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名披露者将2.6TB的信息透露给《南德意志报》，并由后者转递给“国际调查记者联盟”（ICIJ）之后，4月3日，全球多家新闻媒体头条皆被“巴拿马文件泄密事件”（Panama Papers）所占据：巴拿马Mossack Fonseca律师行的大批内部资料被泄露，其规模之巨是2010年“维基泄密”的1500倍，通过ICIJ组织370多位记者的共同整理，人们发现该公司在40年间为包括政要、富豪、体育明星、毒贩等客户提供开设离岸空壳公司服务。一时间，各国权要通过离岸空壳公司进行合法避税、乃至隐藏来路不明的资产、以及洗钱等非法行为皆成众矢之的。
当地时间4月5日，冰岛总理贡劳格松（Sigmundur Gunnlaugsson）不堪舆论重负而辞职，成为第一位因“巴拿马文件”事件而下台的政府首脑。英国、法国、墨西哥等国家也声明会就此事对涉嫌进行非法行为的本国公民展开调查。然而，“巴拿马文件”所揭示的有岂止是洗钱和隐藏资产等非法罪行而已？通过离岸空壳公司进行避税这等违背世人道德观念行为的合法性也是需要被关注的核心。
无论是冰岛民众的示威抗议、各界媒体的披露性报告、还是国际社会的关注，大多都围绕着权贵们来路不明的巨额资金、是否有贪腐的情况、是否有非法的活动参与其中、以及Monssack Fonseca律师行是否明知如此还依然“助纣为虐”。可是假使在调查之后，结果正如不少涉案人物所言“皆是合法的私事”的话，那么ICIJ这番大费周章又有何意义？诚然，在Monssack Fonseca律师行以及很多政要看来，所谓“巴拿马文件”通过非法手段获取到大量机密资料，并擅自将其公诸于世，侵犯了该律师行以及其客户的隐私。这本身就是严重的违法行为。不过，“巴拿马文件”虽然是由一批被自身的“正义感和革命理想”所驱、不惜干犯他人最基本的权利、并悍然违背法律而造成的轩然大波，却也有着它的正面意义，则应当是让人重新审视“合法避税”的合理性。
由于资料规模庞大，除了周日的首批文件之外，CICJ记者还在继续整理后续文件。在第一批公布的内容中，尚没有涉及到美国，有声音就此指责该事件，称其是美国的一场阴谋，在此暂不多论。不过美国总统奥巴马也就此事给予了回应。美东时间4月5日，奥巴马严肃批评了这种税收倒置的制度漏洞，并表示他拥护政府的一项新措施，即试图降低美国公司通过购买外国公司而名义上将其总部迁至海外、同时保留美国业务而削减美国税务的吸引力。奥巴马认为，避税“是一个全球性的大问题，而很多做法是合法的，这就是问题所在。他们在利用这个系统。很多这些漏洞的代价是中产家庭，所有这些外流的资金本可以用在美国”来改善道路、学校和其他政府项目。
当世界最强大富庶的国家越来越多地在如今全球一体化的金融体系中交织穿插之时，它们也对最富有的一部分社会群体借离岸空壳公司合法避税的情况视而不见。而对倡导升税和更为公平的社会的西方“民主社会主义者”来说，当富裕的那部分人通过这样的合法方式规避了对国家的财务责任时，所担负其重任的反而是本就生活压力巨大的中、下层白领蓝领百姓。对于引领全球金融体系的西方强国而言，想要阻止如巴拿马、开曼群岛、英属维京群岛等“避税天堂”并不是一件难事，但是对于本身就受益于该体系的全球经济精英而言，又哪里会有改变现状的动力呢？
所以说，目前各界对“巴拿马文件事件”的关注度虽然十分广泛，但是如果仅就“是否有政要权贵涉嫌非法活动”的角度来深究，那么终会难以引起持久性的正面影响。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其著作《1984》中提到，无论有多少次革命或改革，人类社会都保持着上层、中层、和下层这三个亘古不变的阶级架构，而上层社会群体总会通过各种“合法”的设计来维护其地位。所以，若想取得更根本的改变，还需要着眼于那些违背社会道德和个人良知，但是却合法的现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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