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三国演义 ：中、美、日

　　【万维读者网】“日本首相应当停止参拜靖国神社。这样做不是为了平息中国的愤怒，而是为日本本身的利益着想。参拜起副作用，将激怒邻国，孤立日本，不利日本成为正常国家。”华盛顿智库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高级研究员米德伟（Derek Mitchell）在接受采访时指出。

《华盛顿观察》周刊2005年第43期粟德金报道，2004年和2005年，中日关系遇到了一系列挑战：2月美日安全磋商委员会（“2+2”会议）华盛顿会议发表了将“鼓励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台海问题”列入双方的共同战略目标的宣言；3月，中国爆发了反对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大游行；4月日本文部省批准了有争议的高中历史教科书修改；5月，日本允许私人公司在东海有争议地区进行天然气开发；最后，更不用提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了。

在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高级研究员、中国问题专家史文（Michael Swaine）看来，中日的僵局有大的历史背景，也有现实的地缘政治的原因。

“冷战结束十多年后，中日的战略平衡发生很大的改变。在1990年代，中国经济起飞，日本低迷。中日距离缩小，日本对中国的重要性减低，中国集中精力搞好和美国的关系，没有下什么功夫缓解日本对中国的发展的担忧。”史文告诉《华盛顿观察》周刊说，“另外，日本国内政治格局也发生变化。”

1990年以来，日本拥护和平宪法的势力减小。选举制度的改革，扩大了首相的权力，尤其是2001年后，首相在决定国家安全政策问题上的权力大大增加。日本国内意识开始右倾，因此一些右派利用日益上升的民主主义，登上政治舞台。在议会中，新一代政治精英更愿意持和中国对立的立场。在过去20年中，只有三位首相参拜过靖国神社，而且每人只去了一次。但小泉每次都去。


日本应该成为“正常国家”吗？


日本修宪、日益强硬的外交立场，以及将日本自卫队升格为自卫军的努力，是否标志着日本在成为正常国家后，外交政策将发生根本变化呢？

中国现代国关系研究院日本问题研究所所长、布鲁金斯学会访问学者杨伯江认为，这要分长期和中近期来看。战后日本致力于经济，最终占据了世界第二的位子，继而要提升其政治地位，这是一个“经济能量的政治化’”的过程。

“日本的变化首先在其国内，选民的政治心理变了、社会思潮也有很大变化、政治结构也在变。从这点看，日本的变化是大势所趋。”杨伯江在接受《华盛顿观察》采访时说，“但是小泉的戏演得有点‘过’，也因为‘过’而演‘砸’了。他搞‘修正主义’过于急切、缺乏整体战略，以至于在他的任内，强化日美同盟、提升日本政治地位与正确认识历史、搞好亚洲外交变成了水火不容、相互排斥的关系。结果是日本自己陷入战略被动。从这一角度看，后任的日本领导人有可能吸取教训、改弦易辙，否则最终吃亏的是日本自身的国家利益。”

然而从美国的日裔学者看来日本成为正常国家是正常而应当的民族诉求。

“我认为日本成为正常国家，修改宪法，将自卫队改成自卫军，并不表示日本在外交政策有根本变化。即使修改宪法，日本仍然会是热爱和平的国家，除了严格的自卫的目的，不会对别的国家使用武力。换言之，同美国、中国、俄罗斯、印度、英国和法国这样的大国相比，日本在使用武力的问题上，会高度、格外的受节制。”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学院的日裔教授迈克·望月（Mike Mochizuki）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说。

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访问学者，日本国际关系研究所的研究员中山俊宏则指出，日本因为从1990年早期开始的经济停滞、人口老化等原因，日本人信心普遍下降。

“参拜靖国神社、修宪、自卫军升格体现了日本氛围上的变化。日本需要建立一种健康的民族主义。”中山说，“不健康的、建立在对别的国家的负面看法之上的民主主义往往会失控。在日本重建民族身份的过程中，需要邻国的支持。 现在日本人觉得自己很容易脆弱（vulnerable） 而不是更富有进攻性（aggressive）。”

史汀生中心研究员辰己由纪也对日本自卫队转为自卫军表示理解。

“让自卫队升格为自卫军并不表明日本会放弃宪法第九条规定的不用武力解决与外国争端的精神。自信心满满（assertive）并不以意味着日本会在军事上开始有挑衅性，”辰己在接受《华盛顿观察》周刊时说。


美国的立场


“美国应该积极帮助（中日）双方争执降温，公开表示日中争端对美国的利益产生负面影响。”史文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说，“美国应该明确地阐述中日合作对美国至关重要。比如六方会谈美国需要中日两方；中日关系的恶化会削弱亚洲经济和金融的稳定，影响美日及美中经济关系。另外，如果两国国内极端民族主义势力继续扩大，美国更难与两国保持（正常）关系。更不用说，美国可能被卷入同中国的对抗甚至冲突，尤其是钓鱼岛在日美安保条约范围之内。”

史文认为美国在区域及全球安全问题上因为鼓励日本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加上对中国的地区影响力和军事力量的增长没有很好地回应，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中日关系的恶化。他建议中美日建立对话机构，在安全、能源、历史问题上进行协商，指出美国可以作为美国中间人，让中日双方在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上作出让步。

但米德伟认为美国在为改善中日关系问题上能作的事有限。“美国在中日之间斡旋的余地不大，美国不想夹在中日之间，那会给外界一个负面印象。”

史文也同意美国扮演中日之间的斡旋者的角色有一定的危险，一是可能会让日本重新评价美国在二战期前及期间的对日政策，及用原子弹和燃烧弹轰炸东京的问题；二是可能会引起日本对美国不满甚而报复，因为作为美国的盟国，日本可能会期望美国优待日本。

中日的问题还是要自己解决。

“因为国内政治的考量，中日两国在敏感的历史、教科书，及台湾问题上持强硬立场，双方妥协的空间很小。但双方政府的重点是国内经济改革，而不是区域扩张，因此双方没有对着干的意愿。另外，双方都想维持互利的经济关系。”史文说。

杨伯江也认为很多最基本的因素决定中日关系的“上下线”。

“如果说中日关系好不到哪里去的话，同样，也坏不到哪里去，”杨伯江说。

杨伯江认为军国主义在日本复活的可能性很小。时代不同了，日本不存在军国主义再集结。日本国内的和平主义虽然有变异，但作为影响社会政治思潮的“底色”仍然在起作用。在全球化背景下，一国的发展只能通过与他国的合作来实现，军事手段早已不再是获取及维护国家利益的最佳手段。另外，日本的国际环境也不允许日本的军国主义复活。

杨伯江认为，中日经济互补性强，尽管最近日本对印度的投资、援助上升较快，但中国市场最终是不会被取代的。甚至可以说，日本21世纪的繁荣，很大程度上系于中国的发展。中国在亚洲处于“四出之地”，这样的地缘环境容易让人产生被包围的感觉，但实际也可以左右逢源；日本是偏处东北亚一隅的岛国，往来吐纳全靠海上，而“海上生命线”途经中国沿海。“中国文化渗透力强、扩散面广，特别在东南亚和东北亚，更不用说海外的华人社会；日本文化颇具特性，但普及性欠缺。要知道，文化、软实力，也许是21世纪决定一国命运的关键因素。”

在日本联合国入常问题上，中国的态度对中日关系将有微妙的影响。

“日本人对加入联合国安理会成为常任理事国更感兴趣，相比而言，否决权不是那么重要。因此，日本对成为没有否决权的安理会理事国是可以接受的。我个人认为，（日本如果加入，）否决权该废除掉，”望月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说。

2005年春天，日本是否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问题引起了中国许多热血青年的激烈反对，其主要理由是一个不能正确认识历史问题的国家没有资格成为安理会成员。中国民众反对的激烈程度出乎日本人的意料之外，给日本一个极大的震动。不少中国青年认为，日本在经济、科技甚至国防装备等方面都比中国强，中国唯一能对抗日本的一张王牌就是联合国的否决权，如果日本成了安理会常任理事会成员，那中国就什么牌也没有了。

“其实，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会的成员与否，将来很难说对中国有利还是不利。安理会今后增补的成员是无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很难说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后会对中国不利。而中国如果坚持反对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后，很难设想中日关系不会进一步交恶，”日本修道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王伟彬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说。他目前是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访问学者。

中山希望在联合国问题上，中国要以双赢而不是以零和的模式看待日本的入常申请等中日问题。他说：“我们应当为同一个地区有两个安理会成员国而骄傲。现在连欧洲都在考虑争取第三个名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