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一明 (Emanuel Pastreich) 庆熙大学国际学院教授：
如果说，我们并不是只想证明“我是对的”，而是关心着今后的道路，则我们的视野应超越目前，不能只盯着使朴总统堕落的丑闻的核心人物。我们应扪心自问，是韩国政治文化中的何种因素纵容了极少数人搞得国家政局飘摇不定。
我们应认识到，假如有影响的有识之士没有在目睹这一史上最差一届政府后仍然无动于衷的话，那么事情也不至于变得如此无法收拾。
我不知道崔顺实这个名字，但却经常听许多政商人士讲过青瓦台见不得人和不负责任的决策，青瓦台在做出重要决定时根本不听专家建议的事已是公开的秘密。韩国的最高层精英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对他们应尽的责任义务麻木不仁：他们有必要去呼吁国家在施政时更负责任、有义务帮助无法接触到高级情报的公民去理解多年来无休止的政治危机的本质。
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每当同有影响人士谈话时，我就会听到他们在谈论某些人的名字、在预测谁会被任命为到何种职务，但却从来没听到有谁发出“什么对韩国人最好？”的提问。问题不在于特殊人物或特定的政策，而在于韩国的政治文化。
让我们正视现实吧。当今韩国最大的威胁既不是朝鲜，也不是经济发展停滞抑或政治人物的行径，而是文化颓废的蔓延。在我们的文化当中，个人对民族的未来并不关心，他们贪恋于酒色美食、酒、性快乐、休闲体育，人生的目标就是眼前的满足,奉献的价值已消遁无踪，这是典型的颓废。
悲剧在于，我们旨在刺激消费的不当努力释放了人类追求原始本性的动力，这些动力正取代韩国传统社会所要求的合理性、自制力、正念，成为我们年轻人的行为模式。
只要看上几分钟的电视就可看到当今对韩国造成威胁的离奇古怪的文化颓废了。无所顾忌无节制地大吃大喝、满足感官刺激的画面不停地在上演，身穿在20多年前可能因过于“色情”而遭禁的衣服的女子出现在广告中。
这样一来或许能卖出一些商品，但这样的策略会招致道德的堕落，在所有层次上削弱施政根基。现在，国家政策与国家福址、安保和价值观无关，沦落成了争权夺利的机会。我们应认识到，如果这样的颓废主宰了整个社会，我们的经济政策或技术政策将无法解决这一问题。
“羞耻感”的消失也是这样的韩国文化堕落的根由之一。传统社会将抛弃年迈父母之类的事情视作奇耻大辱。正如“君子必慎其独也”所讲的那样，道德上的义务已深入骨髓。伦理无关乎别人是否耳闻目睹，但上世纪韩国人逐渐认为，这些伦理宣传是禁锢式的、填鸭式的，被视作是与“活在当下”的现代生活格格不入的旧时代的残留。
廉耻的丧失使人们觉得，只要照顾好子女、在工作单位尽到职责自己就活在道德之中。换言之，去思考周围人行动的伦理意义的必要性已不复存在。
还有一个原因。在数字化时代、周边事物不断改变的时代，对因果关系的认同感逐渐降低。我们无法再清晰明了地意识到我们每天所做的事情和我们所处世界发生的事之间的联系了。我们泛泛地认为它们之间没有任何联系。
我们在咖啡馆用的也是一次性杯子，不会首先想到若使用纸杯或塑料杯会对环境有何影响。我们对咖啡馆服务员傲慢无礼，没有意识到我们对待他们的态度在侵害着我们的文化。
我们应恢复韩国儒教文化中的精华部分，最首要的是要认识到，我们的所有行为最终是与道德联系在一起。读书、就餐、谈笑等我们所有的行为都会对社会产生积极影响。只有驾驭生活上的道德含义，我们才能着手建设健康的文化生活。我们无法改变人类的本性，但可以在生活的所有方面重建伦理行为可期的高标准文化，籍此来对政治人物产生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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