不是他们的主要考虑。看电影、吃饭、开房、送个小礼物,这些都是在可以承担的范围内。再加上陌生人可以随时抽离的关系,他们一般也不会在社交媒体上与女性发生太深的经济纠葛。
他们大多会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尤其是在目标的筛选上,最好是家庭稳定、已婚的女性,或者是离异、独居的女性,这样比较容易形成稳固、安全的关系。另外,他们会给自己设一个底线,不能影响到他的家庭稳定。如果对方在没有通知的情况下来找他,或者对方的感情已经越界,他们可能就会拉黑对方,或者直接把女性吓走。
南方周末:这些男性不担心会穿帮吗?
程萍:访谈对象M02是一名销售经理,最极端时,他外派到一个城市工作,和三个网络上认识的女性维持着婚外性关系,以至于他自己后来也很无所适从。他问我,万一她们知道自己住的地方、穿帮了怎么办?其实他自己也非常害怕。
南方周末:妻子不会有所察觉吗?
程萍:他们有战略型和战术型两种策略。战略上,作为一个已婚者,他们会尽量在家表现平常,扮演好丈夫、好父亲、好儿子的角色。当然,一部分人对配偶和子女的感情也是真实的,不能完全说是一种表演。
在战术上,他们会通过把软件藏匿在某个文件夹,或者随时安装和卸载来隐藏,例如M05在上班时安装软件,下班时卸载,M01在出差时装,回家时卸。有的还可能会约定联络暗号,M16的秘诀就是,平时从不联系,想联系的时候就试探性给对方发一个笑脸,M02则会发一条房地产广告信息给对方。还有的会避免留一些开房的记录,比如M20、M26就直接在外面租一套房子,定期幽会。
自我合理化
南方周末:你还提到,部分受访者排斥和反感消费主义导向下的色情交易,更喜欢追求和普通已婚女性之间的两情相悦、两性相吸,怎么理解?
程萍:我在研究过程中也会困惑。如果我们用以前那种“男人就是下半身动物”的刻板印象去理解他们,好像就太单一了。在研究过程中,我发现他们在追求生理需求之余,还有某种浪漫的情感需求。他们排斥色情交易,认为职业的“太塑料”、没有感情,更喜欢展开金钱无涉的、自愿的性实践,这种交友对象也可能会被美化成“知己”,所以实际上性和情还是很难完全分离的。比如样本M24,他是一家国企的高管,他表示,不找小辈,不找同事。他希望找的是和他价值趋同,能交流现实和情感的人。
南方周末:社交媒体时代婚外性的原因,和过去有差异吗?
程萍:“婚姻不幸”和“男人本性”是他们常用的说法,但访谈后发现,有的受访者还会将其归因为“圈子文化论”。比如私营业主M26会强调自己的圈子里会带“情人”出去聚会,甚至会互相保密。在他们的圈子里,性是一种潜在的地位象征,或是增进友谊与信任的工具。也有一部分男性会提倡“性享受论”,在他们的观念中,性和爱情、婚姻、家庭的联系在慢慢减弱,变成一种身体的享受,一种单纯的休闲和娱乐方式。
也有一些受访者是觉得在家庭里没有得到充分的情感满足,婚外性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平衡和补充。
也有“男人征服论”。对M21来说,对陌生漂亮女人的征服让他兴奋。这被他们视为构建男性气概的方式。
南方周末:你也提到,恰恰很多已婚男性的婚外性,是以婚姻稳定性大于一切为前提的,“偷尝禁果”的行为仍然是在强烈的社会道德规范下进行的,甚至有的妻子会选择默许而成为丈夫的共谋者。怎么理解这种“稳定性大于一切”的生活哲学?
程萍:只能说是个人利益最大化的选择。有学者提出,中国的婚姻很多是低质量但高稳定。例如,一个家庭如果解体,就要面临财产分割、孩子抚养权还有社会资本等问题。对M28来说,婚姻的意义还在于各种亲友圈、朋友圈、同学圈的维护,一旦离婚,就容易失去各种帮助。而在M02和M17看来,自己不能离婚的理由是岳父母对自己很好,甚至在买房子时给予了资助。学者翟学伟提出过“报”的概念,对这些男性来说,妻子对他们“恩大于情”,他们用给予对方婚姻稳定或家庭完整作为“报”。而一些不掌握财产的妻子,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把孩子抚养长大,等到条件成熟了再离婚,也是基于现实的考量。
“基本没有女性愿意接受访谈”
南方周末:这么看,社交媒体究竟是打破了婚姻的稳定性,还是加固了婚姻的稳定性?
程萍:仅从研究来看,陌生人社交媒体为某些已婚男性释放自我提供了可能性,某种意义上是他们实施婚外性行为的“共谋者”。
不过,社交媒体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有限。换言之,恰恰是为了维护婚姻稳定这个底线,他们才会借由社交媒体这种低成本、高收益的方式,进行婚外性的越轨行为。在他们看来,这是面对婚姻、家庭和性欲冲突时,能做出的最佳选择。
南方周末:在他们的话语结构中,似乎建构起了一种“合理性”,但这种行为仍然是对道德、忠诚的挑战,你在研究过程中有没有过这种心理矛盾?
程萍:毫无疑问,这些已婚男性对婚姻的不忠是客观事实。但我也意识到,这群男性用户是矛盾的个体,在访谈过程中,他们有些人也把自己的脆弱、挣扎扒开了给我看,而且这颠覆了传统意义中的男性气质。对M01来说,虽然他声称不享受家庭,但微信朋友圈里都是妻子和儿子。
这种矛盾也启发我思考,在主流的认知体系里,男性是否被单一化了。
南方周末:这种主流的性别认知体系对女性的影响呢?你为什么没有研究女性的婚外性行为?
程萍:实际上,由于受到父权文化的影响,女性的性欲是比较受压抑的。国外学者吉登斯就曾提出,性的双重标准对女性来讲意味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角色,一方面是贞节,另一方面则是放荡。如果她在性方面特别开放,会很难被社会接受。相反,男性的婚外性,可能还会被认为是一种男子汉气质。
对女性的规训也对我的研究直接造成了影响。起初,我想做的是两性研究。但在和很多女性用户打过招呼后,即便我没有隐瞒我的学术目的和身份,她们也不太愿意接受访谈。最终,我只成功访谈了一位女性用户,还是通过一位男性用户介绍的。由于女性样本没办法成立,才将已婚男用户作为研究对象。
南方周末:作为一部学术作品,讨论网络婚外性,对于现代婚姻面临的困境有什么意义?
程萍:这启示我,很多时候我们还没有做好与组建家庭相关的心理建设或技巧培训,就迷迷糊糊进入了婚姻。以受访的已婚男性为例,他们很多是把结婚当做生命周期的必经阶段,缺乏对婚姻权利和义务关系的严肃思考和了解。样本M28把结婚看作是完成任务,而M09把婚姻看作是生活的目的,甚至很多受访者的婚姻长期严重不稳定,这在一定意义上为婚外性的发生提供了土壤。尽管社交媒体时代有了新的渠道方式,但人们依然难以建立起真正的亲密关系。现在恋爱、分手甚至性,都可以在网上进行,而一旦软件卸载或关闭,两个人的关系就会陷入松散脆弱的状态。
如何增强对两性的理解,如何重视起对婚姻家庭的教育指导,以及未来智能化时代,科技会对人们的亲密关系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这需要我们用社会学的想象力持续思考和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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