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马航MH370失联客机的搜救工作比作“大戏”可能显得太过轻佻，但在集多国之力的搜救陷入徒劳之际，事情似乎在朝一场全球“真人秀”方向发展：这里有乘客家属的悲痛欲绝；某些相关方面的拙劣表现，各种让人瞠目结舌的“逆转”；各股搜救力量貌合神离地“通力合作”，或是无从知晓的幕后交易和龃龉；漫天传播的离奇演绎和推论，让人跌破眼镜的阴谋论。当然，还有媒体疯狂地各显神通，或无能为力地围观，或强势地推波助澜。
紧张感、焦虑感，扑朔迷离的疑云，神秘莫测的结局，加上不断的新发现、新爆料更推动着张弛有致、跌宕起伏的情节，这一切让整个搜救工作像是现代传媒塑造下的一场大戏。
就在南海、安达曼海的搜救陷入一筹莫展之际，澳大利亚3月20日的爆炸性消息让故事情节再生突变——尽管马来西亚一直自称“主导”搜救，但珀斯西南两千多海里外的可疑物体，不仅把主导权转移到澳大利亚及其盟友美国，让马国及中国等更为利益攸关的方面鞭长莫及，更有一种把媒体话语权彻底移交给西方的感觉。
而4天后，在南印度洋搜索中无影无踪的马来西亚，竟晴天霹雳地宣布航班在“南走廊”尽头“终结”，似乎要在情节还未来到高潮前就要强行终结这部剧本，留下那十余架在南印度洋像蚊子一样的飞机来来回回地盘旋。这般态度对死难者及其家属实在是极不尊重、极不负责，中方就此已升级外交交涉，受习近平钦命的外交部副部长张业遂已经赴马要说法。可归根结底，找到飞机下落才是问题的关键。
但对于大半个月来神经高度紧绷的媒体而言，这样的“终结”却成了暂时的喘息之机。而既是鞭长莫及，中国在搜救中又拿不到主动权，中国媒体也自然退回到“转发”的节奏中。而就在最新一轮的进展前，就已经有声音质疑中国媒体在这场竞争爆料的“新闻战”中败北，其理由是在事关154名同胞的火线搜救，国内媒体却“言必称西方”，在涉及客机下落的关键环节中总是“据CNN报道”、“路透社的最新消息说”、“《纽约时报》透露”，中国媒体成了无所作为的“跟屁虫”。
相比之下，西方媒体在这其中体现了强大的报道能力和神通广大的资源，例如分析就认为，马来西亚15日宣布航班曾出现转向，就是《华尔街日报》等媒体爆料后逼迫的结果。而在20日消息后，西方媒体仍成为主要的消息来源，只要看看美国派出的P-8侦测机上坐的是哪国记者就知道了。
有文章认为，这是中国官方媒体养尊处优的结果，这种看法不无道理。宣传曾是中共革命中的一大法宝，而目前的局面却是内不能营造健康的舆论生态，外无法匹敌西方媒体夺取话语权。但这种恨铁不成钢的心态却有点苛责的意味，因为官方媒体本来就是个传声筒，制度设计如此。而西方媒体固然因为商业化运作已经发展为成熟发达的体系，但其与美国政府紧密的关系，也是在本次马航事件报道中能扮演“福尔摩斯”的重要因素。
在报道中，美国官员尤其是有军方、情报背景的官员，成为媒体爆“猛料”的主要来源。在这方面，美国媒体确实近水楼台先得月。失联的波音客机由美国制造，协助调查的美国国家交通安全委员会（NTSB）有丰富的航空事故调查经验，全球海事救援卫星系统则包括大量美国卫星。《纽约时报》记者布莱德肖（Paul Bradshaw）在接受采访时称，自己比别的国家记者拥有更多的美国资源，当美国官方发现了什么消息，《纽约时报》总部能够第一时间得知。
在美国，这种“秘密消息源”和特殊信息渠道构成了独特的媒体生态，也是在激烈的媒体竞争中求生存的根基。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中，几乎所有爆炸性的报道都来自于秘密渠道，如越战经过、水门事件、克里顿性丑闻、安然公司真相。如美国媒体人阿尔特（Jonathan Alter）指出，依靠秘密来源进行报道的冲动深深植根于美国上档次的新闻集团中。而这种冲动显然不是以“听传达”为生的中国媒体所具备的。
由于在机密与非机密信息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灰色地带，美国媒体及其线人有着极大的操作空间，使得媒体依靠线人披露信息的做法已成为风气，以至于被记者称为“最封闭、最具控制欲”的奥巴马政府，不得不通过“防贼”一样的办法来阻止政府内部人员向外界披露在白宫看来并不那么“合适”的消息，去年被曝光的美国政府窃听美联社便是证据。
而在媒体与政府紧密关系的另一方面，政府也会主动向媒体“喂”一些消息。例如《华尔街日报》3月12日发布的一条新闻就直接推动了搜索的进展，该社援引美方调查人士称，马航MH370航班在最后一次确认位置后还飞行了4小时，美反恐官员随即探讨一种推论，即飞行员或者飞机上有其他人可能故意关闭了飞机的应答器，以避免被雷达探测到，然后他们改变了飞机的航线。
由于美国有着强大的情报网，在航空事故方面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又有强大的航空专业机构作为支撑，美国媒体在这方面有着其他国家难望其项背的优势。不仅是此次马航事件，国际话语权掌握在西方手里本来就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中国媒体的渗透力、影响力尚无法与以美英为代表的西方媒介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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