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励之奥斯陆日记曝光 曾被刘晓波批判

    2010年12月8-12日，李淑娴和我去挪威首都奥斯陆，参加诺贝和平奖颁奖典礼，顺便在奥斯陆大学访问。也可以说，我们的行程是，12月9日在理论天体物理研究所活动，我讲了一次暗物质，第二天有空，正好能在奥斯陆市政厅里站脚助威。

    为此，我们去参观奥斯陆的海盗船博物馆，门票60 克朗（合10多美元）。展厅荡荡空空，只有三艘海盗船残骸，及其它少量残片。平均说，看一艘残骸，就要三美元，大有被海盗坑了小钱的感觉。（在亚利桑那州，历史博物馆是不收门票的）。

    十和十一世纪，挪威是海盗“强国”。对应的中国，是北宋年代。比之清明上河图上的堂堂游船，海盗船博物馆里的展品，不折不扣就是三条贼船。海盗船博物馆的展品中，也没有文字残片。一千年前的奥斯陆文化，看起来就是一窝“不识字”的海匪。而同时代的程顥與程颐，已在构建宇宙模型了。

    这是昔。

    今天的数据则是：奥斯陆大学成立于1811年，明年要办200年大庆。相比之下，北京大学的校龄，就不及海盗国的大学了。奥斯陆大学的理论天体物理研究所成立于1935年。在北大，以理论天体物理为主业的研究所（Kavli 研究所，或KIAA）成立于2006年，刚满5岁。谁的不识现代“字” （广义的）的年代 更长？

    比年代更加重要的是大学的精神。

    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主席比约尔.亚格兰在2010和平奖颁发仪式上一口气说了三个自由：研究自由、思想自由和辩论自由。这其实正好就是大学的核心价值。研究自由、思想自由还不够，还必须有辩论自由。北大曾经有过三个自由。现在呢？

    八十年代的刘晓波，人称是匹“黑马”，也有称“黑驴”的。因为，他几乎批判过（或骂遍）所有他认识的和不认识的人。

    挪威电视2台的记者来旅店访谈。其中几句问答是，问：
    “你认识刘晓波吗？”
    “认识”
    “什么关系？”
    “他批判过我。”
    “哦…”

    看遍奥斯陆典礼上的参加者，似乎只有我一个是被刘点名批判过的。在大学里，刘氏的批判或“开骂”（只要不涉隐私），就是一种辩论自由 。在正常的大学里，本是很的正常，无所谓“驴马”。

    1988年夏，CCQ和刘晓波二位年轻人闯进我和李在北大的家。C和刘皆治文学，同李和我的物理专业不相交。C和刘皆东北人士，也非李或我的同乡。共同话题不多。幸好，我的“哲学是物理学的工具”一书，当时刚刚出版，刘拿起一本就看。因为他刚答辩过的博士论文是美学，属于哲学。可能他还不熟悉“行星运动的音乐”（开普勒），“一个方程不美，就一定是错的”（狄拉克）等等“美学”，被吸引住了，专心看书，没再说话。只有C同我们聊。以致，我不知道刘有严重口吃。临走，刘撂了一句：哦，哲学最多只配当你们的工具，有用就拿来，用完就扔掉。我可要在我的课上讲（批判？）。话毕，拿起一本“工具”，转身就走，至今未还。

    到了秋末，再一转身，“黑马”了：“我认为他（指方励之）不是青年导师，他要自封的话，我也不喜欢。他有什么资格!”(香港《解放月报》1988年12月号）。还好，这里不全是陈述句，有一句是条件句：“他要自封的话……”。查我的CV或bio，还来不及“自封”上“青年导师”，只有物理系研究生导师字样。可惜，刘晓波当时没有批判“工具”一书，否则我也要使用我的辩论自由了。

    我欣赏80年代刘晓波大胆地行使了他的辩论（“开骂”）自由（不论辩论内容如何）权利。这就是我来奥斯陆市政厅，祝贺刘晓波的原因之一。

    中共当局说，诺贝尔和平奖已沦为西方的政治工具。说得轻了，不是“已沦为”，而是从来就是政治工具。

    对我，第一次知道有个诺贝尔和平奖，是在六十年代。大约是1965年年5月，在天安门召开过一次五十万人大会，主题是“支持美国的黑人抗暴斗争”。主题竟然是与中国的内政并无直接关系的外国事儿。而且，大会由毛主持。1949年及其后的天安门大活动，我大多目击，这“外国事儿”大会从来没有见过。后来的知道，背景之一是马丁.路德.金获得1964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我有一个梦”——“民权”被认为与和平有直接关连奖。从此，民权或人权与和平，成为诺贝尔和平奖的一个常驻主题。诺贝尔和平奖一贯是推动如下价值观的政治工具。

    “一个民族国家或民族国家中的多数人群体都不具有无限的权力。人权约束了民族国家及其多数人群体的行为。这项原则必须适用于所有加入了《世界人权宣言》的联合国的成员国。”

    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由GDP定量度量。一个国家的人权状况，可由NPP（政治犯数量）定量度量。很不容易搜集中国的政治犯名单。九十年代有过一个名单，包括政治犯，思想犯，良心犯，信仰犯，共七百人。根据一些人权组织的新近统计，现在至少有一千四百名政治犯，良心犯。

    显然，减少NPP是改善人权状况的直接途径。动机于此，1989年初，我写信给邓小平，建议他在建国30年大庆时赦免魏京生等政治犯。关注人权的诺贝尔和平奖，更应关注为争取人权而服刑的政治犯。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符合这一期盼。所以，我来奥斯陆市政厅表示支持。

    挪威的NRK（相当于英国BBC）访谈后，主持人再加以非录像问题：“曾有预计，当中国GDP增加后，NPP就会减少了。现在，中国的GDP世界第二，为什麽NPP 也增高了。为什麽？”我答不上来。本想答这是“中国特色”。一想不对，欧洲也有过，GDP 与NPP并不总是实时反相关。但我相信，长时间尺度而论（即非实时），二者应是反相关的。

    我在奥斯陆大学理论天体物理研究所的讲题是“重子物质与暗物质之间的动力学消耦和  ”（Dynamical decoupling  between IGM and dark matter）。  通俗地说，宇宙中有两类物质：1. 暗物质不发光，但是主导成份。宇宙中的星体形成是靠它们的引力；2.  重子物质，是少数，或一小撮，不到百分之五，但他们能发光，星光皆源于重子物质，人体也是由重子物质构成。“消耦和”意即重子物质的行为不全受暗物质的控制，尽管后者是绝大多数。这因为重子物质有自己的动力学。宇宙因这些一小撮重子物质的不同的动力学而有了光，有了人类，有了人类的创造。这就是我理解，为什麽比约尔.亚格兰的讲话最后要引用牛顿的话。

    他说：“艾萨克•牛顿曾经说过：‘如果说我能看得更远一些，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当我们在今天能够看得更远一些，那是因为我们站在了古往今来的众多先人的肩膀上，是他们无私无畏地坚持着自己的信仰，从而为我们争得了自由。”

    “坚持着自己的信仰”，就是坚持自己的动力学。

    2010．12．12．Oslo-Tucson飞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