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正恩接受的遗产 不仅是权力更是负担

　　[内容摘要]：金正恩从父亲那里接受的不仅是权力，更是沉重的负担。对一个年龄不满三十、缺少任何实际历练的年轻人，他面临的危机考验远远多于自己的父亲。

　　2012年，原本将是朝鲜极为热闹的一年。它不仅是金日成诞辰100周年纪念，也是朝鲜宣布建成“强盛大国”的时间。这两件大事，不但是强化朝鲜体制的催化剂，也成为宣传包装金正恩非凡功勋的素材，因为这些成就最终是在“金正恩的领导下”完成的。

　　按照朝鲜事前的描述，“强盛大国”除了各种无法用物质或指标衡量的朝鲜式精神口号外，一个最重要的实体性目标是为科技工作者、教师和优秀青年提供总数多达10万套的新住宅。

　　2010年初，《凤凰周刊》记者赴朝鲜采访时，确实发现平壤市区出现少量崭新的规划整齐的小区。但据韩国对朝网站daily nk最新报道，已经建成的住宅项目，除万寿台地区外，其他地区的住宅因建材、水泥存在严重质量问题，令住户极为不满，民间私下流传各种关于它的讽刺段子。

　　由于经济持续恶化，“强盛大国”的配套硬件所需的投资实在难以为继，朝鲜官方自2011年7月起在对外宣传中，已悄悄放弃“强盛大国”字眼，而改为稍显低调的“强盛国家”。即便如此，“强盛国家”在朝鲜宣传机器中出现的频率较以往也大幅度降低。

　　对经济未见好转、粮食危机越来越严重的朝鲜来说，无论是金日成百年纪念的大规模庆典，还是“强盛大国”的宏伟目标，普通老百姓可以分到一份额外福利的机会难得几回。但对朝鲜政府来说，则意味着巨大的花销。以朝鲜目前的处境，这些宏大的愿景或已无力承受。

　　金正日的突然去世，给朝鲜官方提供了摆脱困境的良好机会，也为金正恩留下了缓冲余地：因为金正恩在为父亲服丧期间，不宜大规模宣传“强盛大国”，借此一切欢庆的铺张活动都可以终止。

　　严峻的考验

　　为积累宣传金正恩主政功绩的素材和树立权威，朝鲜近两年来采取了一系列针对民间的秩序重整动作。但这些举动不但均遭失败，而且令朝鲜政府遭遇极大的民意反感。

　　2009年年底推出的货币改革就被普遍认为是准备计入金正恩功劳的一项重大改革。货币改革的实质，是以金融手段进行国民财富再分配的举措。其打击和劫夺的对象，是朝鲜地下经济的参与者，获利者将是在体制内的干部和职工。

　　由于朝鲜经济多年来实质上已然崩溃，绝大多数居民从计划体制分配到的生活资料已无法维持生计，无力负担国民基本生活所需的朝鲜政府被迫默许地下黑市的存在。今天，除少数特权家庭，绝大部分朝鲜居民的经济生活都卷入地下经济的体系中。

　　虽未获得官方正式认可，但被默许存在的地下市场经济发展运行到今天，已有相当规模。这意味着朝鲜很大一部分经济体和财富不在政府手中掌控，也使处处缺钱的官方不可能没有想法。如果采取强制征收实物，维持朝鲜人日常生活的地下经济将彻底不存在。理论上，以新币换旧币，银行存款只可限额兑换的方式，不但要温和得多，而且可起到一次均贫富的神效。但在实际操作中，它直接导致朝鲜地下经济休克，国民日常生计无法维系，反而“人为”制造了一场新的饥荒。

　　这个精心准备的改革被迫草草收场，甚至令朝鲜高层多年来罕见地被迫向民间道歉。最终，朝鲜前劳动党计划财政部部长朴南基承担了货币改革失败的罪责——“作为大地主的儿子，潜入革命队伍，蓄意置国家经济于死地”，并在平壤附近射击场被枪决。

　　货币改革失败后，朝鲜国境警备队突然遭到大规模整肃和严厉清洗——他们纪律涣散使得朝鲜饥民可以畅通无阻地进入中国。仅在2011年，就有至少三次以金正恩名义进行的边界审查，此类审查集中于检查边防军。

　　与此同时，对边境地区居民们的监管体系也被大幅加强。有消息人士向本刊记者介绍，在金正恩的指示下，原来的“五户担当制”被改为“三户担当制”——“相互监督别的家庭的人口是否还在一起生活，一旦有人失踪或出现陌生人，一定要立即申报给保安员、人民班长。”

　　金正恩欧洲的求学经历，一度让外间部分人认为，或许他有较其父更为开明的施政思路，但事实上完全相反。金正恩对边境的严防控管，唯一的收获，就是在民间留下了更为冷酷的印象，这对树立其权威而言或有好处。

　　被当成金正恩功勋宣传的其他事件，譬如延坪岛炮战，带来的负面影响是，朝鲜的压力更为紧张，它使得想在外界获得中国之外的援助变得愈发困难。

　　自货币改革以来，朝鲜各地饿死人的事件时有发生，据外界推测，2012年春，朝鲜的粮食短缺问题将变得再度严峻。官方只能重复将努力实现金日成60年前要让人民吃上米饭喝上肉汤的许诺。

　　失控的社会

　　尽管金正恩大幅加强了陆路边界的控制。但脱北者似乎并未减少，海上脱北者创新高。2009年利用海上途径进入韩国的脱北事件只发生了一次(11人)，2010年西海发生了三次(3人)，东海发生了两次(6人)。到2011年11月初，海上脱逃者增至73名。

　　朝鲜经济的崩溃一个恶果是社会的日渐失控。

　　首先是居民生存对体制的依赖日益削弱，导致越来越多的人从控制严密的体制中游离出来。一旦离开体制，对居民思想观念的控制将变得极为困难。虽然在增强社会控制上，朝鲜政府不断推出亡羊补牢的举措，但贫困导致基层政权抵抗腐蚀的能力大幅降低。控制力削弱已是无法逆转的趋势。

　　脱北者本身就是基层政权和军队被腐蚀的产物。对被抓获的越境中国的脱北者，朝鲜以往采取严酷的惩罚措施，但随着脱北者现象益发严重和常态化，惩罚力度大为削弱，普通百姓的恐惧感逐渐降低。

　　对居民控制力日益削弱带来的一个恶果，则是信息失控。尽管朝鲜国民大部分仍被“冻结”在各自村庄和城市，是举世罕见的信息孤岛。但伴随地下经济的人口流动，官方不喜欢的信息，流动性和传播性愈发增强。通过脱北者，朝鲜百姓多少知道，在这片荒土之外还有一个富足世界。

　　手机和其他现代传播工具流入朝鲜也极大地增大了信息控制的难度。以往不可想象的朝鲜线民，成为境外媒体和情报机关渗入朝鲜的感官。

　　民间对政府急剧增长的不满，也日渐公开化。以往朝鲜居民只在私下表达不满，但在如今，遇见民间口头发泄牢骚和不满，负责基层控制的官员都不再像以往如临大敌地将其绳之以法，只是警告其不要乱说，因为大批人被关押将造成沉重的国家负担。货币改革期间民间不满达到顶峰，局部地方发生饥民抢劫运粮车而与押运军人发生冲突的严重事件。有人甚至公开说，金正恩比其父更为歹毒。

　　官方对金正恩的宣传包装，在民间很难收到成效。刻意模仿爷爷金日成的金正恩，在民间有时被称为“什么都不知道的不懂事的毛孩子”、“肥熊”或“猪”。广播宣传中，金正恩是炮兵天才或“创造出每公顷收获15吨水稻的奇迹”之类的神奇事迹，在民间多半会派生出挖苦讽刺的段子。

　　《凤凰周刊》记者在朝鲜境内行动高度受限的采访中，能感知在朝鲜民间，抱怨金日成、金正日父子的现象存在良久。近年来，随着朝鲜内外困境的加剧，焚烧金氏家人的照片，悄悄张贴诅咒文字的现象，亦不鲜见。有时，这些零星反体制活动的图像也会被传到境外。

　　近十年来，朝鲜军人叛逃出走事件明显呈上升趋势，这是最能体现其控制力大幅下降的指针。12月14日，daily nk引述中朝边境相关人士的话称，11月底8名朝鲜武装军人越境进入中国，其中2人在过江时被朝鲜边防部队打死，另外6人成功逃脱。该相关人士还透露，事发后中国立即加强对当地的盘查，朝鲜方面也派出数十名国家保卫部人员到丹东进行搜捕，并加强对韩国人聚居处的监视。虽然该报道未能拿出任何证据，但韩国主要媒体都进行了大幅转载。

　　金正日去世消息传出当天，位于北京的朝鲜餐厅海棠花门口，两个朝鲜服务员抱头痛哭，撕心裂肺的声音大到“像假的一样”。

　　而从金正日逝世后朝鲜人的反应看，对金家的忠诚度明显下滑。综合韩国媒体报道，朝鲜各地传出的消息显示，与金日成逝世时朝鲜民众当场集体坐地痛哭相比，此次民间相互看眼色、无声哭泣甚至摆摆样子、让孩子们痛哭的情况不胜枚举。

　　改革无望

　　由于已无法有效控制信息，朝鲜国民普遍期待朝鲜能有中国一样的改革。但中国式的改革开放，于朝鲜体制而言，完全是个逻辑上的悖论。

　　就外部环境而言，不断制造紧张的国际气氛，是朝鲜强化其体制和凝聚人心的重要手段之一。朝鲜1970年代的军费就已占其财政支出的一半，金正日的“先军政治”将这种畸形体制推至极限。朝鲜经济体系虽注定无法长久维持，但1980年代中期即开始陷入困境，军费占用过多社会资源显然是重要原因。

　　中国改革开放的外部环境，是成功地先后与西方和苏联缓和了紧张关系，使得迅速降低军费支出成为可能。朝鲜的改革是在外界无形压力下的被动行为，它已失去了改革可以获得外部实质鼓励与配合支持的先机。它的安全压力远非中国当年可比，金正日之所以冒天下之大不韪拼命搞自己的核武计划，就是试图一劳永逸地解决安全问题。

　　就内部环境而言，改革伴随的是政府对社会强制控制力的降低，而且一旦启动就难以逆转。政府对社会控制力的流逝，必须以民间自发的政治认同来补偿。在中国，是以对历史的拨乱反正，换取了广泛的社会认同和支持。

　　但权力已在家族内传承三代的朝鲜体制，政治合法性和道德资源全部来源于对血统神性的不断强化，拨乱反正和意识形态的转向意味着否定了神圣血统不容置疑的绝对正确和权威，它会从根本上动摇领导人的合法性。

　　这种先天不足，造成朝鲜的改革不但不能放松对社会的控制，反而须强化对全社会的强力控制。自新世纪以来，朝鲜政府有限的几次改革试验，无一例外都是强化而非削弱对社会的强力控制。其改革只能在彻底封闭式的实验区进行，但朝鲜的经济特区不同与中国之处在于，一开始它就是彻底与国内其他部分完全切断联系的封闭独立体系，而在中国则是嫁接过来的有机体。

　　对朝鲜改革一度寄予厚望的中国民间资本和韩国资本，在近十年的投资尝试中，终于得出一个一致结论：在朝鲜官方动人的招商引资口号之后，是个吞没一切的陷阱。

　　按照前苏联专家的看法，朝鲜从来不曾有过苏式的科学计划经济，一直都是典型的运动式命令经济。而父子相承体制，要求接班人尽可能有看得见的经济成就，无疑是在强化运动式经济建设的催化剂。从金日成到金正日，运动式的强度在不断递进，虽然金正恩在短短的接班人培养期也发起过一些类似“奋战150天”的运动，但朝鲜今日已几乎丧失了再搞大规模运动式经济建设的资本。

　　随着金正恩意外提前接班，合理的逻辑是，只要金正恩不断加强其权威，朝鲜改革的希望越发渺茫。作为一个越发无望的经济体，它对外界的依赖只会越来越严重。

　　最坏的局面

　　尽管朝鲜的“太阳”没有了，民间的不满在增强，但目前还看不出民间反抗，甚至发生中东式革命的可能性。金氏王朝遗留的严密社会控制，对信息的严格封锁，仍能发挥作用。

　　11月中旬，一份以身居韩国的524名脱北者为对象实施的“统一认识”问卷调查中，73.7%的脱北者们都回答称朝鲜居民们会顺应继承体系。与此相反，对于“（金正恩继承体制）把其认识成为很严重的问题，不信任政权”，应答率才25.2%。而且有关三代世袭“朝鲜居民们会理所当然地接受”，应答率也达到了38%。

　　美国具有保守倾向的智囊机构加图研究所（cato）研究员班多（doug bandow）曾撰文表示，虽然有人希望出现“朝鲜之春”(korean spring)，但这种概率不高。朝鲜人口大部分都集中在农村，尽管城市中的精英阶层希望改革，但却不希望革命。

　　不过，对于失去绝对权威的“共主”之后的朝鲜高层斗争，及其带来的动荡，美、韩、俄等相关国家早已作了推演。

　　2009年2月，美国外交学会(cfr)报告《为朝鲜的剧变做好准备》设想了三种可能的政权更替局面：

　　“可控的政权更替”：由张成泽，金正日现任夫人金玉，以及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委员长金永南等组成看守政府或是集体领导制，政权平稳交接；“斗争的政权更替”：产生激烈继承权斗争，最终会出现的新政权合法性并非来自金正日家族；“失败的政权更替”：类似于1989年的东欧剧变，但会造成更大的人道主义灾难。

　　今年11月俄罗斯最高权威的国家级研究机构“世界经济与国际事务研究院（imemo）”发布的特别报告中，将朝鲜体制崩溃视为既定事实。报告预测，混乱局面日益恶化，到了2020年以后在国际社会的监督下朝鲜临时政府诞生，同时对朝鲜军队解除武装并使其走上经济现代化之路，从而使朝鲜进入韩国的控制范围。报告认为，“统一韩国”将为俄罗斯企业和政府参与韩国大规模交通、能源、产业项目提供有利环境。

　　imemo预测，2010年为1万亿美元的韩国gdp到2020年将增至1.7万亿美元，2030年激增至2.3万亿美元，人均gdp将达3万美元。据推算，统一韩国的人口届时将达7600万至7700万。

　　美国达特茅斯学院政治学教授林德(jennifer lind)和兰德研究所的研究伙伴本尼特(bruce bennett)近日在美国《国际安全》发表报告称，假设朝鲜解体，在最好的情况下（即朝鲜不进行抵抗），稳定局势需要30万到40万维和人员。其中，控制朝鲜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将需要约3000至10000人；边防巡逻需要2.8万人；解散朝鲜部队和警察需要4.9万人；还需要7000至10000人准备随时打击反抗势力。尽管研究报告没有谈到这样一个维和机构应该由谁来设立，以及如何设立，但林德表示，韩国无疑将发挥主要作用。

　　韩国统一研究院曾指出，金正日死后朝鲜有可能发生军事政变等权力领导层的变动、居民骚乱和暴动、大屠杀、难民潮等剧变状态。

　　一旦动荡局面发生，大批难民甚至武装人员涌入中国几乎不可避免，且难以阻挡。再加上可能出现的地方军阀，对中国的影响可想而知。本尼特则表示，中国的介入是有益的。“中国不仅跟朝鲜相邻，还离核开发地区非常近。因此，发生紧急情况时也有可能解决问题。”

　　“朝鲜的崩溃不仅是东亚地区危机的阶段性扩大，还会引发潜在的人道主义费用。因此就算觉得崩溃的危险性小，但（应对这种情况的）计划还是非常重要的。”林德如此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