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灭绝人性的“小恶魔”，最后变好了吗

昨天聊了轰动全国的“邯郸少年杀人事件”，其实，类似的案例近年来屡屡发生，并且每次都会引发争议。

当然，之所以引发争议，并不在于公众对于此类行为恶劣程度的认知上有差异，如果是一个成年人做出了如此恶劣的行径，自然会受到刑法的严厉制裁，这点毫无争议。

很多人不满的焦点在于，一个同样的“罪行”，为什么仅仅因为罪行的实施人未成年，就可以如此“轻判”？

这样轻描淡写的惩戒，对受害者和家人公平吗？能够对这些未成年人渣起到惩戒作用吗？防止其下一步犯罪吗？

即便因为未成年人心智未成熟，不能对其行为承担法律责任，但我们今天对他们的“轻判”就能让他们在成年后变好吗？

我们来看几个案例。

01

2018年12月2日，湖南益阳沅江市泗湖山镇一位12岁的男童吴某康在家中用菜刀杀害了自己的母亲。

仅仅因为这么一件小事，12岁的孩子就残忍的杀害了自己的母亲，案件一经曝出，就震惊社会。

随后传出的消息更是引发社会热议：因不满14周岁，按照中国刑法规定，可以不负任何刑事责任。在被关押三天后，吴某康被警方释放。

被释放后的吴某康关心的不是如何忏悔自己可怕的罪行，而是关心自己能否重回学校上学。面对学校以及学生家长们的反对声，12岁的吴某康不以为然：“我杀的又不是别人，我杀的是我妈”，“学校不可能不让我上学吧”。

这种异于常人的冷静和冷血，一直贯穿在吴某康杀害母亲的前后，令人不寒而栗。

就这么一个典型的杀人小恶魔，如此草率、不受惩罚的放归社会，正如人们所担心的，如同给身边人埋下了一个定时炸弹，不知道何时就会爆炸，再次伤害他人。

古今中外类似的案例不胜枚举。

上个世纪80年代，日本一群年龄在16-18岁的辍学高中生，对一名17岁女孩进行了长达41天的囚禁和折磨，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

在女孩被折磨致死后，他们还将尸体灌在水泥里。

这就是震惊整个日本社会的“绫濑水泥杀人案”。

然而，即使是如此超乎想象、泯灭人性的罪行，在检察官希望4名嫌犯能与成人犯罪受同样的刑罚时，法官仍然以嫌犯年龄不足，而将他们以少年犯受审。

4名凶手最终仅仅以伤害致死罪被起诉，分别被判处了5年到20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在。

因为此案的性质太过恶劣，在当年的日本，法院的审理结果也引发了公众的强烈不满，当时的日本媒体纷纷表示，这些“小恶魔”不应受到少年法的保护。

法律对未成年人网开一面的初衷，当然是为了期望这些未成年杀人犯从此改过自新，重新做人。

然而，结果是什么呢？

中村高次曾在自己的网志以说笑的口吻回忆这件事，对此毫无反省；

案件主犯宫野裕史出狱后，再次涉嫌欺诈和经济犯罪被逮捕；

小苍让涉嫌绑架、监禁、施暴伤害一名男性友人，被警方逮捕；

凑伸治因杀人未遂被逮捕入狱；

几名杀人犯的相继再次犯案，引发日本社会强烈震动，纷纷讨论《少年法》的实施标准及存在的必要性。

人类对恶魔姑息的结果，很可能是更多的恶魔。

2016年1月18日，广东番禺的小学女生小樱（化名）正走在去学校参加期末考试的路上，结果却被游荡于此的韦进木盯上，他把小樱拖入高架桥底的绿化带暴力殴打、伤害致死。

韦进木是罗播乡凤镇村人，生于1997年，案发时才刚满19岁。

然而仅仅19岁的韦进木，却并非第一次杀人。

年仅13岁时，韦进木就曾掐死同村的4岁男童，因不满14岁没有被判刑；

年满14岁时又持刀重伤一名6岁幼女，并且试图将女孩儿淹死在水里，被判刑6年，就这6年牢都没做够，于2015年11月减刑后被提前释放。

两个月后，流窜到广州的韦进木就碰到了小樱，犯下了强奸杀人罪。

面对这些杀人恶魔，我们不禁会追问：

我们有何理由放任他们，一而再、再而三的去伤害无辜之人呢？

仅仅是因为，杀人小恶魔还有可能变好吗？

02

我在文章《从华人在美国的“遭遇”，看国人对“法治”的误解》里提到，法律精神有个很重要的原则，那就是绝不应让罪犯感觉到，违法是可能被鼓励的。

杀了人，非但不会被追究刑事责任，甚至还得到了平日得不到的关照，这种啧啧怪事，会给这些杀人小恶魔什么样的心理暗示，显而易见。

从这些没有经过法律惩罚，或者刑罚过低，从而再次伤害他人的案例，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如果我们丧失掉这个基本的法律原则，会给社会和其他人带来什么样的威胁。

那么，是不是说，从小冷酷无情的杀人恶魔，就没有可能变好了呢？我们的社会哪怕为了这个可能性，做出一点努力都只是徒劳的呢？

我们来看另外一个的案例。

玛丽·贝尔是个十岁的英国小女孩，她有着一张纯真可爱的面容。

但是，就在这张纯真可爱的面容下，却隐藏着异乎寻常的邪恶。

1968年5月25日，三个男孩在一座废弃的房屋玩耍时，发现了4岁男童马丁·布朗的尸体。

警方在马丁的尸体上没有找到任何暴力袭击的痕迹，却在尸体旁发现了一瓶空的阿司匹林药瓶，于是警方以误食药片的原因草草结案。

据马丁的阿姨和母亲回忆，在案发后，玛丽和伙伴罗拉曾多次对她们进行骚扰。她不但笑嘻嘻的描述马丁死亡的惨状，还对马丁的母亲说：“我知道马丁死了，我想看看马丁在棺材里的模样。”

在学校的图画课上，玛丽画了一个趴着的小男孩，姿势和死去的马丁一样，在男孩身边还画了一个药瓶，旁边还附上了段话：“上周六，妈妈送我到诺玛那里玩，我们在路上走着，看到很多人围着一座老房子。我上前问是怎么回事，原来那儿躺着一个已经死了的小男孩”。

但这些诡异可怕的作品并没引起老师的注意。

老师认为，小姑娘的作品，只是取材于马丁之死。

没有受到关注的玛丽变本加厉，她多次强调自己杀了人，甚至公然写下“我杀了人，现在我能回家了”的字条，可大家仍把这当成是恶作剧不予理睬。

于是第二桩杀人案发生了。

1968年7月31日的夜晚，警方在铁路旁的废墟中发现了3岁男童拜恩的尸体。

拜恩一头金发十分乖巧。

当天拜恩的姐姐曾寻找过他，而玛丽和罗拉则“热心”的带拜恩姐姐去铁路旁，不久前的铁路旁死过一个小男孩，这让拜恩姐姐心中升起不祥的预感，所以她拒绝前往。

这个预感救了拜恩姐姐一命。

短短2个月，死了两个儿童，震惊了整个伦敦。

在验尸后，警方得出一个结论——掐死受害者的凶手，力气比较小，可能只是个孩子。

于是他们对居住在附近的上千名孩子，进行了地毯式排查。

当警方在询问玛丽时，玛丽告诉警察，自己看到了凶手，一个邻居的8岁男孩，曾经对拜恩拳打脚踢。

警方于是开始全力调查这个8岁男孩。

但很快，警方发现男孩当时在机场，拥有充足的不在场证明。

这让警方对玛丽产生了怀疑，同时，玛丽之前声称8岁男孩在玩一把坏掉的剪刀，而现场剪刀这一物证，恰恰是警方并未对公众公布的绝密物证。

警方怀疑，玛丽应该是拜恩死亡的目击者，或者就是凶手本人。

他们重新调查玛丽，故意套她口供，说有人看见你和罗拉在铁轨附近转悠了。

小姑娘笑了：“这都能看见，这个人视力一定很好。”

玛丽作案时，附近并没人，如果有人看见，一定是在特远的地方。

警察觉得这是个破绽，马上追问，为什么一定要视力好才能看见？

她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却一点没慌，解释道：“视力特别好，才能看见不在场的人。”

就这样，警方盘查了玛丽很久，却一无所获。

转机出现在了玛丽的同伙罗拉这边。

在警察的盘问下，罗拉全招了，说两个男孩都是玛丽杀的，自己没动手。

“玛丽用手掐死了小男孩，掐的他舌头都吐出来了......玛丽警告我保守秘密，否则她会用同样的方式对我。”

1968年冬天，玛丽和罗拉，因为谋杀罪被起诉。玛丽和罗拉被带到法庭上进行审讯，庭上挤满了媒体记者。主控律师一开始便指出，谋杀拜恩和谋杀马丁的是同一个人。

法医报告显示，在拜恩和马丁的尸体上都发现了玛丽的衣服纤维，此外在拜恩的鞋子上也发现罗拉的衣服纤维。

尽管关于罗拉是否有罪还存在疑问，但没有人质疑玛丽是凶手。关于玛丽，唯一存在的争论是，她究竟是一个患有后天病态的小女孩，还是一个天生的“魔鬼”？

在法庭上，玛丽的父母如同表演，一会儿大哭大闹，一会儿歇斯底里。

而陪审团注意到，每当父母哭闹的时候，玛丽总以一副憎恶的眼神注视着他们。

玛丽的母亲贝蒂是个妓女，脾气暴躁，经常打骂玛丽。每当小玛丽尿床后，她总用恶劣的言语羞辱她，还把床单挂出去给邻居看。

而玛丽的父亲总要求玛丽在外面称呼他为“叔叔”，以此可以领取政府发放的单亲补助。

这样扭曲的家庭让玛丽从小便养成孤僻、冷漠的性格，甚至当母亲打她的时候，她也不哭，只是用目光冷冷盯着母亲。

因为非常好斗，并且经常伤害小伙伴，因此没有人愿意和玛丽当朋友，除了13岁的罗拉。

从小生长在这么一个扭曲的家庭，玛丽在法庭上却对自己的家庭情况只字不提。

如果她在法庭上说出幼年经历及其在家中所受的虐待，如果她表现得可怜软弱一点，她很有可能得到法官的同情。

经验丰富的儿童心理学专家奥顿认为，他从来没有见过像玛丽一样倔强的小孩，她非常的复杂、聪明、冷酷，而且很危险。

在玛丽被审讯的过程中，她如同一个久经法庭的老手，冷静、早熟的行为让陪审团对她产生不了一丝的怜悯之心。

于是，陪审团经过不到4小时便得出一致裁决玛丽杀害拜恩和马丁罪名成立，被判处“终身拘留”。“终身拘留”实际上是一种不明确的刑期，它有可能是终身监禁，也有可能是被关几年后放出来。

当听到判决结果的时候，这个年仅10岁的小女孩才终于忍不住哭了出来。

由于玛丽是未成年人，监狱和精神病院都不适合她，最后她被安置在一间全部关押男孩子的少管所——红河堤教养院。

从1969年2月到1973年11月，玛丽在红河堤教养院待了3年9个月。

16岁时，玛丽被转入一家女子监狱，三年后，转入成人监狱。

就这样，玛丽整个青少年时代，都是在各种监狱里度过的。

在经过了一次越狱事件后，玛丽彻底消停下来。

1980年5月14日，在服刑12年后，因为在狱中表现良好，玛丽假释出狱了。

出狱后，这位曾经杀害过两名男童的杀人犯的第一份工作居然是在托儿所，在保释官的反对下，玛丽去做了服务员。

在生活回归正常后，玛丽和其他普通人一样恋爱、结婚，并于1984年5月25日，生下一个女孩儿。

因为玛丽10岁时就杀了两个孩子，所以法院考虑，要剥夺玛丽对女儿的抚养权。

但玛丽辩称“假如说我小的时候是个魔鬼，但现在的我已经完全是一个正常人了”，这番真诚的表达打动了法官，她被授予匿名权，从此可以用新的名字开始新的生活。

在隐姓埋名、躲避媒体十几年后，1998年2月，玛丽再次回到了聚光灯下——她的个人传记《听不见的哭声》出版了。

此举再次让她再次点燃了英国社会的怒火。

许多人批评，这个满身罪恶的人竟然还能靠贩卖自己的故事发财，就连英国首相布莱尔也公开指责玛丽的无耻。但玛丽辩称，十几年来，小报一直对她的小道消息孜孜不倦，她希望完全公开以后，人们就会对她失去兴趣。

随着个人传记的出版，当时十几岁的女儿才知道，自己的母亲是一个杀人犯。

女儿问她：“妈妈，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呢？”

虽然得知真相的女儿原谅了自己，但玛丽为了保护自己女儿的匿名权，开始反击舆论。

2003年5月21日，在英国最高法院，玛丽经过激烈的辩论，成功将英国对青少年罪犯的身份保密的法律，由18岁调整到永久保密。

这一法案后来被称为“玛丽·贝尔法案”。

也因为这个法案，玛丽在2004年拿到了大英帝国司令勋章。

2009年，玛丽的女儿生子，玛丽当上了外婆。

从1980年出狱至今，玛丽已经正常生活长达38年。

看了这个案例，当我们再次面对“从小就是人渣，甚至天生的恶魔，还有可能变好吗”这样的问题时，我们可以做出肯定的回答了。

是的，从小就是“人渣”，依然有可能变好，但是一定要注意，前提是必须经过法律的惩罚和社会的矫正。

如果没有强制性的矫正，昔日的少女杀手会成为持续危害社会的成年杀手，还是今日慈祥有爱的好母亲，答案不言而喻。即便因为未成年人因为身心发育还未成熟，对自己的行为还缺乏完全自控的能力，法律考虑了减轻处罚并给与了充分的改过自新的机会。但是，这些灭绝人性的“小恶魔”在逃脱法律制裁，或者减轻刑责之后，是不是真能变好呢？“绫濑水泥杀人案”似乎给了我们另一个答案。

这些小恶魔不但毁掉了一个花季少女，让她承受了令人发指的折磨，在减轻处罚后，也毁掉了自己的人生和自己所在的家庭。

甚至有种说法是，因为“杀了人都不会被判死刑”的直接影响，日本青少年犯罪率，在古田顺子一案的判决之后，出现了逐年上升的趋势：从1992年的 8.9人/十万人，上升到了1998年的 12.5/十万人。可以说，这一事件的量刑过轻，以及教育改造的失败，事实上导致了一代日本的年轻人对法治的藐视态度。

尤其是在1997年 - 2003年间，不但青少年犯罪率居高不下，甚至还出现了“愤怒的17岁”这一群体：很多恶性犯罪的青少年的年龄，都徘徊在17岁上下的年纪。仅仅是2000年一年间，便发生了7起17岁少年作案的实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