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国庆日14日晚，一辆卡车冲入南部旅游城市尼斯英国人漫步大道上的人群，造成至少80人死亡、百余人受伤，伤者中包括两名中国公民。
事发当晚，民众正聚集在尼斯海边著名的英国人漫步大道上欣赏法国国庆日烟花表演，一辆卡车突然冲入人群，并行驶了2公里。据《尼斯晨报》在场记者描述，卡车冲入人群，有人被撞倒，地上都是血迹，民众十分恐慌。
法国《费加罗报》称，此次恐怖袭击事件距离计划的7月26日紧急状态结束只剩不到2周时间，尼斯恐袭发生在恐怖主义威胁高涨的背景之下，尤其在诸如法国等介入叙利亚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IS)行动的国家中。这是自IS制造2015年11月巴黎恐怖袭击和2016年3月布鲁塞尔恐怖袭击以来，欧洲遭遇的最严重恐袭。
为什么恐怖袭击总是“选中”法国？这个国家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欧洲反恐路在何方？《环球时报》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所所长崔洪建。
崔洪建表示，如果这起时间最终被定性为“恐怖袭击”，那么，就要先从恐怖份子发动袭击的目的来探讨。“恐怖袭击就是要通过杀伤无辜民众，造成社会恐慌，来达到政治宣传，并损害政府合法性、公信力的目的。”
这样一来，无论是其国际影响力、在欧盟中的地位还是对外政策，法国很容易就会成为首当其冲的受打击的目标。“因为打击法国，法国一定会在安理会、欧盟等重要层面表达立场、寻求支持，这样一来，恐怖袭击就会在国际社会造成比较大的影响，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也变相帮恐怖份子放大了恐怖袭击的影响力。”
另外，法国把自己看作是欧洲文明的代表或象征，如果要上升为文明冲突，就会给人留下“这就是一个针对西方文明的打击，而不仅仅针对法国”的印象。
崔洪建表示，大家可能很难理解，自从巴黎暴恐袭击后，法国目前还在紧急状态中，为什么还会出这样的事情？“首先，恐怖袭击有很多种方式，它在暗处，你在明处，防不胜防，似乎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对于恐怖袭击，防范总是滞后的，很难提前做到根除。”
“法国在欧洲是特别标榜民主自由的国家，去年巴黎恐怖袭击后，在那么严峻的形势下，法国确实采取了一些安全措施，但很快遭到了民众的反对，民众认为妨碍了日常生活。”崔洪建对《环球时报》举例，在中国，地铁安检是很普遍很自然的事情，但在法国就很难，“很多法国民众认为自己的日常生活便利性是最重要的，甚至有人说‘我的自由要高于生命’。在这样的文化和社会氛围里，政府要加强日常反恐措施就受到了很多牵制，因为选票在老百姓手里，政府不愿意冒着触怒选民的风险来搞安全措施。”
崔洪建还提到了一个“怪圈”，日常的安保措施可能不会体现出多有效，但一旦发生暴恐袭击事件，民众又会反过来质问“我牺牲了自由，但还是没有反恐成功，那么严厉的反恐措施干什么去了？”崔洪建表示，法国这样的社会特性，就给了恐怖份子很多机会。
欧洲是不是“摊上大事儿”了？未来会怎样？崔洪建表示，欧洲长期以来在恐怖主义威胁的笼罩下，一方面欧盟在做一些反恐方面的合作，另一方面也在加强对恐怖主义主要来源地：中东和北非地区进行一些经济、政治、外交方面的努力。
“可以说，反恐将成为欧盟未来面临的主要问题。”崔洪建提到，之前很多欧洲国家还在争论到底是俄罗斯的威胁大还是恐怖主义威胁大，但显然，对于法国这样移民众多、文化冲突、经济问题严重的国家，恐怖主义威胁肯定是首位的。
另外，恐怖主义也和法国的政治体制和社会融入问题相联系，如果说恐怖袭击是看得见的“外伤”，那么可能引发的政治动荡和社会分裂就是致命的“内伤”。
面对恐怖主义在欧洲的肆虐，中国应该如何做？崔洪建表示，中国也处于恐怖袭击威胁下，首先我们要确保自己能够做到防恐和反恐。另外，欧洲恐怖袭击频发给中欧双方提出了一个共同的问题：我们应当如何加强国际合作，“恐怖份子是非常‘国际化’的，他们之间的网络和机动性很强，但国家之间由于政治、安全的考虑，肯定比不上恐怖份子的合作顺畅，这也是国际合作反恐不力的主要问题。”
所以，崔洪建认为，对于中国来说，一方面要防范国内恐怖主义，另一方面要切断国内暴恐份子与境外的联系，还要尽可能的在双方信任的基础上加强国际合作。“如果国际恐怖主义没有气候了，那么国内的暴恐势力也就没有了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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