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认为，中国和西方之间存在着一道令人感到悲哀的理解鸿沟。有学者认为，中国的政治经济都在发展，中国和西方的隔阂并非不可逾越。
李光耀在最新一期的财经杂志福布斯的时事评论专栏上以“中国的两种形态”为题发表评论时说，他认为中国需要庞大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这样可以像日本、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受过教育的群体那样，停止将自己看成是西方帝国主义的受害者。
李光耀指出，尽管西方国家赞赏中国在四川大地震的积极赈灾措施，对中国暂时改变了看法，但是当同情心消失时，西方对中国这个大国崛起对世界的影响，必定会再度产生忧虑。因此，李光耀认为，只有双方的世界观渐渐相似，并认识到彼此的文化价值观不可能完全相同之后，西方和中国的紧张状态才能得以消除。
李光耀也指出了西方的问题。他以西藏问题为例指出，西方人总将深藏于喜马拉雅山脉的西藏想象为香格里拉式浪漫的世外桃源，以为那里就只住着一个打坐冥想的达赖喇嘛和宁静寺院的一群僧侣，然而对中国而言，西藏却曾是受封建地主主宰，实行农奴制度的落后社会。
李光耀表示，尽管西藏人因经济发展会吸引太多汉人入藏导致当地社会人口结构受到冲击感到恐惧，但是中国从开始控制西藏以来，也建设了医院、学校、道路、铁路等各种基础建设，还铺设电话通讯网路及引入行动电话系统。
对李光耀有关中国和西方存在鸿沟的说法，政治学者、新加坡国力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杨大力教授说，中国和西方因政治体制的差异是出现隔阂的因素，但他说，中国过去一、二十年有了很大的转变。
他说：“比方说关于人权问题，中国的领导人也好，普通老百姓也好，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人权不是只有西方才应该有的，中国人也应该有。当然因为各种各样的因素不像西方那样发达而已。包括政治上也有一定的认可，就是要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从理念上讲，未来中国的发展，并不是想象的那样，即中国和西方有一个不可逾越的鸿沟。因为民主体制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并不是说一定要采取美国式的办法。”
杨大力教授说，中国的政治体制，包括产权制度等都有相当大的改进，但是中国仍然不是一个定型的体制。欧美的体制有时也出现很多麻烦和问题，但是不论如何争论，有法制体制、宪政体制的约束，因此解决问题的方式和程序是很明确的。
他说：“到目前为止，过去一个世纪以来，和平的权力交接，从江泽民到胡锦涛，只有这么一次，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在政治上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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