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希腊债务危机更艰难——这是德国总理默克尔针对欧洲难民危机发出的感叹。上个月,她刚把一位来自巴勒斯坦的难民女孩儿弄哭了。德国一贯不愿意大规模接受难民,默克尔对那位可怜的小女孩儿说,如果她欢迎他们,“那我们就根本应付不过来了。”小女孩儿当场就落下眼泪。德国不欢迎难民,等于剥夺了他们基本人权——自由迁徙权。可自冷战结束以来,他们又自诩为人权的捍卫者,高举人权高于主权的大旗,对别国内政指手画脚。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王绍光认为,如果西方继续高举“人权高于主权”和“经济全球化”这两面道义大旗,那他们首先就该撤除对人口流动的限制,“要开放就全面开放,不能只要求对西方有利的贸易自由化和资本流动自由化。”
以下节选自王绍光《祛魅与超越》(中信出版社2010年1月版)。
冷战结束后,西方一直高举着两面道义大旗,一面是“人权高于主权”,一面是“经济全球化”。在我看来,高举这两面旗帜的逻辑结果应该是西方撤除对外来移民的重重障碍。
首先,既然西方自诩是人权的捍卫者,又认定别国人民的人权没有受到尊重,西方享受自由的人用脚进行选择,而不应该以主权为由压制基本的人权——自由迁徙权。
其次,西方要求各国撤除妨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种种壁垒,却忘了生产要素不仅包括物品、资本和技术,也包括劳动力。要开放就全面开放,不能只要求对西方有利的贸易自由化和资本流动自由化,也应允许劳动力自由流动。
有人也许会说,人口怎么能自由流动呢?仿佛限制人口中自由流动是天经地义的。实际上,劳动力跨国自由流动比商品和资本自由化有更长的历史。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对人口流动的限制恐怕比对商品和资本流动的限制要少得多。既然人口自由流动有历史先例,又是“人权高于主权”和“经济全球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为什么西方学界却对此视而不见呢?这个盲点到底是疏忽造成的,还是伪善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