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手术后脑梗去世，医生竟隐瞒了一个重大问题

6月10日，江苏省宿迁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名神经内科医生隐瞒手术重大问题，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近日，江苏宿迁朱先生因父亲突发严重脑梗症状送医抢救，朱先生才发现，不久前医生称成功植入父亲颅内血管的高价进口支架竟然“消失”了。眼看事态败露，涉事的操刀医生方才承认，此前的手术未能成功放置支架。

涉事的宿迁市第一人民医院相关医生称，“我做了这么多手术，没做成的时候很少，当时这个支架没放成，我觉得很打脸，感觉有点不好看，下不了台。”齐某称当时确有侥幸心理，对于未能安装支架却仍收取费用，其表示，“支架没有用，但也浪费掉了。你说不收费，去哪儿出这个东西？那还得让医院贴钱，我也怕处分。”收据显示该进口颅内支架47000元。

6月11日，记者探访涉事医院，医院内的专家介绍栏上仍挂有涉事医生简介，医院工作人员称涉事医生近期已无门诊排班。

北京安剑律师事务所周兆成律师表示，如事件属实，那么涉事医生的行为可能构成了医疗事故，其所在医院也需承担相应责任，具体责任程度及赔偿比例的认定，需第三方机构进行权威的医疗鉴定。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该医院及医生还涉嫌伪造病历、侵犯患者以及家属知情权等，患者家属可以向当地的卫生行政部门进行举报，如属实，当地卫生行政部门可以对此进行处罚，如性质严重，涉事医生可能会被吊销医生执业许可证。

医生未成功植入支架 却告知家属手术成功并收费： 觉得打脸下不了台

综合潇湘晨报、澎湃新闻报道，朱先生介绍，他的父亲62岁。在今年3月18日，因反复胸痛，被送到江苏宿迁第一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住院治疗。

3月28日，朱先生父亲被转入宿迁市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内科继续接受治疗。

3月31日，朱先生父亲接受脑动脉造影手术，神经内科副主任医生齐某为主刀医生。手术记录显示，朱先生父亲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其左侧椎动脉颅内段闭塞，右侧椎动脉颅内段、基底动脉重度狭窄。

4月6日，齐某再次作为主刀医生，对朱先生父亲进行经皮基底动脉支架植入术，术后告知家属手术成功。

朱先生提供的病程记录和手术记录均显示，手术过程中，齐某将一枚Neuroform Atlas 4.5/21支架系统，输送至病变狭窄段释放。记录中多次提到，血管狭窄问题已在手术中得到改善。

4月10日，朱先生父亲出院，家属结清了住院医疗费用，合计12万余元，部分自费。当日收费票据及相关明细显示，该手术卫生材料费近10万元，其中，Neuroform Atlas进口颅内支架47000元。

5月4日，朱先生父亲又突发严重脑梗，这距离上次手术不到一个月。他先被救护车送至江苏省宿迁市泗洪县分金亭医院抢救。但这次CT检查发现，其颅内段部分动脉已严重堵闭，同时未发现此前植有支架。

朱先生称，因不相信这一结果，将父亲转到宿迁第一人民医院，曾作为主刀医生的齐某此时才承认，之前未能在患者颅内血管成功植入支架。

得知真相后，朱先生一家连夜将朱老汉转送至南京鼓楼医院。5月10日，朱老汉在该院再次接受支架植入手术，但术后，其颅内基底动脉已全部血栓堵闭导致大部分脑干损坏，但术后，其颅内基底动脉全部血栓堵闭导致脑干损坏3/4以上。

6月7日中午，朱先生父亲去世。

明明手术没有成功，医生为什么要隐瞒这一结果？

在朱先生提供的录音中，齐某说表示，“说实话，我做了这么多手术，没做成的时候很少，当时这个支架没放成，我觉得很打脸，感觉有点不好看，下不了台。”

支架没放成，去哪里了？

齐某称，支架一般预装在微导管上，但在手术过程中，导管抵达病变处被推出时，并没有看到支架自动释放撑开的显影，“360度转圈就是看不到，这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齐某猜测，可能是支架存在出厂质量问题，或在推送过程中出现脱载的情况，也有可能支架始终“就在微导管里”。但当家属询问其是否留存微导管，齐某称，“已经扔了。”

“我做完手术后的心情非常复杂，当时确实有一点侥幸心理，因为（手术）做完后患者的血管很好，血流没有支架也完全够用。”齐某称。对于未能安装支架却仍收取费用的情况，齐某表示，“支架没有用，但也浪费掉了。你说不收费，去哪儿出这个东西？那还得让医院贴钱，（我）也怕处分。”

一位神经内科医生认为

可能与支架不合适有关

据环球时报健康客户端6月10日报道，根据现有报道内容，北京某三甲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生万医生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基底动脉介入手术风险极高。狭窄程度超过70%的重度狭窄，需要及时进行干预治疗，否则可能危及生命。治疗方法包括口服药物、介入手术等，介入手术方式包括球囊扩张、支架植入术。“无论采取哪种疗法，都需要以患者为中心，选择最适宜的疗法。介入支架手术主要由两到三名医生完成，一名医生主刀，另外一两名医生辅助，并记录手术全过程。”

万医生分析称，齐某提到支架到达基底动脉位置进不去，可能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可能与使用的支架类型、型号、长短不合适有关，导致在指定位置无法撑开；二是技术水平不足。“此时，医生应第一时间告知家属，尽早转到更有能力的医院，为患者实施手术。”

万医生表示，齐某将支架消失归因于支架脱载和质量问题，是其为手术失败找的一个借口，因为目前临床上支架脱载的发生率极低（不到1%）。后续经CT检查也未发现支架，很可能是被其扔掉了。虽然手术是由主刀医生全权负责和指挥，但手术不成功，却记录为“成功”，有可能是整个手术团队共同隐瞒的结果。正是由于手术失败，又未及时告知家属，才给老人后续再次发病、身亡埋下隐患。

按照《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第二十二条，患者可以采取以下四种维权方式：（1）医患双方协商解决（2）共同委托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解决争议（3）向卫生行政部门投诉，通过行政调解方式处理争议（4）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通过司法程序解决争议。

据澎湃新闻，由于未能和宿迁市第一人民医院协商一致，朱先生决定采取民事诉讼，希望追究医院和医疗人员的医疗过失责任。

涉事医生已无门诊排班

据潇湘晨报、澎湃新闻，宿迁市第一人民医院官网信息显示，涉事医生齐某为医学硕士，副主任医生，脑卒中中心介入医疗组组长，先后在多家医院学习研修神经病学、神经介入治疗。江苏省医学会介入医学分会神经介入学组委员、江苏省卒中学会神经介入专委会委员。

信息显示，齐某从事神经介入手术10余年，擅长全脑血管造影术、颅内外血管狭窄支架置入术、慢性闭塞血管开通术，尤其擅长急性脑血管闭塞取栓开通手术，累计手术量4000余例。

据央广网，6月11日，记者探访宿迁市第一人民医院，院内的专家介绍栏上仍挂有涉事医生齐某的简介。宿迁市第一人民医院官网公布的排班表显示，齐某在今年的1月至5月均有门诊排班，但6月未出现在排班表中。

该院门诊的一名工作人员称，齐某最近不出诊。记者拨打该院官网公开的联系方式后，一名工作人员也表示，齐某近期没有门诊排班安排，住院工作、手术安排等情况其暂不知晓。对于医院是否在调查处理此事，记者致电宿迁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其接听后未作回复并挂断电话。

记者多次致电宿迁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截至发稿前，未获回复。

官网显示，江苏省宿迁市第一人民医院，是当地唯一一所公立三级甲等综合医院，于2016年7月19日正式运营。医院由江苏省人民医院统一管理，现有1715人，其中卫生专业技术人员1510人，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346人（含博士后1人、博士7人），研究生占比22.9%；高级职称236人、中级职称494人，中高级职称占比48.4%。

医院和涉事医生可能承担什么责任？

北京大学法学院孙东东接受环球时报健康端采访时指出，上述事件虽属医疗行业中较罕见的情况，但也暴露出相关管理问题，“明知手术失败，有可能出现不良后果，却没有采取相应的措施防范，放任了不良结果的出现，而且还向患者的近亲属隐瞒事实真相，性质就变了，就不是一般的医疗过失了。”

据澎湃新闻，“故意隐瞒支架的情况比较少见，但性质较为恶劣。”上海政博律所主任律师王政告诉，其从业以来，只接过两起隐瞒支架植入情况的医疗纠纷案件，但终以调解的方式和解。他认为，在本起事件中，若患者家属反映的情况属实，不管医院方对医生故意隐瞒支架未能植入、伪造病历虚构手术经过等情况是否知情，当发生医疗纠纷后，若存在医疗责任，则赔偿责任主体为医院，而非医生个人。因此医院无论是否知情，负有的法律责任程度都一样，“医院应承担主责以上。”

按《民法典》1221条规定，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未尽到与当时医疗水平相应诊疗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承担赔偿责任。当地卫生行政健康主管部门可能还会依照《医疗纠纷预防处理条例》的规定，对医院和医生进行处罚，如果性质严重，有可能吊销该医生的医生执业许可证，具体处罚由有关部门按照相应规定执行。

据澎湃新闻，多位关注医疗纠纷的律师向分析表示，目前单凭患者家属提供的住院病历记录、涉事医生的电话录音等内容，无法判断医院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失，须进行鉴定。不过，涉事操刀医生的隐瞒行为，已经违反了《民法典》和《医生法》等相关法律和医生职业道德规范。若经过当地卫健委调查，证实其行为与患者死亡存在因果关系，性质严重的，涉事医生会被吊销行医执照，还可能因涉嫌“医疗事故罪”，被追究相关刑事责任。

9日晚，逝者的儿子朱先生告诉记者，老人已下葬，但其并未告知是否已进行尸检。对此，有律师表示，由于涉事医院的手术记录等病历涉嫌伪造，司法鉴定已存在一定难度，若老人未能接受尸检，死因难以明确。

此外，针对支架未能植入却被收费的情况，接受采访的律师均认为，从现有证据来看，该笔费用应当由院方承担。有律师还提出，如果支架费用通过医保结算，涉事医院可能存在骗保嫌疑。

如何防范类似案件的发生？目前从国家法律到行业规范都有详细的规定。《民法典》是基本法，体现了医患双方具有法律地位的平等性，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去年3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生法》第三章明确指出，医生在执业过程中的行为准则，包括基本义务、专项义务等；2018年10月1日施行的《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则细化和明确了部分具体的规范要求。此外，中华医学会制定的相应诊疗规范、技术规范等，也都有明确规定。“关键在于执行落实！”北京大学法学院孙东东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