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加入「圣战」组织的工程师如此多？

　　西方媒体眼中的「圣战分子」几乎拥有两种完全相反的形象：

　　一类把恐怖分子描述为社会边缘人士。比如，扎里夫•库阿奇（ChérifKouachi），在2015年1月袭击了巴黎《查理周刊》总部，此前他是强奸嫌犯和披萨快递员，早有犯罪纪录在身。　　

　　在2008年3月，他就曾出现在路透社的视频中，当时他正因为帮组伊斯兰主义者偷渡而在巴黎法庭面临审判。他的同谋，阿迈迪•库里巴利（AmedyCoulibaly），在库阿奇袭击的同时在巴黎的犹太超市杀死了一名女警和四名人质，此前他也曾5次被指控持枪抢劫。两人都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

　　扎里夫•库阿奇信息。

　　另一类形象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技术人才，比如，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9.11事件」的主谋，拥有美国一所大学机械工程学位。同样的，基地组织头目艾曼•扎瓦赫里，曾经是一名成功的医师。在亲身执行恐怖主义任务的人中也不乏高学历者。赛义夫丁•里兹格，2005年夏天在突尼斯的苏斯海滩杀死了38个人，也是当地一所大学的电子工程专业学生。事实上，「9.11」事件的25名涉案者中，有8位都是工程师。

　　9•11事件主谋哈立德•谢赫 •穆罕默德。

　　所以，圣战分子到底是缺乏教育而不得不从其他地方找回成就感的失败者，还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意识形态狂热分子呢？

　　最近一份关于圣战分子教育背景的研究解释了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他们开始变得极端化。在《「吉哈德」的工程师：暴力极端主义和教育的奇妙联系》（Engineers of Jihad: The Curious Connection between Violent Extremism and Education）一书中，知名社会学家迪亚哥•甘贝特和史蒂芬•赫托格对穆斯林世界和西方的4000名政治极端分子的教育水平和类型进行了调查。

　　关于伊斯兰极端分子有两项突出的发现：一方面，在拥有大学文凭的极端分子中，工程师在全世界所有「吉哈德」组织中所占的比例都高于其他职业。在这本著作研究的伊斯兰极端分子中，207名拥有大学学位，其中44.9%的人属于工程专业领域。

　　但在相关国家的人口中，工程师的平均比例只有11.6%。在71名居住在西方国家且受过高等教育的伊斯兰极端分子中，32人曾在不同的时间段学习过工程专业，比例高达45.1%，与西方整体人口中16.2%的工程师比例极不匹配。

　　另一方面，地区间的受教育水平差异也极大。穆斯林世界的497个武装分子案例中，46.5%受过大学教育；在西方世界的344个案例中，比例则较低，只有25.2%，这样的反差令人惊讶。因为穆斯林世界的整体大学入学率只有11.3%，而在西方则是43%。考虑到总体的教育水平差异，来自穆斯林世界的伊斯兰极端分子的大学入学率比他们在西方世界同伴高出15倍。

　　当然，作者的数据并不完整，很有可能出现偏误。通常来说，越活跃的极端组织高级成员，越会被发现和报道，也就更容易成为研究的数据样本。因此，这份研究不可能完全地证明工程师在伊斯兰极端分子中的高比例以及伊斯兰世界和西方伊斯兰极端分子教育水平的巨大反差。

　　人们会很自然地想到，穆斯林世界的伊斯兰极端分子教育水平如此高，特别是工程师比例之高，是因为工程师可以为团队贡献技术力量，但是并没有证据支持这个观点。如果我们按照功能将同团队的「圣战分子」分组，仅有15%的工程师是制造炸弹的，26%的负责通讯，然而团队中其他非工程专业的毕业生也以同样的比例从事这类工作。此外，在穆斯林世界、拉丁美洲和欧洲的左派武装组织中，极少有工程师，但并不妨碍他们有效地使用杀伤性技术。

　　作者逐渐发现，有足够的证据显示，工程师在穆斯林世界伊斯兰极端组织的高比例是一个经济现象。

　　埃及和阿拉伯国家的历史表明了极端主义如何在1970年代的大学毕业生中兴起。当时，阿拉伯国家的经济正在衰落中，与此同时，高等教育却在扩张并产出了大量的毕业生。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状况是伊斯兰主义组织的宝藏。世俗政权的腐败关系严重阻碍了本该成为国家先锋的大学毕业生的前途。而伊斯兰主义运动正中学生的下怀，它强调道德的必要性，宣传简朴而纯洁的生活方式，反对西式精英的特权和腐败。正是因此，极端主义网络在大学校园中滋生开来。

　　在西方国家长大的伊斯兰极端分子中大学毕业生较少是因为那里的社会流动性较高，大学文凭的回报也要高得多。这使得愤愤不平的落榜者和少数无法就业的犯罪分子成为西方国家极端分子的主要来源。而在穆斯林世界内部，如新加坡、印尼和印度等国家，没有出现大学过剩的现象且经济发展较好，则较少有大学毕业生加入极端组织。

　　穆斯林恐怖分子。

　　历史同样帮助我们解释了工程师在极端组织中的高比例现象。通常，工程师都处在期望值和现实高度不匹配的边缘：工程学是穆斯林世界大学里要求最高的学科之一，严格的录取标准使得学生都极有天赋且野心十足。

　　1970年代之前，工程师只是一小拨相当富裕的技术精英，并没有太多时间参与反政府活动。在那个时代，伊斯兰主义组织成员更多是教师和律师。只有当高等教育大众化和经济下滑时，工程师的就业优势开始消失，从而更多地加入到极端组织中。

　　沙特是穆斯林世界的一个例外，这个国家较少有工程师加入极端组织，从侧面证明了上文的判断。和社会科学或伊斯兰研究不同，沙特的工程学科毕业生可以获得优质的就业市场，这得益于该国大量的石油和重工业。

　　「圣战」工程师的普遍正是根植于社会经济问题，但它不同于流行的「贫穷滋生恐怖主义」的结论。极端主义不能完全归因于社会欠发达，而更多地与相对的剥离感有关：潜在的社会精英不能在腐败和停滞的体系中找到预期的位置。

　　这样的现象给我们的启示是，过量产出不能被就业市场消化的毕业生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

　　尽管工程师也在西方毕业的极端分子中同样占很高比例，但相对剥夺感也不能完全解释「工程师」问题，内心政治倾向和性格特点也会发挥作用。根据欧洲、美国、俄罗斯和中东地区右派和左派武装分子的教育水平数据，研究人员惊奇地发现，工程师在右翼极端组织中比例仍然很高，但是在极端左翼组织中几乎绝迹，反而是人文社科学生比较多。不同的意识形态似乎可以满足不同人群的情感和认知需求。

　　但是在穆斯林世界，自1970年代以来，发展危机一直是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核心根源。即使在当下「伊斯兰国」（IS）的时代，极端分子动员明显不局限于挣扎的大学毕业生，已有的数据依然表明了工程师的高比例。

　　总之，我们只有充分考虑到穆斯林社会青年精英的社会处境才能防止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误入歧途。

　　参考资料

　　Diego Gambetta and Steffen Hertog, Engineers of Jihad: The Curious Connection between Violent Extremism and Educ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March 1, 2016.

　　Diego Gambetta and Steffen Hertog, Why are there so many Engineers among Islamic Radicals?,Europe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ume 50, Issue 02,August 2009, pp 201-2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