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把普京撵下台？呵呵，呵呵……

　　要说2014年哪个国家的领导人心理落差最大，恐怕非俄罗斯总统普京莫属。

　　2014年，位于我们北方的邻国人民和可爱的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都经历了过山车式的一年。一方面，在年初，俄罗斯成功举办了索契冬奥会并成功问鼎奖牌榜，向世人展示了自2003年经济腾飞以来的成就，3月，俄罗斯在乌克兰危机失控的混乱时刻一举收复克里米亚，此举扩大了领土，保住了战略支点，加强了俄罗斯对黑海沿岸的控制，而冷战后一直处于战略防御状态的俄罗斯罕见地在战略方向上发动攻势也使俄罗斯国内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自豪感瞬间爆棚。

　　然而好景不长，俄罗斯在年初国际舞台上一系列招摇的表现，特别是在克里米亚这一战略方向上对西方国家发起的进攻，终于使西方世界意识到普京治下的俄罗斯不是也不可能是西方国家在国际事务当中的驯服工具，于是乎，政治上孤立，经济上的制裁等接踵而至。孤立和制裁很快起到了效果，到2014年下半年，俄罗斯资本外逃已达千亿之多，而卢布的汇率更是一跌再跌，短短几个月，卢布兑美元的汇率便打破了1998年以来1:36的历史最低纪录，并在一个月、一周、一天、几小时之内先后跌破40、50、60、70大关，俄罗斯迅速萎缩成只有西班牙、韩国水平的中等规模经济体。

　　经济上的衰退迅速消解了俄罗斯国内由于战略进攻形成的国内政治力量团结。在俄罗斯一些地方，分裂主义势力重新抬头，蛰居了许久的政治反对派也开始蠢蠢欲动。就在俄罗斯12月26日宣布卢布危机结束的四天后，2014年12月30日，卢布再次暴跌9%，收于1:58.9左右，而似乎与此相呼应。同日，由于俄罗斯著名网络作家、异见人士纳瓦利内受审，俄罗斯的内外反对派利用谷歌、推特和Facebook等平台煽动了数千抗议者聚集在马涅什广场声援纳瓦利内。虽然最后抗议活动被驱散，莫斯科地方法院判处了数名参与抗议者天数不等的拘留，但是抗议还是成功地搅乱了一年一度的新年跳蚤市场。难怪普京在14年12月25日宣布取消了他本人和其它高官们的新年休假，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注定让普京这个新年过得有些艰难。

　　随着俄罗斯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让普京下台”这个沉寂了多年的声音再次出现。西方国家和俄罗斯反对派希望通过这次政治经济危机迫使普京下台，谷歌、推特和Facebook等公司才无视俄罗斯政府的压力公然为反对派提供串联平台，声援纳瓦利内的的游行当中也喊出了“我们应该推翻这个政权”的口号。上一次出现类似的抗议活动是在2011年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陷入“舞弊”丑闻时，当时在俄罗斯境内有50多个城市爆发了大规模抗议，断断续续持续了一个多月。

　　而此次抗议活动仅寥寥几千人（而且据俄媒体报道，由于抗议地点马涅什广场正在举办新年跳蚤市场，还有许多不明真相的游客被裹挟进抗议人群中，这点笔者从当天去马涅什广场游玩的中国学生当中得到了证实）的规模，持续时间也只有一晚上。据俄罗斯最近的民调显示，仍然有七成以上的民众支持普京，而对于西方社交平台的冒犯，俄罗斯方面似乎也并没有很在意，就在抗议活动发生第一天，即12月31日，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还通过Facebook向全世界致以新年的问候，而此举无疑是展现俄政府对时局把握的自信。

　　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与西方作对，已经使西方意识到不能指望俄罗斯“配合”西方国家的全球战略，对普京政权必须“除之而后快”，西方国家最近考虑加强制裁措施就充分地表明了这一意图。 然而，普京政府当前虽如临大敌，但想借此危机把普京赶下台基本上是没什么希望的，而个中原因也不难理解。

　　首先，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俄罗斯曾经为融入西方社会主导的后冷战国际体系并成为其中发挥建设性作用的一员做出了巨大的努力。经济上，俄罗斯严格遵循了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甚至允许西方国家的经济顾问们直接签发经济改革命令，通过“休克疗法”快速将绝大多数国有企业和公共服务部门私有化，而国家几乎全部放弃了对经济活动的管制；政治上，俄罗斯彻底放弃无产阶级专政政体，全套依照西方国家政治体制设计自己的政治制度，并用专制的手段镇压了反对政治改革的反对派（1993年十月事件）；在对外政策上一定时期追求亲西方的外交路线。

　　这种自废武功式的改革使俄罗斯在转型过程中付出了巨大代价：经济上，一方面苏联经过七十多年积攒的良好基础瞬间化为乌有，工业荒废，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国内经济陷入混乱，经济规模一度跌至苏联时期的55%；另一方面少数国内寡头和国外资本靠贱卖国企、投机倒把大发横财，富可敌国；政治上，一方面中央政府政策朝令夕改，内阁走马灯式的轮换，权力争斗日趋白热化；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特别是民族地方政府逐渐形成政治寡头甚至世袭政治集团，与中央分庭抗礼，整个政治局势混乱不堪。

　　而俄罗斯所做的一切并没有使西方视俄罗斯为平等的战略伙伴，西方国家以冷战胜利者自居，视俄罗斯为冷战的失败者和潜在敌人。在国际舞台上长期贬低俄罗斯的国际地位，无视俄罗斯的声音，同时通过北约东扩、肢解南斯拉夫、在前苏联国家内煽动“颜色革命”，建立亲西反俄政府以及此次乌克兰危机中打压和制裁遏制俄罗斯，压缩其战略空间。这一切都让曾经有着辉煌历史而饱尝家国破碎现实的俄罗斯人感到自己被西方国家和国内“自由民主派”出卖。而摆脱这一困境的办法就是重建强大国家，这种诉求恰恰是普京式的政治强人执政的群众基础。目前西方国家寄希望于领导“颜色革命”的政治人物，不是纳瓦利内这种不入流式“键盘革命家”，就是涅姆佐夫、亚夫林斯基这种已经过了气的“自由民主派国贼”，而俄罗斯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决定了这些“颜色革命派”很难得到群众的支持。

　　其次，普京对“颜色革命”本身的防范措施很到位。自2004年“颜色革命”在前苏联国家接连发生之后，“颜色革命”这种现象就引起了普京的注意，从此之后，防范“颜色革命”导致的权力更迭成了摆在普京面前的重要课题。普京对“颜色革命”的防范是全方位的：采用各种手段，将俄罗斯主要媒体的负责人换成政府的支持者，同时加强对媒体进行监管，通过专门法案对外国籍、有双重国籍和多重国籍的新闻从业人员的言论进行限制（比如说拥有俄罗斯、法国、美国三重国籍的俄罗斯著名时评人，之前经常批判俄罗斯内外政策和俄罗斯“民族劣根性”的弗拉基米尔·波兹耐尔就因为这项法案一度被限制时评选题）；在学校当中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传统教育和反“颜色革命”教育，特别是在大学当中举办以青年学生对国家和社会责任为主题的讲座等活动，禁止政党在学校活动，确保官方政策可以在学校当中推行；利用执政党的外围群众组织，组织执政党支持者活动，从行动上反击反对派；加强同俄罗斯传统力量的联系，尊重历史、尊重老兵，加强同东正教会的合作，赋予东正教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特殊地位，从源头上禁绝宗教势力对“颜色革命”可能的支持；加强对国内政党的管理，动用联邦安全力量对主要政党领导人进行“保护”和监视，确保其活动“不危害国家安全”。

　　2015年1月1日，俄罗斯通过新法案，禁止政党接受被司法部认定为“外国代理人”的在俄非政府组织的捐赠，禁止政党与外国人、外国公司、无国籍人士、国际组织、法定资本中外国资本超过30%的俄罗斯法人签订合同。这些全方位的围堵有力地从方方面面破坏了“颜色革命”产生的土壤。如在此次马涅什广场的抗议活动当中，俄罗斯媒体口径一致的宣称此次抗议系西方国家“煽动”，并有“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混入其中，强调了他们对新年活动气氛的破坏和司法部门的执法活动，最终活动也在没有外界响应的情况下草草收场，由此可见普京采取的这些措施是有效的。

　　最后，在俄罗斯发动“颜色革命”成本太高。“颜色革命”能在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这样的前苏联国家发生。根本原因是苏联解体之后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长期偏低，人民生活贫困，进而对政府产生不满。而较低的生活水平也使人们更容易被收买，使组织抗议活动的成本较低，比如2013年参加乌克兰抗议活动每天所取得的报酬就远远高于当地平时工作的日薪。而俄罗斯的经济状况远远好于上述这些国家，人民对政权的不满程度较低，而且俄罗斯政府采取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加强了对企事业单位的控制，如果贸然参加抗议活动，有可能会被相关单位开除而失去工作，而参加抗议活动的报酬相对于工作的工资来说水平势必会很低，因此在俄罗斯发动“颜色革命”的高昂成本也极大地影响了颜色革命的效果，而指望效果大打折扣的“颜色革命”去打倒普京式的政治强人，只能是西方国家和俄罗斯国内反对派一厢情愿的事。

　　但万事都不绝对，普京已然陷入了其2000年上台以来最深刻的政治经济危机当中，前所未遇的巨大困难使他极有可能面临下台的窘境，不过下台的前提应该是——他自己不想干了。

　　说普京不想干，并非空穴来风。在2014年11月24日接受塔斯社的专访中，普京在被问及是否参选2018年总统时罕见地表示要“看心情”，明眼人都清楚，表面轻松的回答背后，反映出来的是面对俄罗斯内外交困复杂局势的力不从心，或许他是真的感到了这次危机对他政治生涯的威胁。不过客观地讲，目前在俄罗斯国内还没有可以替代普京的人选，主观地讲，普京如果这个时候打退堂鼓本身也是不负责任的表现，而这也不像是他的行事风格，这样看来，面对这种局势，短期内他还得硬着头皮继续干下去。而面对前方仍然不明朗的俄罗斯局势，笔者在这里就先预祝普京新年行大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