谍影疑云：消失在朝鲜的亲人（上）

　　十二岁那年，我记事以来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在姥爷家见到了这个皮肤蜡黄、双眼奇大、矮小佝偻、骨瘦如柴的老太太。她与姥爷、姥姥说着我听不懂的朝鲜话，偶尔瞪着大眼睛看着我笑笑，而我则一直在想她一把年纪，怎么还头发乌黑。直到有一天，我无意间撞见她把头上的假发拿下来梳理，吓了一跳。我与她因为语言隔阂，交流甚少，那一幕便成了我之后每次想起她，脑海中浮现的第一个画面——她的头顶，只剩下几缕白发紧贴在头皮上，衬得她干巴巴的面容更加憔悴。她见我看见她，立刻把假发戴了回去。

　　她是权南顺(Kwon Nam-soon)，姥爷的妹妹。我和家人最后一次见到她，是2003年年底，于北京。她走时在假发里藏了近1000美元，还带着100支青霉素，两个装满了二锅头的塑料桶，两条烟，上百条丝巾，成捆的丝袜，整盒整盒的口红、粉底及不计其数的衣物、皮包、皮鞋，穿着姥爷家送给她的一身新衣，踏上了回家的火车。

　　她的家，在朝鲜。

　　自此，她和她的家人音信全无，生死未卜。

　　如今回首，南顺和姥爷这对出生在中国东北的朝鲜族兄妹，本在青春岁月时被卷入了同一个历史漩涡，却因为不同的选择，走上了各自跌宕起伏却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在后半生的数十载中，他们分居朝中，她从一介平民“荣升”特权阶层，他从军中新星到被打倒为“反革命”，随后，他们又被各自的命运带向了另一段沧海桑田。兄妹分别至姥爷去世的半世纪里，他们六次团聚，却从手足情深、相互扶持，到互生嫌隙、渐行渐远。姥爷和南顺，俨然成了中朝各自发展和关系走向的一个缩影。

　　而我则在长大后才逐渐从家人处得知，在我眼里形容枯槁、平凡无奇的南顺， 曾有一段和丈夫一起在海外工作的神秘经历，且待遇优渥。家人一直认为，他们极有可能是朝鲜的一对海外特工夫妻。然而，那一段传奇的真相，连同她与她的家人失踪至今的原因，都被不断叠加的岁月和越发封闭的朝鲜遮盖得愈加扑朔迷离，只剩下我和家人能够拼凑出来的回忆，以及我们通过反复思忖这些记忆所得出的猜测和分析。

　　命运流转

　　姥爷的家族祖上是“两班”，即古朝鲜时代的贵族阶层。二十世纪初，姥爷的祖父和几个兄弟被中国东北富饶广阔的土地吸引，一起离开了朝鲜半岛南部忠清北道的老家，来到黑龙江省中部绥化的绥棱县定居，以种地为生。

　　姥爷名叫权伍载，1929年生人，上面有两个姐姐，后来都早在1940年代时便嫁回了现今的韩国。姥爷4岁时，他的父亲被土匪绑架勒索钱财，熬了数月才被释放，出来后很快便去世了。当时还未出生的妹妹南顺，自此成了曾外祖父的遗腹子，于1933年出世。曾外祖母不曾改嫁，独自养育了四个子女。

　　曾外祖父去世后，曾外祖母便搬到了哈尔滨市郊，在那里经营一家家庭旅馆维持生计。姥爷到了上学的年纪，因家里困难，便被送回了绥化投奔亲戚，在那里上学。南顺则被留在了曾外祖母身边，在那里读书。

　　姥姥回忆，姥爷曾说他和妹妹从小的性格就截然不同——姥爷内向沉默，南顺则外向泼辣。

　　姥爷中学毕业，于1948年参加了解放军，随后主要负责基层宣传工作。

　　南顺中学肄业，从学校出来后，她与一位中学时曾教过她的老师重建了联系，并互生好感。这位家里是从北朝鲜移民到中国的老师，最后成了她的丈夫。

　　她的丈夫，名叫金大万(Kim Dae-man)。他的具体年纪，家人记不清了，只大概记得比姥爷年长几岁。

　　1950年6月，朝鲜战争正式爆发。同年10月，毛泽东决定出兵朝鲜，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姥爷作为第一批入朝志愿军中的一员，当月便开赴朝鲜。姥爷在朝期间是朝鲜族上将赵南起的老部下，先后任计划运输科助理员、参谋，负责火车调度等后勤事宜，也因会说朝语，负责一些翻译工作。

左：金大万1955年于朝鲜。照片中，他身着朝鲜人民军军装；右：本文作者的姥爷权伍载（右三）和志愿军战友在朝鲜。具体时间、地点不详。姥爷手中，是他从朝鲜老乡家购买的一把小提琴。

　　1957年时，姥爷在一次回东北探亲期间，经战友介绍认识了一位辽宁抚顺的朝鲜族姑娘，也就是我的姥姥，并确定了恋爱关系。

　　姥姥说，姥爷曾提到过南顺的丈夫比他更早赴朝，在战争正式开始前就已身在朝鲜，且虽是以解放军身份入朝，但最终变成了朝鲜人民军编制。对于金大万的教书、参军经历，家人了解不多。但据史料，我们分析，他可能是金日成在1949年战争一触即发、人手紧缺之际，向毛泽东索要的三个东北“朝鲜师”中的一员。这三个师全部由朝鲜族士兵组成，分别于1949年7月及1950年4月抵朝，随后收入人民军编制。

　　家人回忆，姥爷曾提到金大万打仗时是侦察兵，专门负责“抓舌头”，即到三八线以南抓韩国士兵来套取情报。战后他在人民军中的职位不详。

　　南顺则成为了一名小学老师，在哈尔滨市郊教书，并照顾曾外祖母。直至1956年6月，曾外祖母病逝，南顺未和姥爷商量，便变卖了家里的房产和全部家当，只留了一套铜碗随身带着，只身乘火车前往朝鲜，去找金大万。

　　甫入朝鲜，南顺身上的钱就全被偷了，只剩下铜碗。她就这样带着一套铜碗找到了金大万，与他结为夫妇。随后，她也联系上了姥爷。

　　家人回忆，姥爷曾说过，最后一批志愿军即将撤军之际，曾有人民军领导多次动员他留在朝鲜援建，并许诺更高的官位，但被他断然拒绝。家人说，姥爷对人民军，很是“看不上”。姥爷觉得人民军组织纪律极差，人的素质更差——姥爷曾对家人讲过，那时候志愿军和人民军聚会，按朝鲜人的习惯在进屋前把鞋脱在门口，而人民军每次都编个理由先走，为的就是把志愿军的好鞋穿走，把他们的破鞋留下。

　　再者，姥爷也考虑到当时已和姥姥定下了婚约，已经去照相馆照过相了，不好意思反悔。

　　姥爷曾告诉家人，他在离开朝鲜之前，曾去找过一次南顺和妹夫。他们夫妇一直居住在金大万战后定居的沙里院(Sariwon)市。沙里院是朝鲜黄海北道首府，位于平壤以南65公里处，也被称为平壤的卫星城，是黄海北道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至于金大万起初定居于此的原因，家人并不清楚。

　　姥爷曾说，他当时力劝他们不要留在朝鲜，跟着志愿军部队回中国。但南顺和妹夫拒绝了，因为金大万认为留在朝鲜，仕途更有发展。姥姥还记得，当时姥爷极其不赞同妹夫与妹妹的决定，认为他们留在朝鲜，一定好不了。

　　自此，一条鸭绿江，隔开了这对兄妹之后的荣誉和挣扎。

　　1958年10月，最后一批志愿军回国后，姥爷所在的部队被派往大连待业，姥爷则先到姥姥的老家抚顺，和她结婚。时恰值北京军事博物馆筹建，姥爷随后被派往那里就职。当年冬天，便携妻抵京。当时身为全志愿军最年轻上尉的姥爷，成为了军事博物馆抗美援朝馆的一名助理员，前途大好。

　　此时至60年代初，姥爷未能联系上南顺。据家人回忆，1963、1964年左右，文革前夕，姥爷曾去朝鲜大使馆打听妹妹的下落，未果。

　　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朝鲜在中苏关系恶化后，由起先倾向中国转向了倾向苏联，导致中朝关系紧张。文革初期，朝鲜报刊一系列文章含沙射影地批评中国左倾机会主义、教条主义，随后，愤怒的红卫兵以一张称金日成为“修正主义者”的大字报回敬。

　　1967年的一天，姥爷从外地出差回京，一下车就突然被抓了起来，被指责是“保皇派”、“反革命”，随后被关押、抄家、羞辱、折磨。而姥爷被批斗的“错误”之一，就是他曾试图联系朝鲜亲戚，勾结“朝修”。

　　姥爷先后被关押在北京和山西，直至1971年才恢复自由，但一直未被正式平反，组织上拖了几年未给他重新分配工作，短暂回到军事博物馆复职后又让他转业，姥爷不同意，便又被架空数年，直至1986年查出了癌症，随后办了离休。

　　姥爷的三个子女，均出生于60年代的妈妈、小姨和舅舅，在文革的阴影下磕磕绊绊地长大，也从未学过朝语。他们在童年时代，只模糊地知道姥爷在朝鲜还有个妹妹，但对她和金大万一无所知。而南顺和金大万60至70年代上半叶的经历，我们至今所知甚少。他们大多只和姥爷用朝鲜语交谈，他们点到即止，姥爷文革后，则对几乎一切政治话题三缄其口。

　　北京现身

　　1978年夏日的一天，当时在读小学的舅舅中午放学回家吃饭，照常去大院的传达室拿报纸。刚到门口，他就看到那里站着一个打扮非常时髦的女人。她的头发是烫过的，穿一件化纤掐腰的湖蓝色上衣，围着纱巾，下身着一条藏蓝底黑条纹喇叭裤，脚蹬一双黑色粗跟高跟皮鞋，仔细一看，还有一颗大金牙。

　　“一看就让人觉得是归国华侨似的。当时国内根本没有那么打扮的人，都是一片灰，”舅舅回忆说。

　　那个女人，正在和传达室问权伍载的住址。

　　舅舅一听是找爸爸，就拉她，说他带她去找。舅舅介绍了自己，随后才知道，这个中文已经不太流利的女人，就是那位“北朝鲜姑姑”。

　　南顺的突然来访，震惊了全家。小姨赶紧去把当时正在外办事的姥爷找回了家。

　　分别廿载，兄妹团聚。姥爷和南顺一见到彼此，便喜极而泣，紧紧相拥。

　　“姥爷激动得嘴唇都发抖，”妈妈说。

　　南顺还带来了一个让家人吃惊的消息：她竟是从澳门来，短暂路过北京，顺便来看一看姥爷，一会儿还要回到朝鲜大使馆去。她说，她是通过官方关系打听到了姥爷被分配到了军事博物馆，然后找来的。南顺只说她与丈夫目前都住在澳门，至于他们在朝鲜和澳门的具体工作，她并未多说。

　　比起姑姑为何从朝鲜跑到了澳门，更让妈妈、小姨和舅舅三个孩子好奇、激动的，是姑姑带来的高级礼物。

　　“姑姑一进门，就先把兜里带的五块表掏出来了。她也没带包，全是从衣服兜里掏出来的。一块一块都是用眼镜布包的，用皮筋绑着，”小姨回忆说。

　　三个孩子打开一看，全是瑞士高级手表。

　　姥爷的是一块梅花(Titoni)全自动机械手表，姥姥的是一块梅花全自动机械女表。舅舅得到了一块精工(Seiko)全钢全自动手表，妈妈和小姨各得到了一块瑞士的漆皮表带手表。“我们都不认识那是什么牌子，但是特好看，”小姨说（后来妈妈和小姨的两块表因为那时家里缺钱，次年被姥姥卖了，妈妈和小姨到现在都很伤心）。妈妈说，那时候大部分人都没怎么见过瑞士手表，所以能戴上一块是一件很让人羡慕的事情，恨不得时时刻刻都要把手腕亮出来。

　　南顺还带了一块那个年代在北京根本没见过的力士(Lux)香皂。“那个香啊，特好闻，”小姨说。接着，南顺又把脖子上的纱巾解了下来，也留下了。

　　战后，朝鲜工业化进程大踏步向前。70年代时，朝鲜经济明显好于中国，朝鲜的生活，让当时的中国人十分艳羡。

　　南顺那次只匆匆呆了一个下午，简单告诉了姥爷她家里的基本情况。她说，她与金大万在50年代末到60年代这段时间里生了三女两子，她和丈夫在澳门期间，她的孩子们都被允许在平壤的万景台革命学院读书，凡需出门，也有专车接送。这所军事化管理的学院，只有对国家有杰出贡献、拥有特殊荣誉人士的子女才有资格就读。

　　南顺离开时说要去北海，朝鲜使馆的车一会儿会在那里接她。妈妈和小姨放学后，正好送南顺到附近的21路车站。妈妈说，她们至今都记得，“路上姑姑跟我们说，她去澳门之前在朝鲜培训，什么坦克、飞机，给她什么她都能开。她还学过格斗。她说她一个人打四个小伙子没问题。然而南顺依旧未向两个侄女提及，她接受这些训练，是准备做何工作。

　　军事博物馆站是21路的终点站，等车的人很多。轮到南顺要上车时，车门突然关了。“结果她啪地一抓车门，刺溜一下一转身儿就上去了。身手特敏捷，我们都惊了，”妈妈说。

　　过了几个月，姥爷陆续收到了南顺的两三封信。寄信地址均是广州白云宾馆。信里说，她的丈夫金大万患病，在白云宾馆养病。随信还寄来了一些他们夫妇在澳门的照片，和他们及子女在朝鲜的照片。

　　妈妈、小姨和舅舅说，南顺那时寄来的照片中，她的子女都穿着制服，看起来英姿飒爽。有些照片还是他们在游乐场玩的场景。“当时羡慕得不得了，觉得他们生活得特高级，”妈妈说。

在南顺70年代末寄来的照片里，她和小女儿在平壤的游乐场里游玩。在南顺和金大万驻澳门的鼎盛时期里，他们和在平壤读书的子女都过着优渥的生活。作者的妈妈、小姨和舅舅看到这张照片后，羡慕不已。

　　神秘“权贵”

　　1979年春日的一天，姥爷突然接到了金大万的一通电话，说他从澳门路过北京回朝鲜，当晚10点将造访。

　　到了约定时间，姥姥让妈妈下楼接姑父。妈妈一下楼，就看见一辆黑色奔驰轿车停在院门口的路口，车灯关着。司机下车绕到车后，先鞠了一躬，随后打开了车门。一个穿一身灰西服、皮鞋锃亮、派头很大的男人从车里迈了出来。他，就是金大万。

　　“姑父是那种老拿着劲儿的，对家里的小辈儿都不太爱搭理，”舅舅说。

　　“他会说中国话，但是一句都不说，也不知道为什么，”妈妈说。

　　那一夜，一直很合得来的姥爷和金大万，高兴地聊了整整一宿。据家人回忆，金大万当时说，南顺此时仍身在澳门。朝鲜派他和南顺到澳门（具体派驻时间，家人记不清了），且他们需要自己谋得工作在那里长住。南顺在一个制衣厂做缝纫工，他是那里的工头。他说，他和南顺都学了广东话，他因有时需要来往东南亚国家，还学会了泰语。

　　妈妈、小姨和舅舅记得，当时曾看见姑父兜里揣着好几本不同国家的护照。

　　但关于他和南顺的具体工作性质和内容，他始终未说明，南顺日后也不曾透露更多。家人分析，他当时也是基于对姥爷的绝对信任，才蜻蜓点水地透露了这点滴信息。

　　金大万第二天一早便离开了。离开前，他把自己穿在西服里面的一件新的尼龙T恤衫送给了姥爷，穿了一件姥爷的旧衣服走了。

　　走前，他还和姥爷姥姥约定，那日白天在朝鲜大使馆附近的日坛公园与姥姥再见一面——因为考虑到姥爷是军人身份，不便在公开场合见这位朝鲜妹夫，所以只得姥姥单独前往。

　　妈妈说，那天一早，也是她送姑父下楼。秒针刚到5点整，那辆黑色奔驰就来到了前晚的停车地点，带着金大万疾驰而去。

　　白天，姥姥和妹夫在日坛公园一个角落的亭子里短暂会面，由妈妈在附近放风。金大万给了姥姥一点美元，又给了她一台日本松下的单卡收录机。

　　姥姥回忆，姥爷前晚听到金大万说他和南顺在澳门工作、金大万有时还需来往东南亚，加之妹夫和妹妹均未详述工作内容，便立刻明白了“工头”、“缝纫工”大概只是幌子，他们一定是从事朝鲜政府的秘密工作。姥姥说，姥爷本就是一个谨慎的人，加之经历一系列政治运动后，便更加谨小慎微，所以在猜到他们的工作性质后，即刻明白他们依纪律不能多说，便停止了追问。

　　姥爷有了这样的怀疑之后，家人此后也都明白了不应该再打听他们当时的经历。

　　神秘、傲气的金大万，之后便返回了朝鲜。家人数年后才得知，他因健康情况恶化，1979年那次回到沙里院后就一直留在那里治病，无法再执行外派任务。南顺随后便也从澳门回到了沙里院。他和丈夫的巅峰时代，就此结束。而我们则从未料想到他们此后的人生转折。

　　在鸭绿江这一头，那个物质条件匮乏的年代里，姥爷一家人对南顺夫妇的赠予念念不忘，心怀感激。姥爷的三个孩子更是觉得有这样事业有成、生活优渥的朝鲜姑姑、姑父，很是新奇得意。而在文革后越发草木皆兵的姥爷，则嘱咐子女不要在外面提起南顺和金大万来家里的事，免得政治波动，又惹是非。妈妈说，姥爷心里大概还有一层感情——南顺当年自作主张卖了全部家当跑到朝鲜，让丢失了关于母亲一切回忆的姥爷伤心不已，而南顺如今的慷慨，也算是补偿了一些当年的草率任性。

　　但金大万这次造访后，他和南顺再次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