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哈佛 中共在国外还有一个“党校”(组图)

万维读者网记者上官天乙综合报道：2009年秋，中国国歌回响在一家位于美国哈佛大学附近酒店的宴会厅中，到场的约450人起立高唱国歌。该晚宴是由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主办的。舞台墙壁上并排树着中美两国国旗。

主办者回顾当时的场景，自豪地说道:“这么多中华儿女集结于此，爱国之心澎湃不已。”

“这里俨然就是第二个中央党校嘛。”这位实业家告诉《朝日新闻》记者。波士顿的华人们就是如此调侃哈佛大学的。北京的中央党校是培养党干部的机关，党干部的候选人们在那里学习社会主义理论、党史等等。

在云集了世界领袖候选人的肯尼迪政府学院，除了像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之子薄瓜瓜那样以个人名义就读的人以外，还有为数不少的中共干部被成批派来学习。

以掌管共产党人事调动的组织部为中心，在哈佛大学设立“中国领袖培养项目”始于2001年。课程时间从8周到数月不等。每年有四五十位党中央或地方的干部作为“学生”到此求学。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则是中共在海外的另一所“党校”。20年来它为中国培训了13000多名官员，平均每个省市约有三四百名干部在这里学习过社会管理、环境保护；反贪机制也受重视。

事情缘起于1978年，邓小平访问新加坡后对新加坡经验赞不绝口，屡次对高层领导谈到要向新加坡学习。随后，中国很多高级领导人都访问过新加坡。2010年，中新建交20週年，习近平来到新加坡。会晤李光耀时，习近平说：“邓小平生前多次提出中国要向新加坡学习。这种学习过去需要、现在需要、将来也还需要。”

向新加坡学习就从领导干部培训开始，新加坡南洋理工管理学院院长吴伟博士告诉《亚洲周刊》，2004年底，他陪同南洋理工大学校长徐冠林专程拜访时任中央组织部干部教育局局长的李培元，李向他们介绍说，中国有两个海外官员培训基地，一个是哈佛，一个是南洋理工。哈佛主要以短期培训为主，南洋则以学位培训为主。

据了解，中组部会把派去海外学习的干部先放到外交学院集中集训英语五个月，走不开的、短期的、几天到两个星期的干部会派去哈佛，而要念学位的则前往南洋理工大学。起初南洋理工针对中国的官员只开设了公共管理和管理经济学硕士课程，后来又延伸出市长班的管理课程，2008年更专门成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以学院方式运作大规模的中国官员培训。《亚洲周刊》说，有人把哈佛比喻为中共第二党校，那么，南洋理工则堪称为中共的海外党校。

2012年4月，南洋理工大学刚刚庆祝了为中国培训干部20週年。20年间南洋理工已经累计为中国培训了13000多名官员，依中国31个省市计，平均每个省市约有三四百名干部在南洋理工大学“向新加坡学习”过。其中，取得硕士学位的佔到一成，约1200多名，其他的是短期课程学位。

吴伟说﹕“（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来新加坡来了两三次，对新加坡的治国模式很赞赏，所以广东省厅局级的干部来培训的很多。”广东省长朱小丹担任广州市委书记时，和南洋签了培训协定，由常委带队，把广州所有的管理领导都送来培训。

据吴伟介绍，一年的市长班强化培训分三个短学期，一个学期三个月，中间有个学期进行毕业论文报告的准备写作。每个人都有实践性的报告，称为“市长报告”，要求每一位“市长”不能写成硕士学术性的报告，而是对某个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探讨，“我们要求，报告拿回去，县里面、市里面、局里面就可以实施的，是领导决策的很重要参考。比如对解决中山市社会管理、城市管理的启发和建议。宏观思考和解决微观问题的技巧都要兼顾。实战我们是非常注重和强调的”。

例如，学校让官员三到五个人组成课题小组，针对环境问题、社会保障及公共服务这三大课题选一项来攻关。现任湖北襄阳市委书记范锐平之前是鄂州市委书记，研究所管辖一条江的一公里水污染怎么治理。然后由专家对课题进行评奖，一等奖可以拿到五十万新元（约四十一万美元），作为这个项目的启动费。

吴伟说，让他们通过对课题的研讨，把学习中所学的公共管理、经济管理、公共政策、经济政策理论知识融入实践。有一年的大奖是由甘肃省夺得。甘肃很缺水，他们研究鼓励村民搞坎儿井、做水银行，政府怎么从政策上进行鼓励、支撑。一个村成功了，甘肃所有的村都能复制。南洋理大做得很细，还专门到现场观看开工或完工典礼。

南洋理大为中国培养未来领袖，还专门成立了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任课教授有的从工程学院过来的，工程学院的环境保护特别是水的保护研究在世界上数一数二。管理经济学方面动用了商学院的师资力量。吴伟说，校方聘请了很多退休的前任高官，包括退休的前副总理、前部长等就有七八个。

好几个都是当年陪着李光耀为新加坡打天下的，是新加坡四十多年创造世界奇蹟的主要决策者和执行者。市长班有一个“和部长对谈”课程，中国干部和这些部长坐下来对一个课题进行交流，感受新加坡的成功经验。

李光耀在40年时间里把新加坡打造成世界第一廉洁国家、花园式的国家。新加坡40年来非常稳定，种族非常和谐，尽管新加坡是多种族的社会，但自1965年建国以来没有出现种族冲突，老百姓不闹，没有群体性事件，老年保障、老龄化问题也解决得不错，这都对中国有借鉴意义。

南洋理大和中组部合作的短期班以社会管理为主，主题包括社会保障、应急管理、危机管理、种族和谐等。吴伟指出，社会管理及环境保护问题是中共十七大后很重视的问题。新加坡环境保护得非常好，包括对水的处理，新加坡的“组屋”也非常成功，中国历届领导人来都要来看，包括胡锦涛、温家宝、习近平都来看过。

吴伟是厦门人，早年留学美国到新加坡任教，欣赏新加坡政府任人唯贤，两年前成为新加坡公民，“它不会因为你是外国人我就不会用你，你只要有能力它就用你”。吴认为，新加坡虽是小国家，但它的成功有很多值得中国思考和学习之处。

曾有新加坡企业家向学校捐了70万新元，新加坡政府又追加到150万新元。吴伟就请他吃饭以示感谢，夫人席间也作陪。后来报销的时候，大学说夫人的钱需要自己出。公是公，私是私，分得就是如此清楚，吴伟觉得非常好。有一次和辽宁省组织部的官员聊天，官员们深有体会地说，新加坡没有口号，只有行动。

新加坡《海峡时报》指出，习近平曾数次访问新加坡，对新加坡并不陌生。1990年代默默无闻的习近平任福州市委书记的时候，尽管地位悬殊，时任新加坡资政的李光耀仍邀请年轻的习近平一起“私下进餐”，因为李光耀相信他有潜力成为未来中国的领袖。

新加坡领袖还在1995年带领执政的人民行动党青年团到北京访问共青团，而当时共青团的领袖是李克强。新加坡领袖甚至与其他“明日之星”例如李源潮、王岐山、张高丽、汪洋等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近年来新加坡领导人更到中国不同省份访问，并已开始与可能在10年后成为中国新领导人的政治新星培养关系。包括湖南省委书记周强、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春华、吉林省委书记孙政才以及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陆昊等。

除了政府官员积极在中国建立人脉，一些非政府团体也在从旁协助。报道引述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的话说，他和其他商会会员是“非官方星探”，当他们到中国出差时，如果留意到有潜质的年轻官员，会邀请他们到新加坡与领导人会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