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同陷“被害”泥沼 面临双输

　　香港保钓船“启丰二号”和14名中方人员现已全部安全返回，中日之间的钓鱼岛争端却并未随之趋向缓和。继一支包括8名国会议员在内的“慰灵团”前往钓鱼岛海域升挂国旗后，日美联合“夺岛”军演也在各种猜测声中如期而至。作为保钓方的中国，官方和民间的抗日情绪持续升温；而作为守钓方的日本，也从未停止一系列挑衅作为。有分析认为，钓鱼岛问题延续至今，不管是保钓方还是守钓方，都开始扮演“被害者”的角色，这对中日矛盾的解决裨益甚少。

　　同样是登岛，中方保钓人士被冠之以“民族英雄”的称号，且在返回香港机场后得到了鲜花和掌声。而日本以“慰灵”名义登岛的守钓成员，因涉嫌违反轻犯罪法将被冲绳县警方调查。与此同时，日本警察厅警备局长西村泰彦21日也向中方隔空喊话——再登岛必遭起诉，绝不许中国保钓人士登岛。

　　作为对日本不断挑衅的回应，中方主流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呈现出一片同仇敌忾的景象。代表中共意志的喉舌报《人民日报》接连就此发文，言词犀利实属罕见，不仅将日美联合军演贬斥为一张“废牌”，字里行间也丝毫不掩饰对野田政府的不满情绪。同样作为官媒的《环球时报》，也意欲借此机会营造出“中日进入备战阶段”的紧张氛围。这一点，从其连日来所发社评《做好对日斗争尖锐升级的准备》、《用团结和实力应对日方挑衅》等中便可管窥一二。

 

　　而在民间舆论场，中国多个城市同时爆发的规模不一的群众聚集、游行，高喊抵制日货口号打砸同胞日系车和店铺的保钓举动，以及对政府“不作为”的漫骂和不满，将民间的亢奋情绪展露无疑。然挥舞着爱国大旗进行的暴力打砸，却未能换来类似香港保钓人士归国后的“嘉奖”，反被中共团报扣上了“害国”、“蠢行”的帽子。

　　在保钓与守钓之间，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在于中日双方都坚决地认为导致钓鱼岛局势紧张的责任在于对方。有国际关系研究人士就此指出，中日两国的行为都是为了“宣誓主权”，所以双方不约而同地将对方看做“加害方”，而本国则是“受害者”。这种“只能如此”表达的心态，才是钓鱼岛问题一再扩大，无法解决的关键。

　　随着中国的不断崛起，尤其是GDP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后，日本的受害者心态就开始酝酿、滋生。延续至今，尤其当中日领土争端日益白热化后，日本的受害者形象开始从“后台”走进广场中央。日本在科学技术的领先地位，曾带来荣耀与身份认同感的军国主义，以及自卫队联合舰队的强大，此类日本引以为傲的“优势”悄然间发生颠倒。虽然这些变化可能并未发生根本性的突变，但对于拥有菊与刀双重国民性格的日本来说，即便是理论上的差距，也是很难接受的。日本的受害者心态，也因之一步步强化。

　　相较于日本由高处落入低谷后产生的受害者情结，中国的不自信和受害者心态，则容易理解的多。一方面，尽管中国已在许多方面实现了赶超，但综合国力的强大却并未同步进行。比如海洋权益维护力量的孱弱，导致中国在类似钓鱼岛争端中屡占下风。另一方面，中日之间旧疤未好又添新伤的积怨和矛盾，对一直处于受害方的中国来说，很容易产生“被欺负”的情绪。

　　因为中日双方同时陷入了“受害者”的泥沼，所以在钓鱼岛问题上均表示得不那么理智。中国方面，先是保钓团无视中日海上执法力量的对比强行登岛，接着便是中国民间十多个城市同时爆发的打砸同胞日系车的暴力。这一切本身的目的，有舆论质疑并非宣誓主权那么简单。比如，无论是保钓中被抓的曾健成，还是香港“请愿”的梁国雄，都是香港在9月9日进行的立法选举息息相关，且此前部分保钓人士还有当众焚烧中国国旗的“旧案”。而在日本方面，同样也因政治局势和日本经济低迷等国内矛盾，以及来自韩俄的主权争端压力，采取了一系列短视行动。

　　对此，有分析人士称，保钓一方和“守钓”一方针对钓鱼岛问题“联合”上演的这场大戏，除了挤压中日关于钓鱼岛问题真正有建设性的外交操作空间和破坏两国关系之外，对钓鱼岛问题的解决，甚至是中国对钓鱼岛主权的宣示都没有丝毫好处。“唯一可以预期的是，钓鱼岛问题的未来将更加悲观，由于外交回旋余地的几近消失，双方对钓鱼岛争端的仅有选项就剩下了不可能的战争一种。”而在“绝对不可能发生战争的中日双方”和“只有战争才能解决钓鱼岛问题”之间的选择，则将是个怎样都双输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