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所共知，日本是东方世界浸染华夏文明最深的国家，可以不加“之一”。早在中日第一次对垒八百年前，日本人的构成里，就有一部分“华夏因子”。
日本是个单一民族的国家，但这并不表明大和民族全是土生土长的四岛人。日本史公认，本民族一部分来自中国大陆和朝鲜，他们称这部分移民为“渡来人”，也叫“归化人”。
由古沿今，许多“渡来人”成了日本显赫家族。如岛津氏、服部氏、长宗我部氏。他们大多宣称是古代中国名人的直系后代，长宗我部氏更是指名道姓为秦始皇后代。日本史传，长宗我部氏系秦始皇后代“弓月君”来到日本后的改姓。作为“秦始皇十五世孙”，“弓月君”为逃避战乱与迫害，应日本应神天皇邀请，东渡日本，引导日本人养蚕和织布，教习财务，被日本奉为“融通王”。
这就是中国“渡来人”为什么大多成为日本上流社会一员的原因。“文明使者”受到日本贵族的青睐而融入一体，这些人集中在日本文化发祥地奈良一代定居，他们的一些后代精英甚至成为创造日本历史的大人物。如日本战国名将岛津义弘、岛津齐彬、长宗我部元亲，都是“渡来人”后裔，在创造日本战国史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现代一些日本名流，诸如在20世纪八十代的中国创造过“幸子潮”的著名影星山口百惠、出任过日本第80届首相的羽田孜，亦念念不忘自己的中国“渡来人”身份。羽田孜两次到访中国，拜谒徐福故里（江苏省赣榆县），多次向中日媒体声称：“祖上姓秦”、“身上有徐福的遗传因子”。
羽田孜的中国情结反映相当一部“归化人”心声。迄今依然有人认为，“万世一系”的日本首任天皇“神武天皇”就是秦人徐福。
神武天皇的原型到底是不是徐福？这个论证未果的千年课题，几乎成为中日血缘关系上的“哥德巴赫猜想”。以日本现存的遗迹看来、两千多年前，确有载有徐福和5000名童男童女的中国那个庞大的东渡船队到了日本，但没有撑得住的文字考据能证明、徐福就是日本第一任天皇“神武天皇”。
据《日本书纪》记载：“公元540年，召集秦人、汉人等诸番投化者，安置国郡，编贯户籍。秦户人数，总七千五十三户。”
由此可知，秦汉时期中国内地移民定居日本的人数相当可观。所以，考证徐福是否“日本首任天皇”无可定论，而说徐福团队是大和国移民一部分却十分靠谱。
实际上，在历史中，中国大陆移民日本情形多次发生，大规模的“移日潮”一共有四次，分别是在秦汉、魏晋、隋唐、宋明。古代中国人移民日本，战乱是一个原因，但最主要的，还是文明远播。就地理位置而言，中国北接朝鲜，南连越南，他们都与中国大陆直接接壤。日本与中国隔海相望，不是离中国最近的东方国家。但是，华夏文明之于日本的影响，在东方诸国中却位列第一。众所周知，越南的前身南越国系中国秦朝县令赵佗开创，始建公元前203年，赵佗由是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南下干部”。赵佗给南越带去了琴棋书画和华夏文字，对越人而言，既是“天子下凡”，又是“华夏文明的第一使者”。但即便这样，如果论及传播文明起始时间，羽田孜的先祖徐福还是比赵佗稍早些，《史记》记载，公元前219年、210年，作为中国第一个皇帝信赖的“齐人”徐福，为秦始皇入海求仙，两赴东渡，第一次到达“平原广泽”（多指日本九州岛），第二次“止王不来”。可见，他比赵佗出国至少早了十几年。
不仅如此，还有“干部资历”，徐福的级别也比赵佗大。诸多史书给予徐福诸多头衔，归纳起来，集中两职：御医，“准国师”。“准国师”高位岂是区区岭南县令能比得？所以，如果说赵佗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南下干部”，那么徐福则堪称“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驻外高干”。无论从哪方面讲，广纳“渡来人”的日本都应该称得上是华夏文明“传播无疆界”的第一受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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