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外国“红”孩子的中国人生

　　【万维读者网】他们在青年时期反对自己的父亲，在成熟之后又在很大程度上延续父亲选定的生活。他们走过了“中国—母国—中国 ”的人生.

1968年的一天，在北京友谊宾馆，当父亲维克托·奥乔·戈麦斯试图召开家庭政治会议时，13岁的魏克托抗议说：“你疯了。”可是如今，魏克托自己已到知天命之年，终于与往事和解。“现在我尊重我爸，”他开始理解父亲的选择， “他虔诚信奉毛泽东的思想。”

在北京友谊宾馆，在20世纪的不同时期，当一些外国人带着他们左翼政治信仰来到中国时，他们参与红色中国的各项工作，并被称为“外国专家”。按照魏克托的说法，他们的孩子，如今留在北京的还有250人左右。

这些“外国小孩”们都走过了相似的心灵轨迹。他们在青年时期反对自己父亲，在成熟之后又在很大程度上延续父亲选定的生活。即便曾为中国文化和生活所困扰，他们最终仍然回到了中国。

“我们要到毛泽东的国家去了”

在北京友谊宾馆里居住的“外国专家”的各个家庭，都是像萤火虫一样被吸引到红星照耀的中国来的。“感慨是一回事，”如今，过着标准的北京市民式生活的柯鲁说，“信仰是另一回事。”

作为著名国际共产主义战士戴维·柯鲁克的长子，柯鲁清晰地记得，到了耄耋之年，父亲对于自己的传奇一生也不无恍惚之感。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柯鲁、马凯和鸿岗三兄弟曾与同伴魏克托一起，反对住在这座宾馆里的父亲们。那时他们不喜欢“文革”，不喜欢萧条和混乱，也不喜欢呆在中国。

可是所有这一切龃龉，自1980年代中国开始拥抱市场经济时起，就统统消散了。“如果当初不来中国，我的一生会怎么样呢？”晚年的戴维·柯鲁克对长子柯鲁说，“我在这里呆了几十年，中文还是讲不好。”柯鲁能够感到，父亲是在藉此表达自己对于人生的些许遗憾。从这时起，他对父亲的一生就全部理解了。

戴维·柯鲁克的一生，在他的儿子看来，始终受到1930年代国际政治的强烈影响。他是英国人，既加入过英国皇家空军，又参加过西班牙国际纵队，后被埃德加·思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对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记述所吸引，接受共产国际委派而来中国，最终真的成为了这些中共领导人的部属。

当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外国专家们陆续迁出北京友谊宾馆。至少花了10年时间，晚年的戴维·柯鲁克才自己说服了自己：走向市场经济，是追求共产主义目标的必由之路。最终他相信，中国仍在革命，而且将沿着这条曲线到达终极理想在已经长大成人的外国小孩们看来，这种茫然反而拉近了自己与父亲的关系——以往，父辈的情感更多地投入到政治中去，常常被一些观念和词语遮蔽，令孩子们无所适从。

高天露也注意到了父亲晚年惆怅的一面。“当初我离开美国就是为了避开泡泡糖和可口可乐，但是现在中国全都有了。”1980年代，她的父亲，费兰德在家里开玩笑说。

费兰德医生是一个热情而有修养的美国人，对人颇为温和，却不容任何人对其左翼信仰加以怀疑。他因从事黑人民权运动而被剥夺了美国国籍，自从1960年来到北京后，就放弃了自己的医生生涯，先后在新华社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从事外宣工作，他认为自己的生活充实而有意义。

1989年夏天，费兰德因病去世。在其生命的末尾，信奉自由经济的高天露和哥哥不再跟他争论，也不提起外面正在发生的新闻，让他度过了一段平静的时光。费兰德在遗嘱中说，想在自己的墓碑上刻五个字，“为人民服务”，用毛泽东体。

在中国政府的帮助下，高天露和哥哥让父亲得到了理想中的墓碑。在对碑文的赞赏方面她对父亲毫无异议。

另一个外国孩子，来自秘鲁的莫沫，也这样说起自己的父亲胡安·莫里略——一位用母语写作的小说家和对外宣传工作人员：“改革开放之后他开明了很多，但是本质上还是信仰左派思想。”

莫沫提起了德国电影《再见，列宁》。像那部电影中的“儿子”一样，在通常所谓的“国际风云”方面，她也有从不与父母谈论的事情作为一个服务于境外电视台的记者，她曾私下架起摄像机，采访自己的父母。在镜头前面，父亲既骄傲又感慨，母亲则哭了。


“这也许和理想无关，只是岁月本身带来的感情，”她说，“也许是吧。”


不过，在1979年，莫里略夫妇对中国的向往却是坚定不移的。莫里略的母亲是一位华裔女人，但她当时并没有对莫沫强调，那是她的外祖母的国家，而是说：“我们要到毛泽东的国家去了。”


莫沫对这个名字有印象。1976年，她曾在利马随父母参加过一次特别的追悼会，逝者的名字令人如雷贯耳，却没有谁见过，他就是毛泽东。至今她仍保有7岁的记忆，那天有很多人哭泣。

如今，像很多外国小孩一样，莫沫还记得自己初到北京时的震惊。在从机场到市区的路上，她10岁，在前来迎接的小汽车中用西班牙语喃喃自语“中国”一词，看到的是一片陌生的景象：公路两侧除了一望无际的玉米田之外一无所有，似乎是一个荒无人烟之地。

“我们在中国的生活都是这么开始的，”魏克托说，“父亲很高兴，我们什么都不懂。”

“好像哪里都不是故乡似的”

中国不够舒适，祖国则不够亲切，“在很长时间里，中西两种文化我们都不适应，”高天露说，“好像哪里都不是故乡似的。”

在17岁第一次去英国之前，柯鲁基本上已经成长为一个标准的北京土著。尽管他从小就很明确，自己是外国人，可当时他不说英语，也根本不知道外国在哪里。除了1957年曾随家人短暂回访加拿大期间见识了很多从没见过的东西，包括动画片和尼亚加拉大瀑布，意识到世界别有洞天之外，他并不认为自己呆在北京有什么不妥之处。

1966年，戴维·柯鲁克一家去英国呆了4个月。对于正在风行伦敦的“反文化”他印象深刻。他清晰地记得那是甲壳虫乐队的第一个高峰期。

这是一段自卑感如影随形的日子。柯鲁总是怕被人们识破自己并不是英国人。在伦敦他短暂地上了一段时间学，让他对于自己在英国生活的种种设想统统破碎，“一下子心就凉了”，他发现自己身上带有明显的红色中国的印记，与英国同学们格格不入。


1973年柯鲁得到机会再次返回英国。他和弟弟退掉了中国政府给的机票，用换回来的钱，经过东南亚、南亚和西亚各国，一路乘坐公共汽车返回英国。在伦敦，他在一家零件工厂短期打了一段工，这段经历让他彻底陷落到了沮丧当中。他突然发现英国工人的口音、文化都跟别的阶层完全不一样。他觉得他们没有什么文化，除了性、酒精和足球之外别无喜好。中国的工人看《参考消息》，英国工人则看黄色杂志。柯鲁恐惧地意识到，自己如果回到英国，就很可能要过这样的生活。那时他思考问题时还用北京话：“哎哟，可别一不小心栽在这儿了。”

柯鲁缺乏进入更高阶层的自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自己身上已经打上了鲜明的中国烙印。“我感到英国年轻人无拘无束，口才极好，”他回忆说，“我自己虽然也是英国人，却表现得古板笨拙。”

对这些外国小孩来说，中国不够舒适，祖国则不够亲切，后者的丰富和繁华的往往使他们紧张不安。

“在很长时间里，中西两种文化我们都不适应，”高天露说，“好像哪里都不是故乡似的。”

高天露1967年出生在中国，在北京西颐小学上学的时候，她经常被欺负，原因仅仅是她长着黄头发。直到现在，她也不许家里的保姆使用墩布，因为那时曾被人用墩布杆打过。

当时走在街上，满街只有她和哥哥两个小黄毛。他们去王府井的时候，交通为之堵塞，人们围观的场面壮观而可怕，他们不敢移动，只好看着密密麻麻的人群挤过来，圈子越来越大。

高天露想成为中国人，希望能够跟大家一样。在上小学二年级的一天，她躲到公用厕所里，用墨水把头发抹成黑色，当她走出厕所时，立刻受到熟识的同学的嘲笑，上午做课间操时又出了汗，弄得满脸墨水，成了学校里一个著名的笑柄。

而对莫沫来说，到中国来，最初意味着一种解脱。在秘鲁，身为知识分子的父母送她去一所富人学校读书。当时的秘鲁早已是“拉美化”的典型国家，贫富差距拉大到荒诞的程度，这所学校的小学生们因此而热衷于炫耀财富，让莫沫恐惧于被人发现自己不是生于富人家庭这一事实。


在大家都一样穷的中国，她终于感到了幸福。她剪了头发，穿上打补丁的裤子，当它短了的时候让妈妈在裤腿处接上一截儿。夏天里，学校组织大家到猪圈里去挖苍蝇蛹也令她快乐，因为同学们被分成不同的小组，自己的组挖得多，她亦与有荣焉。

她加入了少年先锋队，当上了小组长。可是，学习成绩却成了在秘鲁始终是班级第一名的莫沫的噩梦。中文不行，课程自然跟不上。另外，在政治考卷上看到“请你写出你对上一段话的理解”时，她竟然会写上自己的理解而非标准答案。上到初二时她终于绝望了，放弃了做第一名的梦想，决心做一个好的少先队员。在学习雷锋活动中她做了不少好事，给暖气管刷银粉的活动中她表现出色，乒乓球比赛她积极参与，学校运动会的400米比赛她获得了冠军。

可是她仍然得不到周围人群的承认。愤怒终于开始了。1983年，莫沫钻进了学校的防空洞。为了长久地留在那里，她把父母给的零花钱都用来买电池，以便手电筒支撑得更久。在封闭的洞穴里，她与少数几个同样孤独的朋友长久地谈话，以避开上面的真实的中国。

有些东西不冒险就不能体验

阳光，狂暴，阴郁，青春。魏克托和一个外国同学把语录歌改编成拉丁节奏来唱。高天露逃回家里听古典音乐的唱片。莫沫和北京的叛逆的孩子们在紫竹院溜冰场相聚，听着音乐，蹬着四轮鞋，在沉闷的生活中飞驰而过。

1968年4月，维克托·奥乔·戈麦斯来到北京，接着又接来了妻子和4个年幼的儿子，其中一个愤愤不平。在青年时代，戈麦斯喜欢研究马克思主义，是委内瑞拉中央大学学生会的一个“头头”。他自1963年起就投身于革命运动，身为4个孩子的父亲，却全靠母亲供养。他到中国来既是出于对这个国家的期待，也是为了离开1962年通过政变上台的亲美军人佩雷斯·戈多伊政权。到北京后他平生第一次拥有了一份工作，在新华社的对外宣传部门翻译稿件。他的薪水非常高，每个月有550元的进项，当时毛泽东的工资也只有300多元。


魏克托就是那个愤愤不平的孩子，他当时13岁。这一年是决定魏克托命运的一年，也是世界历史的十字路口。这一年苏军坦克开进了布拉格，巴黎的大学生们在“红五月”运动中消耗着青春。


他的家人在北京友谊宾馆的房间里挂着毛主席像，魏克托不喜欢当时的那幅。他想足了办法，后来换了一幅《毛主席去安源》。他觉得这幅构图更好。

通过学唱“毛主席语录歌”，魏克托学会了最初的中文。他和一个外国同学把这种歌曲改编成拉丁节奏来唱，直到老师非常生气并表示自己受到侮辱之后，他才感觉到事情有多么地严重。

父亲把“文革”时期的种种做法带到家里来，魏克托很不喜欢。戈麦斯试图召开家庭政治会议，魏克托抗议说：“你疯了。”可是这种家人之间的“学习和斗争”还是会如期召开。

不过，魏克托还是在友谊宾馆度过了美妙的青少年时光。友谊宾馆的带有5米跳台的露天游泳池，每当北京夏日曝晒，它的蓝天碧水宛如人间天堂。颐和园里有一家只对外国人开放的餐厅，魏克托有时也去玩。尽管这只是一项小小小的“特权 ”，不过能够享受到终归令人快乐。

并不是每个小孩都如此乐观地生活在友谊宾馆，尤其是“文革”年代。“只有走进自己家门才会安全。”父亲费兰德喜欢音乐，家里有很多古典音乐的唱片，高天露沉浸其中，“那是一种太大的逃脱。”

费兰德的夫人季丽政是意大利人，有中国文化和艺术的两个博士学位，在“文革”中耳濡目染的各种非理性事件，“ 我母亲激着了。”高天露说。母亲有时候会与父亲吵，其实父亲也不是“文革”的支持者。费兰德自己从不参加各种政治运动，也禁止高天露和她的哥哥安地参加。他支持革命，但是认为革命必须像甘地那样拒绝暴力。

“文革”结束几年之后，“外国小孩”们仍然受困于沉郁的生活。后来他们渐渐意识到，有些东西不冒险就不能体验。


1980年代，北京的叛逆的孩子们会在紫竹院溜冰场相聚。终于有一天莫沫也去了，立刻爱上了那里。到处都是比她大一点儿的孩子，穿着喇叭裤，系着颜色鲜艳的围巾，男孩烫着大波浪，听着音乐，蹬着四轮鞋，在沉闷的生活中飞驰而过。还有几次她去了地坛公园的溜冰场，那里更疯狂，快速滑行中大家手拉着手。


这里的男孩子比学校里的有意思，人也并不坏，总听他们说打架，其实没见谁打过。溜冰场上的一个男孩一度跟她比较亲近，可是突然间，这个人不见了。最终有一天她找到他家问他是怎么回事，他也没有明确回答。十几年后，当她再回中国，某一天在街上被人叫住，她立刻认出了他。这时他才说，那时有人找到他和他的父亲，不许他与外国女孩走得太近，他的父亲对他大发雷霆，他的母亲则哭了起来。

1985年的一天，胡安·莫里略随口嘲笑女儿的出国梦：“现在有一个机会去美国，你去给我的一个朋友的孩子当汉语家教吧。”莫沫没有回答，暗自决定与几个朋友而非父母商量此事，事实上她已下定决心，一定要离开此地。

“这个无所畏惧的新世界啊”

魏克托是为求学而回到中国，高天露和莫沫则是为了照顾父母而归来，最终他们渐渐接受了这个“新世界”，留在了北京。与他们不同的是，柯鲁说不清楚自己为什么要返回中国。“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就开始想念中国。”

最终，他们又都回到了中国。柯鲁走上了与父亲截然相反的道路，如今是北京一家公司的总经理。高天露，38岁，现在担任北京蒙德梭利幼儿园的园长、教育法国国际推广协会副主席。莫沫为一家境外电视台服务。魏克托则在北京开办了一家建筑师事务所。

如今，魏克托已经在中国生活了37年，讲话时滔滔不绝，表情生动，非常熟练地使用京骂，可是无论是自己认为还是在别人看来，他仍旧是一个典型的南美人。他对中国的观察精确但不深刻，比如认为中国文化的弱点是“起哄”。

魏克托认为父亲戈麦斯并不了解中国。他举例说，父亲初到中国时的办公室里就有一男一女两个同事，可是当两年后他离开时，竟然还不知道这两个人是一对夫妻。“他连中国人的表达习惯都不了解。”


魏克托的人生观，类似于中国人所谓的“明智的犬儒”。他保留着与父亲戈麦斯的“对抗”游戏，在越洋电话中与后者半开玩笑式地争论各种政治问题。“美国霸道不霸道你管它干嘛，把自己的事儿干好不就得了？”“我喜欢现在的中国，比你喜欢的那个好一千倍。”同时，他保留着青春时期的习惯。在北京市昌平区的别墅里，他一边接受采访，一边听着前一天晚上刚刚从美国寄到的CD——保罗-麦卡特尼9月13日刚刚推出的新专辑《ChaosandCreationintheBackyard 》。

上了年纪的父亲，在委内瑞拉开了一家“东风书店”，专门售卖毛泽东著作。但用来养家糊口还是不够。魏克托不喜欢现任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既认为泛拉美化的民族主义有害无益，也担心这个石油国家变成下一个伊拉克（图片-新闻-网页）。他的父亲则对查韦斯青睐有加，因为后者与他一样，也是毛泽东的忠实崇拜者。在北京之行37年之后，他终于在万里之外的热带祖国收获了一个复苏的梦。

莫沫的父母仍旧在北京生活，但北京的生活再也不同往日。

1985年，莫沫到了纽约，开始学习美术。在精神层面中她仍然是一个打有鲜明的中国印记的女孩。她会在超市里窃笑美国人多么愚蠢，同样是饼干，竟然有不同的牌子，价格也不同，“谁那么傻，会买贵的呢？”她不熟悉拉丁歌曲，但是对台湾校园歌曲喜爱有加。当她去香港时，就买几盘最新的磁带，拿回来给大家听。两年后她回到秘鲁，在天主教大学继续美术课程——在那里的预科班里，她终于搞懂了何为市场经济——直到1992年因为秘鲁国内的混乱而再次离开。这一次她之所以决定再来中国，实在是因为不相信自己在这里的运气会始终那么糟糕。

她再次感到震惊，因为中国变了。她吃惊地读到王朔、徐星和刘索拉的小说。中国的进步令她眩晕。突然之间，原本被看作是怪物的外国人在北京大受欢迎。不断有陌生人走过来想跟她谈生意：你是秘鲁人？你有木材吗？你有没有石油？


“很多‘外国小孩’回到中国，并不一定是因为喜欢或者习惯中国，而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快，”莫沫这样认为， “这是实在的情况，中国的钱比较好赚。”


同莫沫一样，柯鲁也提到了勇敢。这位雇佣了100多名员工的总经理的观念与很多中国民营企业家非常相近，认为向社会提供就业机会就是一种贡献，而不必非去帮助他人不可。对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对于缺乏约束和公正的市场经济，他引用了莎士比亚戏剧《暴风雨》中米兰达的一句台词来加以说明，“这个无所畏惧的新世界啊！”

魏克托是为了到清华大学读土建专业而回到中国，高天露和莫沫则是为了照顾父母而归来，最终他们渐渐接受了这个 “新世界”，留在了北京。如今，高天露持有美国国籍，而父亲最初来中国时，却正因从事黑人民权运动而被剥夺了美国国籍。她已经成了一个基督徒，父亲则不信仰任何宗教。她信奉自由经济，父亲则喜欢计划经济。不过她认为，自己与父亲的生活就像是一个首尾相接的循环，而不是简单的彼此矛盾。

与他们不同的是，柯鲁说不清楚自己为什么要返回中国。

1973年在英国一个零件厂打工后返回中国，他决定寻找一下通往美国的路。除了封面上印有毛泽东头像的中学毕业证书，他在学历方面一无所有，而美国的学校居然同意邀请他。

与初次接触一个中国人相比，与西方人的初次见面反而让他感到不自然。他缺少揣摩和评估一个西方人的能力。他很容易判断一个中国人的素质和能力，却经常高估西方人。

在美国麻省大学，他读了两年教育学，又在斯坦福大学学习中国历史专业，直到博士毕业。往日在北京的艰难岁月，促使柯鲁与妻子下定了“扎根”美国的决心。在波士顿他们买好了房子，做一些关于中国的商业咨询工作。到了1985年，他终于还是回到了北京，回到紫竹桥边，喝花茶，吃冬枣。

“我自己也觉得奇怪，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就开始想念中国。”他遗憾的是，“中国人不会承认一个在中国居住了很久的白种人也是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