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4日法国尼斯国庆日恐袭余波未了，土耳其又搞了大新闻。在西方政治管理进程中，政党轮替、政府更迭有着完整而有序的制度，军事政变向来以其破坏性、不可控性被视为不可取的最极端手段。当今世界，中等以上国家几乎没有通过单独军事政变成功实现政治统治的先例。
7月15日晚间，土耳其军队部分军官在首都安卡拉发动政变，首先扣押军方最高将领阿斯卡尔，随后控制总参谋部。政变军队出动了M60T坦克、M113装甲车上街，试图冲击总统府，进攻议会大楼。政变在距离首都450公里外的土耳其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同时展开，军队关闭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跨海大桥，并控制阿塔图尔克国际机场。政变军队透过控制的国家电视台和CNN等部分媒体，宣称掌控国家政权，组建“和平委员会”
不到12小时的政变过程以网络手段实时传播，令人目不暇接无从判断。那么此次政变是成功还是失败了呢？导致结果的原因又有哪些呢？
毫无疑问，这场政变失败了。在笔者清晨看到现场照片的时候就得出如此结果。与许多国家不同，土耳其军队不仅扮演捍卫国家主权安全的角色，还承担着保证国家沿正确道路前进的重任。在土耳其社会发展进程中，世俗化与宗教化是两条泾渭分明的道路。土耳其军队毫不动摇地站在了世俗化的一边，为此不惜发动了4次政变，试图扭转国家方向。笔者无意评判两大方向的优劣，仅从政变行为角度分析为什么此次它不会成功。
首先：仓促行动，军队高层无共识。发生于15日晚间的政变，我们无从得知军队具体参与人数。但首先扣押挟持军方领导人，裹挟总参谋部的行为清楚说明政变力量为少数派。军队高层对于武力推翻埃尔多安政权存在分歧。尽管，首都安卡拉与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同时行动，侧面证明政变行动经过了一番严密策划并得到有效执行，但这支孤军无法得到任何支援，哪怕是军队同袍。安卡拉行动中，土耳其警察首先成为政变军队的反对者。
自埃尔多安2002年出任总理后，不断分化打击军队对土耳其政治管理的影响力。特别是2005年，军队第四次政变因情报泄露导致胎死腹中后，军队形象遭受空前打击，其代价是陆海空总司令均被判处无期徒刑。普遍认为，军方高级将领的政治视野高于中下级军官，换言之，军方领导人对武力政变的成功可能性有着较为理性的认识，这为此次政变埋下了失败的祸根。其结果是，政变军人动用武装直升机进攻总统府与议会大楼，遭到空军F-16的坚决打击。
土耳其空军F-16击落了政变军队的武装直升机。
其次，缺乏政治力量参与，政变走样变味。在文官治理成为当今各国普遍的政治管理形态后，即使军事政变成功，也大多是成立过渡委员会，保证政权平稳交接，维系军队影响力。土耳其的前三次军事政变均体现了这一点，即“军队不是为了谋求国家统治而政变”。遗憾的是，此次12小时的行动中，没有任何政治力量支持军方，哪怕是对现埃尔多安持不同意见的国会议员、内阁部长以及反对派政党。
1991年苏联8.19事件，缺乏普遍政治支持的军队掌握国家政权之举，不仅直接导致叶利钦成为事实上的国家领导人，也在事实上致使苏共对国家控制权的全面瓦解。
再次，总统埃尔多安度假的契机是把双刃剑。此次政变，埃尔多安的行程倍受关注。令人意外的是，政变时他正在地中海度假。作为掌握国家核心情报的军方，政变者没有理由不清楚这个事实。那么，政变军队决定进攻总统府必然是以这位国家强力领导人的缺席为契机，采取行动。控制总统府就意味着掌握埃尔多安的重要决策团队和机密信息，从而赢得主动权。不幸的是，即使埃尔多安远在地中海，政变者们也没能拿下总统府。
这种契机显然是把双刃剑。没有控制埃尔多安，就无法避免其对国家重要机构以及对民众的影响力。但埃尔多安的缺席，客观上也能极大减少政变的阻力，为行动成功增加可能。未能攻下总统府的政变军人，连这把剑的任何一个优势都没发挥出来。
最后，不掌控舆论的行动获得不了道义支持。16日凌晨，熟睡中的土耳其民众通过手机、互联网得知政变消息，接收到了总统的呼吁请求。随后，大批民众上街，与政变军人对峙。这一场面毫不陌生。无论是所谓的“阿拉伯之春”还是颜色革命，受其影响的国家也多是普通民众与强力部门发生冲突，最后导致政权更迭。不过在土耳其，鼓动民众的一方变成了具有合法性的总统。
颜色革命的教训在于，民众与军队的对立，西方国家普遍对民众的舆论支持。在土耳其，凌晨控制了国家电视台也控制了CNN的政变军队，忽略了国际舆论的传播，更忽视了网络的影响力。
最新消息是，政变领袖已经被捕，呼吁政变军人投降。任何政治动荡，背后必然有着根源深种的复杂矛盾。但不成功的军事政变，不仅无法取得既定目标，往往连其合法性基础也丢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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