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大使24时来回表不满 华政策无需变

　　中日钓鱼岛争端的最新进展是：针对日本驻华大使被紧急应招回国一事，日本外务省已经撇清了此举带有抗议意味的传言，并称临时回国是为了“汇报情况”。然日本接二连三的举动，掀起一浪高过一浪的对日开战声音外，不乏党报官媒大范围的发威助阵，以及中国对日政策的诸多质疑。

　　日紧急召回大使被指“当面训诫”

　　日本“临时召回”其驻华大使之举立即受到国际舆论关注。诚然，一国政府“召回”驻另一国大使是重要的外交举措，一般情况下是作为一国对另一国表达强烈不满，传递明确信号的一种手段。1981年，中国由于荷兰售台武器问题决定召回驻荷大使并要求对方也召回其驻华大使，同时把两国外交关系降为代办处级。 1995年，由于美国政府允许李登辉访美，我国作出强烈反应，其中包括召回大使述职。2001年，韩国政府由于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以“回国述职”的名义宣布“临时召回”驻日本大使。2010年，对于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视察俄日争议岛屿，时任日本外相前原诚司宣布“临时召回”日本驻俄大使听取其对于此次日俄争端的汇报。

　　由此可见，各国之间“召回”大使的背景和政策考量不同，形式也会有所不同，并非一成不变。有时“召回”大使会伴随着外交抗议、降低外交级别、断绝外交关系甚至宣战，有时“召回”大使比较含蓄，宣布时会选用一些委婉的说辞。

　　此次日本“临时召回”驻华大使，正值日本东京都和野田政府在钓鱼岛问题上的一系列错误言行引起中日关系紧张之际。在中国渔政船理直气壮地赴钓鱼岛海域巡航、双方在海上几乎出现对峙，两国不断发生外交交锋的情形下，日本“临时召回”驻华大使，很容易被看做是对中国表达“抗议”、不满和“示威”之意，借此向国内一些民众展示对华“强硬”一面。此外，丹羽大使上个月曾公开批评东京都政府“购岛”计划会导致中日间“极端严重的危机”，这种“胳膊肘向外拐”的表态令日本政府和一些舆论很不爽，此次“临时召回”似乎也可看做是“当面训诫”。

　　日本耻感文化作祟钓鱼岛异动

　　应对日本在钓鱼岛的一系列作为时，中共喉舌《人民日报》继13日在国际论坛版面发表题为《战略短视是自欺欺人的懦夫心态》的钟声文章后，16日又在海外版“望海楼”栏目发表题为《该给日美补补历史法理课》的署名文章，作者在梳理日本近期的频频挑衅动作之余，还对站在日本背后的美国进行了指责。文末，中共党报还是将愤怒情绪收揽到了一贯立场和态度上，可见中方并不想因钓鱼岛争端就此改变对日政策。

　　然就钓鱼岛问题对日发出回击之外，该报也并未将日本全盘否定。在同一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国际版中，该报撇清了与日本的政治不和，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对日本企业扎根泰国并在期间取得成绩进行了肯定。文章同时援引分析人士蓝平儿的话，称与改革开放后才进入东盟国家的中国相比，“已经在东盟很长时间” 的日本无疑抢占了东盟制造业的先机。

　　虽然中国内部对日开战的声音不绝于耳，但中共当局还是竭力维持着对日政策的大方向。此举自然无法与那些认为中国唯有通过战争才能“硬起来”的期待相契合。有分析人士认为，中国过于强调稳定压倒一切的迂腐思想，以及韬光养晦的外交选择，并高调宣称“中国克制是大国风范和自信的表现”，实际上无疑是对包括日本、菲律宾、越南在内的屡犯挑衅中国的周边国家的一种放任和气焰助长。

　　站在中共的立场上，其实坚持对日政策的战略考量也是可以理解的。中国在变，日本也在变。何况中国之变已然戳痛了日本。或者说，之前遥遥领先于中国的日本已经被中国反超，且“日本对华需求远超中国对日需求”这一趋势还在发展之中。正如分析人士所言，中国正在面对一个“新形态”的日本，不同于主体历史以华为师的岛国日本，也不同于亚洲强国、侵略中国的日本，又非一度引领亚洲经济巨人的日本。对这样的日本，维持对日关系的一贯性即可，即顺应“大陆—岛国”的以往大势，劝导或挤压日本回到其过去依附附近大陆的无可更换的，而又既定恰当的位置上去。也就是说，面对日本轮番轰炸，中国完全可以采取应不变应万变之策，切勿因过度紧张乱了阵脚。

　　再者说，无限追求资源利益保障的思维驱动着日本人，这也是日本经济立国的重大缺陷之一，所以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的无端挑衅越多，越是暴露出其陷入资源危机之后的软肋和失落感。虽然在表面上看来，日本挑起了中国民众的痛点，甚至无意间促成了两岸三地的抱团保钓。

　　与中国民众在钓鱼岛争端上的虚胀唿声相比，日本的国民心态更值得玩味解读。毕竟，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三令五声呈明中国对钓鱼岛拥有无可争议的主权的大背景下，日本还是不肯收手，可见主要矛盾出在日本身上。事实上，早在民治维新期间就曾出现过对日本国民性的讨论，理由是“政体之维新非人民之维新”。而美国当代着名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的小说《菊与刀》中对日本耻感文化的深度解读，则更能说明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种种做法。“菊”本是日本皇室家徽， “刀”是武家文化的象征，她用“菊”和“刀”来象征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亦即日本文化的双重性，如爱美而又黩武、尚礼而又好斗、喜新而又顽固、服从而又不驯等，并由此将日本文化的特征概括为“耻感文化”，认为其强制力在于外部社会而不在于人的内心。

　　所以，如果说菲越等国“以大欺小”的做法是基于冒险主义的战略尝试，那么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的步步紧逼，则是深入骨髓的耻感文化在作祟。如同中共官媒《环球时报》在16日的社评《周边一些挑衅者堪称自取其辱》中所说的，日本反复就钓鱼岛问题“抗议中国”，最后临时召回其驻华大使，中方全都不予理睬，因为结果必然是——“自取其辱”、“没有捞到一点好处”。日本的对抗越是激烈，其耻感文化及因位居中国之后而生的失落感就越强烈。至此，也就可以理解石原慎太郎及野田佳彦等人的言语和行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