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叫卖”中国人质 考验北京政治智慧

　　IS（伊斯兰国）抓获西方国家的人质并不稀奇。毕竟，基督教世界和伊斯兰社会间，总是存在历史和现实的摩擦。尤其是当下西方世界和海湾盟国对IS展开集中围剿的战争状态下。

　　作为现在最野蛮的宗教极端组织，制造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基地组织”也会IS忌惮三分。而且，IS虽然被国际反恐联盟围剿，但其并非简单的流寇作战的恐怖组织，而是有着恐怖国家的雏形。IS目前控制着叙利亚、伊拉克相当重要区域，“领土”已经超越以色列。有舆论甚至认为，叙利亚已经名存实亡。

　　就是这样的恐怖组织，近日又绑架了一位挪威人质和中国人质，并且在其所办的一份英文杂志上公布了两位人质的详细信息。这份杂志以“叫卖”的方式，更像是对国际社会的示威。

　　人质事件对中国和中国人而言，堪称拐点。

　　挪威官方已经证实画面中的一名男子是挪威人，但是挪威官方拒绝交付赎金，该国外交大臣认为这将会使更多挪威人被IS以同样的方式绑架勒索。对于那位中国男子，可确认为50岁的北京人樊京辉。

　　此人曾经是中学教师，后入广告行业，而且曾是央视的“黑人”（非正式员工）。2001年时候，曾经接受过中国著名主持人白岩松（当时是电台主持）的采访，樊本人表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要刻意追求这种不安全感，因为它能使我产生一种不安全以后的那种快感。”

　　证明樊京辉是樊京辉并不难，难的是中国政府如何处理这起突如其来的人质事件。从以往IS处理人质事件的情况看，情况可谓很糟糕。

　　从去年到现在，IS多次发布处决外国人质的视频，如美国记者詹姆斯·福利和史蒂文·索特洛夫；美国人道主义工作者彼得·卡西格；英国人道主义工作者戴维·海恩斯；约旦飞行员马阿兹·卡萨斯贝；日本记者汤川遥菜和后藤健二等。人质一旦落入IS几乎无可生存的悲剧，也凸显国际社会基本达成共识，绝不向IS妥协，更不会采取交付赎金的方式，鼓励IS将绑架人质当成一项产业来做。

　　由于中国和西方社会不同，在中东伊斯兰世界被劫持为人质的可能性极低。即便是在基地组织喧嚣的时期，偶有中国人落入恐怖组织的虎口，中国亦可通过相关国家公关和利用伊斯兰教会的关系，巧妙化解人质事件。

　　这是中国人的聪明之处，当然也因为中国没有深度涉入伊斯兰世IS界的内部争端，包括基地组织都对中国网开一面。但IS未必理中国的茬，也未必给中国面子。

　　该组织的宗教理念和政治信仰，决定了他们不仅和主流的伊斯兰世界为敌，对于“异教徒”更是除之而后快。这里的异教徒，不仅包括了基督教世界，也涵盖了中国等世俗国家。更要者，中国本身也有大量伊斯兰教徒，而且来自新疆的“东突”势力，早就和伊斯兰极端组织有勾结，从“基地组织”到IS，这些恐怖组织也把中国视为了敌人。

　　正因为如此，IS头目巴格达迪的理想中，“光复”新疆地区也是其成就其伊斯兰大帝国迷梦。而且，在巴格达迪的多次演讲中，他也将中国列为首位敌人，批评中国的新疆政策，号召新疆穆斯林向其效忠。

　　可见，中国很难用公关方式化解人质危机。更要者，IS和全世界为敌，中国也很难找到一个能和IS说上话的国家和组织。这也意味着，以往处理人质危机的中国模式可能不再适用。

　　中国会用赎金方式化解人质危机？也不可能！即便是采取较为隐蔽的方式，IS也会公之于众。而且，这不仅鼓励IS继续绑架人质，而且也使中国站到了其他国家的对立面，得不偿失。

　　长袖善舞的中国外交如何将人质危机化危为机呢？除了外交困扰，国内民众也会给中国政府相当压力。新媒体发达的中国，网民们对公共事件特别敏感，而且对政府的监督也相当苛刻。因而，中国政府遭遇的内部压力绝不比外交上的困扰更少。

　　作为世界大国，中国政府和中国人在全球公共事件中，已经成为参与者（不管主动还是被动）而不是围观者。这既要求中国调整国家战略，也提请中国人必须正视外部世界的风险——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但也时刻隐藏着风险。

　　中国该如何调整国家战略呢？譬如加入全球反恐阵线，除了道义声援还要有实际行动。新疆有“东突”制造的恐怖滋扰，而且IS明确将中国视为敌人。因而，中国在打击IS方面，不是尽国际主义道义，而是攸关本国核心利益。

　　中国军队可否加入美欧和海湾国家打击IS的军事行动呢？哪怕参与后勤保障也是对国际反恐的贡献。

　　至于樊京辉个人，他的遭遇令人同情。但其莫名其妙跑到中东，仅仅是为了满足“不安全以后的那种快感”？此人有些不负责任。

　　其他中国人也要注意了，世界到处都是风险，尤其是IS控制的地区，为家国、为亲人也为自己计，还是不要去鲁莽地做“说走就走”的冒险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