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克亡国之后的四种命运

　　“伊斯兰国”（IS）大兵压境，美、英各国虽宣示干预，却只肯派出“少数精锐”前往。伊拉克国军在此前的大败后，已经丧失美械器杖无数，尽管巴格达当局最终彼此安稳下来，新政府也即将组成，但在官民已呈离心之势的前提下，21世纪初叶的巴格达并不会比1996年的喀布尔好到哪里去。

　　当费萨尔国王与英国建立起来的基业即将在百年之后遭遇崩塌时，新月沃地上也开始浮现出更多的可能，在某些人口中的“阿拉伯的新生”到来前，垂死的伊拉克又将向何处去呢？在迷雾笼罩的未来中，几种可能性已经是若隐若现。

　　三分天下的国土

　　作为一个阿拉伯人口占78%多数的国家，伊拉克的最大问题莫过于绵亘千余年的逊尼派和什叶派的纷争，在库尔德人于第二次海湾战争后取得实际“独立”地位并与巴格达当局平起平坐时，“库尔德之星”升起后的伊拉克北部地带就已经远离了南方诸省份间彼此攻杀的局面，尽管兴起的“伊斯兰国”有一部兵力向北推进，但北部“库尔德斯坦”的核心地带终究有重兵守护。换言之，无论伊拉克局势如何变化，这一地区始终可以在周边的混乱中确保自身的相对安宁，尽管“库尔德斯坦”国家的建立也许是个遥远的计划，但伊拉克库尔德人在小范围区域内的“自治”随时都有相机独立的可能。

　　相比之下，以巴格达为中心的什叶派和逊尼派势力的博弈已经在国难逼近的时刻显出了两种完全相反的倾向：尽管当前的巴格达政府有意借马利基的下野，向西方表现出自身的团结一致，就此乞援。但无论是伊拉克国军，还是该国官民所表现出的情绪，都可以发现其中因教派而离心的成分在内，在萨达姆时代普遍提倡的“阿拉伯复兴”思想被彻底的打压之后，包括“伊斯兰革命最高委员会”、“萨德尔运动”等什叶派政党与“伊斯兰党”、“穆斯林长老会”等逊尼派政党彼此对立，在彼此已有了充足的政治力量储备后，因为教义分歧而导致的国家分裂倒也在情理之中。

　　有分析指出，尽管伊拉克国军因为官兵彼此教义差异而离心，但当伊拉克呈现印度独立前期时的宗教属地划分后，各地乡勇在面对贼军横暴时，可能就会有几分宁死不屈的胆气。因此，尽管伊拉克新疆域的划分尚不能明确，但在库尔德“国”在北方斯世独立时，南方的两个因教而聚合的国家或许也将在IS的威胁下尝试着担负着一个独立国家应尽的责任，尽管这其中难免会有域外大国的助力，譬如中国就始终会把目光聚焦在开发多年的鲁迈拉油田上。

　　黑旗下的新月沃地

　　伊拉克国内乡勇在面对IS的大军时较之不战即溃的国军总有几分勇气，但是，西方的打击终究是有限的，美军高官也称“伊斯兰国”士卒“组织良好”，其行动有战略意图，进军也直指军事目标。在伊拉克国军难以阻止起步坦协同的大规模清剿行动，伊空军更只能以少数直升机展开班、排级别的输送行动时。拥有大批美式坦克与装甲车辆且和叙利亚政府军、黎巴嫩真主党武装有过交手经验的IS部队就已算得上是一支强军。在IS“建国”并在伊拉克中部地带积极招募士卒时，高歌猛进的“哈里发”的军队已经隐约有了些1996年塔利班武装直捣喀布尔的意味在内。

　　目前，就IS的武装控制区域来说，伊拉克半数以上的省份已经成为了这一“国家”的控制区，并暂时定都于伊拉克的摩苏尔。这种猖獗的势头让IS已经与一般的流贼大相径庭：只要打下巴格达，把黑旗插进绿区，IS的国家属性就凸显了出来。

　　但高举黑旗的“伊斯兰哈里发国”在新月沃地上要成气候却也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正如以残暴起家的塔利班建立“伊斯兰酋长国”后，尽管这个严格奉行教法的国家试图打破西方封锁，并与联合国五常建立联系，但塔利班以恐怖行为发迹的历史终究是劣迹斑斑的。同样的问题对于伊拉克的“伊斯兰国”也同样适用。很显然，如果IS大军攻陷巴格达，那么“哈里发”就难免迁都于此之后，“圣战”黑旗下的新都就恐怕要被极端主义的思想染上一层血色，并变得更为闭塞。

　　从地图上看，IS的军队在此之后估计仍要继续在南北两条战线上与库尔德人和龟缩于巴士拉西线的前政府残余势力和什叶派人士大打出手，正如塔利班虽然占据阿富汗全境大部，但仍难免要和北方联盟继续相持多年那样。

　　对于IS来说，在这个剧本下，他们最不希望见到的莫过于伊朗“借保护伊朗侨民”为由突袭阿拉伯河争议地带。在这场有限的“第二次两伊战争”里，伊朗从IS手中夺走法奥半岛及巴士拉一带，报两伊战争的“一箭之仇”也将大有其可能性。

　　什叶派的血管

　　就“伊斯兰国”的张狂和该组织旗下“圣战者”的横暴来说，纵然这一组织有足够的武力攻破巴格达，周边各国也不会轻易放任这一有着恐怖组织身份的势力轻易坐大。此前，伊拉克曾经在叙利亚内战期间为同为什叶派国家的大马士革当局提供物资流通渠道，当叙利亚内战造成的危机开始将中东世界的血管——伊拉克逐渐撕裂之际，一种可能性就已呈现：相应的势力在危机之时或许就会在有限范围内尝试重塑秩序。

　　在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人开始和土耳其、叙利亚的库尔德武装互通声气，寻求一个在地图上看起来不那么贪心的“库尔德斯坦”时，大马士革和德黑兰在彼此之间尝试打通一条什叶派穆斯林的生命线其实也并非难事，更何况在伊拉克，什叶派穆斯林民众就已占到55%左右，当黎巴嫩、叙利亚和伊朗的外援相继出现后，此前伊拉克作为什叶派地带的关键一环也终究需要另一个相应的身份来填补。这种现象对于中东阿拉伯人国家来说其意义是不容忽视的，自661年阿里遇刺后，宗教的感情再一次于阿拉伯世界中起到了收拢民心的作用。

　　相比之下，占据伊拉克41%左右的逊尼派民众，其去向就未必这样胆壮心齐，相对于充满悲情主义和救世主情结的什叶派民众，这其中的部分民众固然会在IS蛊惑下参与“圣战”，但更多人也会选择在家庭或宗族势力的影响下逃亡他国，成为难民。当约旦、沙特阿拉伯乃至科威特开始出现伊拉克难民后，什叶派走廊之外的地域也许会被外界所关注，此前伊拉克的疆界也就难免会因此略有些缩水。

　　波斯湾岸边的索马里

　　无论是教派势力还是恐怖主义势力，他们要在伊拉克境内立足终究还需要另一种势力的协助，这种势力绝非巴格达的众多党派，从杰济拉到贾希拉沙漠乃至叙利亚沙漠广袤地带，掌控着伊拉克社会秩序的早就不是基层政府，而是当地各部族的长老。如何利用当地长老间彼此的紧密联系，也早已是经营伊拉克的各国间彼此稔熟的问题。

　　此前，中国曾有几名工人被“基地”组织掳走，但这几人很快就安然脱身，这与中国使馆利用了当地部族长老就有很大关系。尽管在外界看来，以部族、宗族为单位意味着一种守旧的氏族联系，但当部族首脑彼此间可以借“部族长老会议”这种方式互通声气，同时将聚族而居的游牧部落变成装备现代武器的轻骑兵。而这种部族长老替代政府起到一部分作用的状况，正和当前的索马里颇为相似。

　　分析人士指出，当前的索马里虽然其首都仍在摩加迪沙，但征兵、剿匪等事宜都需要政府向各地部族长老提出要求才能得到相应答复。此前，在巴格达政局混乱，总理及总统彼此拥兵自重之际，伊拉克各地的“部族长老大会”竟已争相举行，而各地与会长老更已在剿匪等问题上达成意见。这也让外界不免有些惊讶：在国军与国府无力御敌之计，民众的力量反而显得更为积极，尽管各地义勇的背后往往没有政府，但这种地方贤达人士彼此“割据”的状态已经可以为此后的伊拉克带来另一种可能：空空荡荡的政府下，各地部族彼此自行其是，而此前的国家竟已彻底瓦解。

　　当然，对于危如累卵，更有消失迹象的伊拉克的未来而言，上述的四点也仅仅是一部分可能性，毕竟，对于自2011年后就处于全面转轨阶段的中东诸国而言，伊拉克的变局不仅仅会促成它本身的变革乃至消亡，对于科威特、沙特阿拉伯、约旦等国更难免带来瓦解的效应。伊拉克如遭遇灭亡，它不仅会带来新月沃地上的新版图，更有可能成为扇动历史运转的一只蝴蝶。　　(茅岳霖 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