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美国对“伊斯兰国”武装的打击扩展至叙利亚境内,“9·11”后美国组建“志愿同盟”,发动反恐战争的一幕重现。13年过去了,恐怖主义对国际安全的威胁有增无减,也成为美国的阿喀琉斯之踵。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显然尚未找到反恐良策,武力反恐难以摆脱“越反越恐”的魔咒。
首先,反恐战争无助于消除宗教极端主义。当前中东和非洲恐怖主义肆虐的背景是宗教极端主义的泛起。打着伊斯兰旗号的极端组织,从“基地”组织、“伊斯兰国”,到索马里伊斯兰青年党、尼日利亚“博科圣地”组织,多属“圣战萨拉菲”派。该派意识形态的激进性主要体现在“定叛”和“圣战”,即将其他派别穆斯林妄断为“卡费尔”(悖信者);对“近敌”(本国政权)和“远敌”(美国和以色列)发动“圣战”,恢复“哈里发国家”。“圣战者”像逐水草而居的游牧部落,哪里有穆斯林“受压迫”,便出现在哪里,发动“游牧式圣战”。中东剧变为“圣战萨拉菲”派崛起提供了机遇,美国兰德公司的一项研究表明,2010—2013年,“圣战萨拉菲”派极端组织的数量增长了58%。
索马里极端组织“青年党”6日发表声明,证实头目艾哈迈德·阿卜迪·古丹死于美军空袭。声明同时确认该组织已选出新头目,并扬言为古丹之死展开报复行动。
从根本上讲,反恐是人心之战。单靠狂轰滥炸,不仅不能消除极端思想,还会使更多人走向激进,扩大极端组织支持者和同情者的阵营。美国打击“基地”组织十余载,本·拉登也已死亡,但这并未使该组织偃旗息鼓,反而变得分散化、品牌化,愈发难以打击,以至于出现“伊斯兰国”武装这样的“基地”升级版。
其次,恐怖主义在中东的泛滥是“阿拉伯病”的症状。近代以来,阿拉伯世界饱受西方殖民主义欺凌,现代化进程屡受挫折。大多数阿拉伯国家发展迟滞,民生艰难,除石油外,几无与外部世界对接的渠道,成为全球化进程中的“失败者”。阿拉伯世界本土宗教和文化与现代性遭遇后,发生激烈冲突,革新的努力总是受到政治威权和宗教保守势力羁绊,使阿拉伯世界成为百病缠身、羸弱不堪的“中东病夫”。
阿拉伯世界最近一次探寻发展之路的尝试,就是所谓的“阿拉伯之春”。然而,“革命”不仅没有给阿拉伯人民带来福祉,还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民族和教派构成复杂的“马赛克”式的“人造国家”,在剧变浪潮冲击下,政权弱化,社会碎片化。叙利亚、利比亚和也门等国坠入教派冲突、族群分裂的深渊。恐怖主义是“阿拉伯病”的主要症状之一,只有解决阿拉伯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民族构建问题,才能彻底消除滋生恐怖主义的土壤。
第三,区内外大国难辞其咎。一些中东国家为了一己私利,按教派划线,在叙利亚、伊拉克和也门等国大打代理人战争。“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内战和伊拉克教派歧视的背景下,在部分国家的扶持下,才羽翼渐丰。美国对伊拉克始乱终弃,还饮鸩止渴,支持叙利亚反对派,也是“伊斯兰国”武装崛起的重要原因。此次反恐行动最大的悖论是,当初帮助“伊斯兰国”武装坐大的,正是“反恐同盟”的“带头大哥”和“小伙伴”们。更令人不解的是,这些国家已经不是第一次吃这样的亏了,“基地”组织的崛起与今天的“伊斯兰国”如出一辙。
了解恐怖主义在中东泛起的原因,不难看出美国主导的这场新的反恐战争,不仅师出无名,侵犯别国主权,还包藏颠覆政权的祸心。动用武力反恐,更是开错了药方,用错了方法,结果可想而知。如果不改变错误的中东政策和反恐战略,美国注定只能像滚石头的西西弗斯那样,周而复始地在“越反越恐”的怪圈里打转。“伊斯兰国”尚未被打垮,将矛头对准美国的恐怖组织“呼罗珊集团”又浮出水面,便是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