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网上学了一个词“雷”，决定（作）用在一个在中国住了6年的印度精英身上。说这位Pallavi Aiyar女士是精英，是有点根据的：她是印度外交官的夫人、《印度教徒报》（The Hindu）驻京记者，新近出版了一本描写她在中国生活的书《Smoke and Mirrors——An Experience of China》。
她是怎么被“雷”到的呢？这还要从北京胡同的一位厕所清洁工余宝庆（译音）说起。余宝庆38岁，原来是安徽的农民，2004年初到了北京，找到了这一份工作。他负责的这个厕所距离Pallavi Aiyar女士的住所不远，自然就成了这位印度女记者了解中国社会的采访对象。对于余宝庆来说，他觉得很幸运，厕所清洁工的工作远比在家乡务农来得轻松。他说这份工作每月可以挣到100美元，但更重要的是给了他一个见识大都市的机会。本来他很担心不适应城里的生活，可是这份工作让他结识很多人，交了不少朋友：“谁不来上厕所呢？”他笑着说。当Pallavi Aiyar女士结束采访与这位中国清洁工告别的时候，令她震惊的一幕出现了：he shook my hand with confidence（他很有自信地与我握手），而且邀请她过几周再来，等他老婆来北京时要把她介绍给这位他认识的第一个外国人。
这段场景让她被“雷”到了。原因很简单，在他们印度，如果在印度的某些地方哪个上流社会的精英不小心触到了一个bhangi人（专门从事厕所清洁的下等人），people would rush off to take a bath（赶回家洗个澡）。Pallavi Aiyar女士自己见多识广自然不会如此反应，让她震惊的是中国的厕所清洁工会如此自信地伸出手来和她握手，毫无印度bhangi的自卑心理。
这件小事让这位印度精英对中国人刮目相看。分析一下，余宝庆与印度的bhangi有以下几点不同：（1）印度的bhangi浑身带有异味，而余宝庆没有；（2）印度的bhangi大多是文盲，余宝庆上过两年高中；（3）印度的bhangi收入无法和其他阶层相比，但是余宝庆的工资不高，但是也可以和其他劳动阶层相媲美；（4）最重要的一点是，印度的bhangi生下来就是厕所清洁工也会做一辈子清洁工，而余宝庆从来就没有打算当一辈子厕所清洁工，他的目的是长见识，攒一笔钱，将来和老婆一起回老家做生意。这最后一点是Pallavi Aiyar女士的“重大发现”，她采访的另外一个写字楼里的厕所清洁女工打算挣点钱以后自己去开一个美发屋。换句话说，中国人的身份不管多么低，但是都在试图努力改善自己的地位。举个例子来说，内蒙古赤峰姑娘娄晓颖，因家境贫困，1998年赴京打工，从事家政服务工作，幸运的是，她被介绍到央视主持人倪萍家做保姆。之后几年里，在倪萍的帮助下，她考上了中央财经大学；在北京有了一个幸福家庭；现在已是北京协和医院的一名高级员工，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北京白领。
这一切对一个中国人来说顺理成章，但是对这位从小在印度上层社会长大的女士来说不啻于一场深刻的阶级教育。她惊讶地发现，在中国，“阿姨”们的地位并不像在印度那么低，她们可以与主人同桌吃饭、一起看电视。还有，哪怕是开奔驰、去过巴黎旅游的中国富人，他们的父辈也照样会在家干家务包括清洗厕所。Pallavi Aiyar女士有一位中国大学生助理Cindy，是个喜欢KFC的时尚女性。有一次她们在SOHO的公寓里一起喝下午茶，这个中国女孩突然问Pallavi Aiyar女士能否给自己的妈妈找一份“阿姨”的工作。这个问题又把Pallavi Aiyar女士“雷”到了，她形容自己是处于“失语”状态（Cindy’s question left me speechless），因为这使她再次体会到了中国人骨子里和潜意识中的平等意识。这种平等观念正是印度人所缺乏的，也是印度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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