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岁的Mai曾经在东京的一家医院工作。当疫情席卷病房时，巨大的工作压力让她难以承受。作为单亲妈妈，她急需资金抚养家庭。在较高薪水的吸引下，她进入了性产业，最初从事成人电影拍摄，随后成为一名“到府服务”的性工作者，即前往客户家中或酒店提供服务。提供2小时的服务，她可以赚取30000日元(约190美元)。
Mai只是日本庞大地下性产业中数十万从业女性之一。这一产业年产值估计在2万亿至5万亿日元(约120亿至310亿美元)之间，深深交织于男性社交生活之中。2022年的一项研究显示，48%的日本男性曾购买过性服务，而英国这一比例仅为11%。63岁的东京居民Hagiwara回忆道，自己刚入职公司时，曾被资深同事带去风俗店，这在当时被视为一种入职仪式。30多岁的Emu也表示，周围大多数男性都至少去过一次。
然而，立法者对该产业的容忍度近期承受着巨大压力。两起导火索促使日本社会重新审视管理性工作的复杂法律与惯例。第一起是一起恶性犯罪：去年执法机关救出了一名被拐卖至日本并被迫在东京风俗店工作的12岁泰国女孩。第二起争议则是东京红灯区附近的公园周边，公开招揽顾客的女性日益增加。虽然涉及的女性数量相对较少，但公开招揽在法律上属于违法行为，这一现象打破了公众的心理底线。
日元贬值带来的效应让这一公共议题更加复杂。不少外国游客慕名而来，部分游客也在公园附近寻求服务，相关视频在网络上迅速传播。参政党领导人Kamiya Sohei在视频中直言这种情况令人痛心。愤怒背后折射出一种受挫的尊严感：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日本经济鼎盛时期，前往海外进行性消费的是日本男性，而如今情况却发生了翻转。
执法部门决定采取行动，针对街头招揽行为展开查处，多名女性被拘留或逮捕。然而权益人士指出，仅惩罚卖方而不追究买方极不公平。PAPS妇女权益组织的Kanajiri Kazuna表示，警察带走女性时，买方却在旁冷笑。在议员提出质询后，日本首相Takaichi Sanae指示日本法务省重新审查现行做法并考虑改革。
这引发了关于如何完善 法律执法的广泛讨论。部分女性主义者主张引进北欧模式，即对买方定罪同时保护卖方免受起诉。Kanajiri Kazuna认为，购买性服务是对女性的一种暴力形式。但也有观点担心，严惩买方会将性工作推向更隐蔽的地下，使女性更容易遭受暴力。Siente性工作倡议团体的Nakayama Misato指出，将性工作完全犯罪化忽视了女性的主体性，合理正当的从业也是一种谋生方式。
要达成实质性改变，不仅需要针对街头招揽，还需要厘清室内风俗业的法律漏洞。以“泡泡浴”为例，顾客名义上是支付洗浴费用，若在此过程中发生性行为，监管部门通常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科廷大学的Takao Yasuo指出，这体现了日本监管地下产业的典型做法，即优先将不光彩的现象挡在公众视线之外。议员Shiomura Ayaka指出，许多保守派议员对女性性观念开放较为敏感，公开招揽因此被视为社会秩序失序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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