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主义是人类公敌

　　【万维读者网】香港凤凰网11日转载财经杂志文章：恐怖主义是人类公敌 。全文如下。



“9·11事件”——恐怖主义史的新阶段

“9·11事件”在近代史上第一次把这种“恐怖的底限”也突破了，成为一种彻底的“超限”作恶。这样的邪恶前所未有


“恐怖主义”（terrorism）一词起源于法国雅各宾专政时期，韦氏大辞典的定义是：“有组织地使用恐怖，特别是作为一种强制手段”。大英百科全书的定义是：“对各国政府、公众和个人使用令人莫测的暴力、讹诈或威胁，以达到某种特定目的的政治手段。”它可以指极权主义的国家行为，即大英百科全书前述词条列举的：“阿明在乌干达的残酷统治是以谋杀、失踪和拷打为特征的。庇隆在阿根廷实行半法西斯专政，留下了恐怖遗患。其他许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遭到极权主义政府的统治。伊朗国王的秘密警察萨瓦克、斯大林的克格勃、希特勒的盖世太保都以惨无人道、目无法律和人权而令人恐惧。”它也可以指非国家的政治势力或个人的暗杀、爆炸、投毒等暴力活动。

与一般的专制、战争等暴力政治不同之处在于，恐怖主义一是“令人莫测的”暗中行动，二是打破任何规则的、不择手段的“超限”暴力。

在人类历史上的野蛮时代，各民族都有过视暴力为当然、无规则可约束的状态，同时那时暴力的“技术”水平低下，可以说虽无规则之限却有技术之“限”，因而不存在严重的“超限”恐怖，也就还没有作为大恶的恐怖主义这一概念。但是坚持和平反对暴力仍然是人类古已有之的理想。我国墨家的兼爱非攻思想、世界许多宗教的杀生之禁都是它的体现。

到了近代，一方面人类的文明进步使人道、法治、和平与人权的呼声大倡，反对暴力、尤其是反对不择手段的“超限”暴力成为跨文化的普世价值，几千年来人们在难免的各种暴力冲突中，以无数生命和血的代价逐渐达成的约束暴力的共识即所谓规则也已经成为人类文明的现实基础。另一方面，暴力技术的发展使恐怖的危害越来越大，突破技术之“限”后的暴力如果没有规则之限，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反对恐怖主义越来越成为人类面临的严重问题。

恐怖主义不同于一般暴力。20世纪以来反对一般暴力的和平主义作为一种高调的普世理想在人类的各个文化中都大有发展。像作为印度教徒的甘地、作为基督徒的马丁·路德·金和作为穆斯林的鲁戈瓦，以及20世纪后期日益发展的绿色和平运动，直到今天在美国呼吁反战的和平主义者，都是反对一切暴力的。现实世界离这种阳春白雪式的理想还很遥远。而其他各种“主义”者尽管为各自所理解的正义，乃至为各自的利益冲突而在一定前提下承认或使用暴力，也很少歌颂或鼓吹崇尚暴力的。对于那种歌颂或崇尚暴力者，人们谓之军国主义、法西斯或极权主义，但即使是他们，也不敢公然鼓吹“超限”的暴力（尽管他们常常实际那样做）。“9·11事件”之所以至今无人承认是自己所为，也正是因为这一点。

而其他各种“主义”都是反对恐怖主义的。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不必说了，马克思主义是主张暴力革命的，但像暗杀这样的恐怖活动也为传统马克思主义所拒绝。当年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对民粹派的政治恐怖活动、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清末革命党人的政治暗杀活动的批判是众所周知的。然而这些“恐怖主义”尽管符合自雅各宾时代这一名词形成之后的公认定义，却还因其具有“为理想而献身”的精神而可以赢得某种同情，乃至至少得到同一理想信仰者的崇敬。如果对这一类“恐怖主义”需要反对但还可以理解，那么对“9·11”式的“超限恐怖”凶徒人们只能厌恶与憎恨。对前者，人们可以在谴责其恐怖行径时指出他们袭击的对象也是不义者，而对于故意屠杀无辜的“9·11”凶徒也这样说，就是岂有此理了。

像俄国民粹派、中国清末革命党人、19世纪的爱尔兰芬尼亚党人与意大利烧炭党人这类“恐怖主义者”虽然也从事暗杀、爆炸这类活动，但他们的目标毕竟还是明确的敌对军政人员而不是老百姓，是自己冒险、牺牲而不是强迫、裹胁他人，尤其不是强迫非敌非我的无辜者为我送命，因此他们还有令人尊敬之处。必须指出，像俄国的不少民粹派之所以采用个人恐怖行动，如菲格涅尔所说，正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没有权利强制他人作出牺牲，只能希望自己的牺牲可以“唤醒”他人并使之主动行动。因此他们虽然事业无成并被贬称为“个人英雄主义”的恐怖活动家，实际上他们的人格要比那些使用组织纪律强制动员人们去献身的“运动型革命家”要高尚。

而运动型暴力（包括常规战争）虽然难免出现强制性献身，并且其暴力对象也难免伤及无辜，但一般总还不是有意针对无辜者的。然而二战以后，劫持民航机、绑架人质这类专门针对无辜者的暴行在许多恐怖主义行动中成为常见模式。“恐怖主义”也因此成为一个不分左右、不分文化而为人类公害的罪行。这种罪行与菲格涅尔式的民粹派恐怖活动已经大有区别：第一，它不再是“认为自己没有权利强制他人作出牺牲”的理想主义者个人行为，而是以严厉的会党式纪律强制动员的有组织的行动者，其中不乏被裹胁的非自愿“炮灰”（包括纯粹强征和自愿加入但无法自愿退出的“贼船”上人），因而行为者的道义色彩已大大褪色；第二，与“运动型暴力”不同，它的直接暴力不再是针对确定的目标——敌方军政组织及其成员，而是专门针对无辜者，因而其行为后果的罪恶性也大为突显。正因为如此，它受到的普遍谴责要比传统民粹派个人恐怖者与传统“运动型革命者”都严厉得多。这种类型的恐怖主义，可以以20世纪70～80年代频频发生的“巴勒斯坦式劫机”为代表。

然而比起“9·11事件”来，“巴勒斯坦式劫机”还不是完全“超限”的：第一，从行为者一方看，这种恐怖方式虽然纪律强制动员色彩大增，因而比民粹派更可能裹胁非自愿者被迫“献身”，但其强制动员主要还是属于某种“组织纪律”，所谓上贼船容易下船难，被裹胁的主要还限于已经上了“贼船”的组织成员，一般不会裹胁组织以外的不相干者；第二，恐怖行为的主要方式是以杀害无辜相威胁来与对手讨价还价，一般不以杀害无辜为行动第一步的实际内容。换句话说，即使这类恐怖活动并非一般暴力，它还是多少有一些“规则”。正因为如此，文明社会也形成了处理这类恐怖事件的一系列“习惯法”，例如为保护旅客安全禁止在空中与恐怖分子搏斗、更禁止空中攻击被劫持飞机并有责任保护其安全降落，等等。换言之，这类恐怖活动虽然可恶，但从某种意义上讲还算是以“超限”之恶谋求有限目标，因而给对方也留下了进行“有限”博弈的可能。它自己已是“超限”为恶，但还不至于逼迫对方也“超限”作恶。也正因为如此，至少在一部分人看来这种行为尚有可同情之处。这也就是为什么这类恐怖活动一般都还有人（组织）敢于出来声称对之负责。

“9·11事件”在近代史上第一次把这种“恐怖的底限”也突破了，成为一种彻底的“超限”作恶：一方面，恐怖分子以被劫持的大型民航客机本身作为“人肉炸弹”去屠杀更大范围的无辜人群，实际上是以第一次恐怖行动（劫机）来裹胁了大批不但无辜、而且并非其组织成员的平民百姓与他们一起充当“人肉炸弹”。这些机上乘客既非自愿、甚至也并非“上船容易下船难”，而是同“贼船”毫无瓜葛地被裹胁进了一场空前的恐怖暴行。另一方面，“9·11”恐怖并不是以杀害无辜相威胁来与对手讨价还价，而是把大规模屠杀无辜本身作为行动第一步的实际内容。它使得对方进行“有限”博弈的可能也面临极大威胁，实际上，这就是不仅自己“超限”作恶，而且逼迫对方也作出“超限”反应。若不阻止这种恐怖的蔓延，则此前文明社会对付恐怖事件的一系列人道原则都将难以为继，全世界都将沦入“超限”恐怖的灾难。“9·11”灾难发生后美国被迫取消“乘客安全优先”原则，不仅表彰机上搏斗而且规定空军可以击落不听警告的被劫持客机，就是一个例子。

正因为这样的邪恶前所未有，所以与此前的恐怖活动一般还有人出来承担责任不同，“9·11事件”至今无人认账。即便是塔利班与本·拉登，除了幸灾乐祸之外也并未承认这一所谓“为了信仰而不择手段”的罪恶是自己所为。

当时美国有人称这次事件为“21世纪的珍珠港事件”，这是为进行战争动员而出现的说法。实际上“9·11事件”与珍珠港事件无法类比。且不说“9·11”灾难造成的无辜者死亡等损失比珍珠港事件大得多，其性质更有很大不同。珍珠港事件针对的是军事目标，属于两国间由政府承担责任的战争行为，如果不就日本法西斯在世界范围内的反人类行径而仅就珍珠港事件本身而言，它只有不宣而战（“先战后宣”）的犯规之举可以说是违反了“国际（战争）法”，却很难说是反人道罪行——日本人的反人道罪行发生在南京、潘家峪、平顶山与桂河桥等许多地方，但不是发生在珍珠港。而“9·11事件”不仅从劫持民航机到袭击都市商业中心都是针对无辜平民的屠杀，而且也没有任何人（包括被指为疑凶的本·拉登等）出来承担道义责任。这无疑是最卑鄙的谋杀！

当然，正如海湾战争之后的情况一样，国际社会这种空前一致的谴责并不会一直持续。随着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如果美国人的反应失去控制，比如国内出现针对阿拉伯人或穆斯林的种族、宗教迫害而公共权力与制度安排不能有效制止，比如在对外“报复”中失去理智而超越限度地使用武力造成不必要的平民伤亡，那么人们就有理由转而批评美国乃至以行动反对美国。但即便如此，“9·11事件”中的恐怖主义罪行也不会得到宽恕。正如海湾战争以后十年来批评美国制裁伊拉克过于严厉的声音逐渐高涨，但却没有什么人为当年萨达姆蹂躏科威特的罪行翻案一样。也正如今天人们可以批评乃至以实际行动反对犹太人国家以色列压迫巴勒斯坦，但却决不会有人为当年纳粹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罪行翻案一样。



莫尔怎样抨击“弑君者”：评“弱者对强者可以不择手段”论

世界上只有不择手段的邪恶，从来没有什么“不择手段的正义”



恐怖主义问题的起源复杂，简单的谴责是远远不够的，恐怖主义问题的解决更需要大贤德大智慧和社会机制与制度的改进，决不是简单的报复所能奏效。我们下面将会就此提出一些看法。但是所有这些看法都要以一些底线性质的常识判断与良知判断为前提。我们所要捍卫的是做人的底线，这不是什么“主义”的问题。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国际主义者”还是“民族主义者”，丧失这个最起码的底线还能叫人吗？

所谓“弱者对强者实行‘绝望的反抗’可以不择手段”的说法是一种可耻之论。且不说弱者与强者并不等于正义与非正义，即便是“正义的弱者反抗不义的强者”也决不能“不择手段”，尤其不能不择手段到故意滥杀无辜的程度。人类的先贤曾以古希腊作品《弑君者》的评论表明了这一道理，这部作品讲述了这样的故事：古希腊某城邦为暴戾的昏君所统治，某公民企图暗杀他以解放人民，然而他先遇到了并未作恶的暴君之子并将之杀死，随即扔掉匕首逃匿。不幸的暴君见到儿子的尸体后，悲痛绝望之中用这把匕首自杀身亡。于是弑君者便出来吹嘘自己的功绩，并要求奖赏。

人们能肯定这种行为吗？即使在和平主义并不流行的古代、在认可以暴制恶的极端派思想家那里，答案也是断然否定的。激进主义的古代先驱托马斯·莫尔就指出：如果这个“弑君者”真的杀了暴君，那无疑是应当受到赞美和奖赏的；但他杀的只是个弱者。尽管这在客观上导致了暴君之死，但莫尔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暴君之死是天意，即便杀人者也有除掉他的愿望，却并未抗强犯难，因此他“利用上帝旨意，贪天之功，厚颜求赏”便是可耻的。他应该要么杀掉暴君本人，要么谁也不杀。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弑君者”相对于暴君而言的确是弱者，但莫尔谴责他杀了无辜者时不仅因被害者无辜，而且因被害者相对于凶手而言也是弱者。换言之，所谓“弱者反抗强者可以不择手段”的说法在实践中首先是以不择手段地屠杀更弱者为前提的。如果习惯于中国传统中王子权势的人们不容易理解古希腊城邦政治中“暴君之子”是弱者这种说法，那么“9·11事件”中被劫持客机上面对歹徒的无助旅客、世贸中心大楼上面对旷世暴行无法逃生的各国和平雇员之为弱者则是毫无疑问的。那些不择手段地屠杀了他们的歹徒哪里谈得上什么“弱者反抗强者”，这些歹徒首先是恃强凌弱者，而且是不择手段地、“超限”地恃强凌弱！

我们知道人性是有局限的。人要不为恶，必须有所“限”——道德的自律与制度的他律。一个人或一个组织如果处在所谓“弱者”地位时尚且能够不受制约地“超限”肆虐于更弱者，即毫无自律，他律也管不了他，那么万一他改变“弱者”身份、甚至成为“强者”后，谁能说他不会“超限”肆虐于所有的人或整个社会？！

事实上不仅“9·11事件”，一切关于为了所谓正义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说法都是邪恶的谬论，这种谬论下的恶行人们见得多了，从奥斯威辛到古拉格，从南京大屠杀到波尔布特暴行莫不如此。无论在哪种“文化”、哪种“主义”中，一个基本的常识是：所谓正义，所谓善，归根结底都是对“某些事情做不得”的承认。墨子所谓非攻，孔子所谓勿施于人，摩西所谓十戒，都是对某种“限度”或底线的持守。因此正义与不义、善与恶之别，实际上就是择不择“手段”之别、有限与“超限”之别。于是“不择手段的善”本身就是个如同“黑色的白”那样的伪概念。有所不为谓之善，无所不为谓之恶。换言之，世界上只有不择手段的邪恶，从来没有什么“不择手段的正义”。无恶不作而谓之“求善”，则假恶丑之尤也。



评“以恐怖主义反对霸权主义”论

“超限”的恐怖主义与“有限”的霸权主义相比，其邪恶的程度不是一个数量级



即便“9·11”屠杀真的是“以恐怖主义反对霸权主义”，它也照样是十恶不赦的。原因再简单不过：如果不附加条件，“恐怖主义”与“霸权主义”并不是一对逻辑上可以并列比较的范畴，不适用“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思路。如上所述，恐怖主义与非恐怖主义之别是为恶“超限”还是“有限”之别，而霸权主义作为一种恶与其他什么负面的“主义”是此恶与彼恶之别。恶不分彼此，都有“超限”与否的问题。“以恐怖主义反对霸权主义”的说法要有意义，它只能是指：以恐怖主义反对“非恐怖的”或曰“有限的”霸权主义。然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以恐怖反霸权”之说尤其令人厌恶。因为“超限”的恐怖主义与“有限”的霸权主义相比，其邪恶的程度不是一个数量级。

不少好心人呼吁美国在“9·11事件”之后反思自己的外交。美国的外交——可能还不仅是外交——当然值得反思。可是我真担心，“9·11”屠杀如果被证明“有效”地迫使美国作了检讨，这个“手段”还不被恶棍们奉为法宝？而人类就真的万劫不复了——今天可以用“恐怖主义打倒霸权主义”，明天就可以用“恐怖主义打倒专制主义”，后天还可以用恐怖主义打倒资本主义或者其他主义，最后，就是恐怖主义打倒一切非“恐怖”的“主义”！

霸权需被憎恶，但今天我要说，我希望霸权主义被国际平等主义、国际民主主义、多边合作主义、绿色和平主义等等所遏制，甚至宁愿看到它被无论什么左派主义、右派主义、资本主义——只要它们不是“超限”的——所遏制，但决不愿看到它被“超限”的恐怖主义所遏制！因为常识告诉我们，大恶战胜小恶决非祥兆。俄国作为冷战中失败的一方，作为北约东扩的首当其冲者和巴尔干等地地缘政治利益的当事人，对美国霸权的敏感决不会下于我们，对NMD之类的挑战更是如骨鲠在喉。但俄罗斯在“9·11事件”之后不仅采取了包括开放领空与基地等异常措施支持美国，而且针对当时广泛流传的俄罗斯希望通过支持美国反恐怖行动来换取美国放弃或延缓建立国家导弹防御系统（NMD）的传闻，普京总统给予了坚决否认。他说，我们不想，也不会做这种交易！联合反对恐怖主义是一个完全独立的问题。



美国遭袭的真正原因

美国的确不是因其承担的国际义务（包括在承担义务的理由下出现的不当行为即所谓霸权），而是因其自由、民主、开放、人权而受到攻击的



美国人不是天使，他们过去作过恶，今后还可能作恶（包括因此次可能“报复”过当造成的恶）。当然美国人也行过善，以后还可能行善。到底美国人是善大于恶还是恶大于善，以及具体到某件事是善是恶，可能都有争议。但是，即便美国人恶多于善，这就会导致（姑且无论应不应该，这里只讲客观上的“导致”）他们受到这种恐怖袭击么？

众所周知，所谓恶有恶报只是人们的一种道德愿望，历史上更多的是相反的事例。过去的暴君恶政、极权帝国可谓多矣，德国纳粹、日本军阀作恶决不比美国少吧，他们为什么没有受到这种袭击？前者绝对比后者更容易受到不择手段者的伤害。这才是“为什么那些人不炸别人，偏偏要炸美国”的真正原因。美国社会的自由、开放、老百姓的人权保障和官方不能为所欲为，这一切虽然无疑都不是绝对的，但它不仅与专制国家、极权国家和其他封闭型国家截然不同，即使在西方世界也比大多数国家更为自由和开放，因此也使不择手段者更为有机可乘。

众所周知，美国的安全技术手段是世界一流的，但政治恐怖事件在美国的发生率仍然较高。从华盛顿到克林顿42位总统中有四人任内遇刺身亡，还有里根等几位遇刺。遇刺身亡者如林肯与肯尼迪等都是历届总统中最得民心者，而非恶人。“为什么那些人不刺杀别人，偏偏要刺杀他们呢？”就因为美国的政治生活高度公开而透明，总统经常在公众中，保卫措施必须尊重民权，白宫、国会乃至五角大楼都对公众开放，在“9·11事件”以前甚至五角大楼上空都不禁止民用飞机飞行。这样的状况自然使头头们面临的风险要比那些九重深宫中的恶人大得多。那些没有胆量“刺秦”却有足够的残忍来屠杀妇孺的“伪荆轲”们因此钻了空子。美国的体制珍视人命，传统上处理劫机事件时禁止空中搏斗以免危及乘客，更不用说极端的处置方式。这次恐怖分子就利用了这一点。美国的自由、开放固然主要为她的公民所享受，但对侨民移民，乃至非法移民而言其政策也远比西欧、日本等其他一些西方国家宽松。恐怖分子因此可以在美长期潜伏，生活、旅行、学习，甚至这次用来杀人的飞行技术，他们也是从美国的飞行学校学到的。

布什总统说恐怖袭击是对美国自由民主的进攻。的确，如果美国不承担国际义务，恐怖分子在其他野心得逞前（在消灭了其他地方的自由民主之前）也许不会只因为美国国内的自由民主就下如此毒手。但是像前苏联那样的霸权国家，乃至像纳粹、日本军阀那样的侵略者，由于其严密的极权控制也不可能或极少可能受到“9·11”式的攻击。至少在这个意义上，美国的确不是因其承担的国际义务（包括在承担义务的理由下出现的不当行为即所谓霸权），而是因其自由、民主、开放而受到攻击的。实际上，这样的攻击也确实不可能（且不说应不应该）使美国放弃其国际义务或曰放弃霸权——正如这几天人们看到的，美国对“9·11”灾难的反应恰恰是立即扩大了其“在全球范围内消灭恐怖主义”的国际义务——同时也扩大了出现不当“义务”即霸权的可能性。然而另一方面，“9·11”灾难却的确可能使美国的自由、民主与开放受到打击，实际上这一年来，美国已经扩大了情报治安部门的搜查、拘留、窃听权限，宣布坚持危险航向的民航机不受保护，民间也出现了针对阿拉伯人或穆斯林的种族、宗教歧视苗头。舆论普遍认为这次事件对迄今为止美国人一直坚守的生活方式和相应的制度安排造成严重挑战和长远影响，并可能迫使美国人为了更多的“安全”而牺牲一部分自由。

总之，无论从事件的发生机制还是从事件导致的实际后果看，“9·11事件”决不是什么“以恐怖主义对抗霸权主义”，而的的确确是以恐怖主义进攻自由民主，当然，首先是进攻人类良知、公理和正义。

应当说美国人民对他们的自由、开放十分珍视，几年前俄克拉荷马联邦大厦爆炸案后曾有人力主强化情报治安部门的搜查等项权力，但在民主机制下都被否决了。他们宁可承担风险，不愿减少自由。这次惨祸使“安全优先”的呼声又起，而且似乎已经发生作用。但是反对为“安全”收缩自由的声音已经作出了强烈的反弹，使得“安全”对自由的限制仍然不会走得太远。在自由与安全之间的确有一个平衡的问题，但“9·11事件”以来的事态表明，美国人民有决心也有能力在邪恶的威胁面前捍卫自己的基本自由。(清华大学教授秦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