谍影疑云：消失在朝鲜的亲人（下）

　　今非昔比

　　数年一晃而过，姥爷一家不知南顺和金大万自1979年别后身在何方，他们也没有再联系我们。

　　直到1986年年底，姥爷第一次收到了南顺申请到中国探亲的电报。我们这才知道，她和金大万已彻底结束了海外的神秘工作，从澳门回到了平壤以南65公里外的沙里院家中。

　　前两次，南顺和金大万均是突然到访，明显可以自由出入中国。但这次，南顺的电报上说，姥爷需要在北京找出入境机构开具一封邀请函，寄回沙里院的指定地址，她方能以探亲理由来到北京。我们后来分析，这似乎说明当时他们的身份性质已经转变了。

　　“八年没见，那时候爸还是挺想她的，”小姨说。

　　不久后，53岁的南顺只身乘火车抵京。她从朝鲜带了几大包当地最好的海鲜、巧克力等，作为给姥爷家人的礼物。

　　她一下车，便把胸前的金日成像章摘了下来，用手绢仔细地包好，对像章特别重视、爱惜。后来妈妈还想借来看看，还问能不能送给她，南顺就只笑，不说话。

　　80年代，战后一直处于美国贸易禁令之下的朝鲜于外在海外制造了一系列暴力事件，于内仍执迷于加强军事力量，对经济造成重压。时至80年代中期，朝鲜经济已陷入停滞，而对手韩国的经济则正高速增长。家人说，南顺那时，虽不如八年前光鲜，黑瘦了一些，但还算精神、时髦，还穿着皮鞋。

　　据家人回忆，她当时介绍说，自己1979年回国后，担任了沙里院一个相当于区街道办主任的职务，负责区内票证等一应物资供应，权力很大。丈夫回到朝鲜后则一直在治疗休养，但身体每况愈下，当时已被确诊为肝癌。

　　南顺说，她和丈夫回国后都被授予了朝鲜的最高荣誉“金日成勋章”，且担任朝鲜最高人民会议代表，待遇一直维持在比较高的级别，在朝鲜坐船、坐火车均免费。

　　她还给家人展示了一块国家奖励的欧米茄(Omega)手表。家人回忆，南顺说手表为朝鲜向欧米茄特别定制，奖励对国家有杰出贡献的人士。这块手表的表盘上写有金日成的名字，背面则刻着南顺的名字，金大万也有一块。妈妈说，那块手表的表带太长，在南顺细瘦的手腕上晃晃荡荡。

　　家人说，每每谈起金日成，南顺就难掩敬佩之情。在中国的电视上看到金日成，她就激动得热泪盈眶。

　　但她那次也提起，1979年金大万身体欠佳、夫妇俩回朝休养时，全部随身物品都被责令上交了，只给他们留了内衣内裤——南顺当时讲述时，姥姥觉得此种做法简直不可思议，因此印象极深——和一部相机。

　　“她那时候说，早知道当时多给咱们留点美金就好了，”姥姥说。

　　南顺还提到，朝鲜官方曾想招募她的小女儿做和他们夫妻一样的秘密工作，但她拒绝了。南顺依然没有说自己的工作具体是什么，但她此番言说，又从侧面印证了我们认为她从事秘密工作的猜测。

　　家人说，1986年那次，还未明显感觉到南顺在基本温饱方面有严重问题。但是那时，全家人都觉得南顺好不容易来探亲一次，应该尽量多给她买些东西带回朝鲜。

　　“她带那些海鲜什么的，肯定也是把家里最好的都拿过来了。那时候我们对姑姑也特别感激，”小姨说。

　　但是，那时姥爷身为文职干部，妈妈和小姨刚刚开始工作，舅舅还在上大学，像当时北京大多数的工薪家庭一样，姥爷家里也实在没有富余的钱。姥爷没办法，把1964年被授予少校军衔时，军中量身订做的一件长款马裤呢（一种高级斜纹毛料）大衣拿了出来，由姥姥私下联系买主，最后由小姨带着，偷偷地在军事博物馆附近的一个小树林里，600块钱卖给了一个东北人。

　　“那件马裤呢大衣，文革那会儿谁要是有那么一件，可是超牛。而且这东西可不能随便买卖，”舅舅说。“当时的600块钱什么概念，600块钱是一个普通职工一年的工资。”

　　这600块钱，全用来给南顺买了吃、穿用品。

　　姥姥印象最深的是，南顺那时说想买糖精，因为朝鲜的小孩没糖吃，只能靠一点一点舔糖精吃解馋。她带点糖精走，回了朝鲜，可以让家里人分成一小包一小包的，随身带着，晚上遛弯儿的时候，就可以顺便卖点钱。家人随后便去前门的一个化工商店买了糖精，还买了一些水果糖、巧克力等，让南顺带走。

　　那一次，南顺很惦记重病的丈夫。朝鲜官方本来给了她三个月的探亲假期，但她只呆了一个月便匆匆走了。

　　她走时，姥爷一家人给她带的食物、衣服、布等生活用品足足有四百斤，军事博物馆来了四个战士帮忙装车运到火车站，妈妈又在北京站货运部托了朋友，才得以全部运走。

　　妈妈说，当时她去北京站送姑姑。临上车前，南顺戴上了她的金日成像章。妈妈记得像章是一面飘动的红旗状。但南顺一上车，朝鲜列车员一见她戴这种像章，便纷纷敬礼，还热情地帮助她拿行李。妈妈分析，大概她戴的像章样式，与普通朝鲜百姓有所不同。

　　南顺在此后的通信中说，她回到朝鲜三个月后，1987年初，金大万便与世长辞。

　　这之后的5年中，姥爷曾给南顺写过几封信，问候她一些家长里短，并收到了南顺简短的回复。家人说，南顺寄来的信明显是已经被拆过、又重新封上的，大概是经过了朝鲜官方的检查。

　　1991年9月，南顺第二次以探亲身份来到北京。这次，她穿了一双磨得发白的旧皮鞋，只随身带了一个小包，拿来了一些朝鲜的海带，准备给当时正怀着我的妈妈，做朝鲜人认为对孕妇身体特别好的海带汤。

　　时年，朝鲜经济已开始衰退，粮食危机也开始显现。而家人也是在看到南顺后，才意识到朝鲜情况的恶化。

　　“那时候就感觉到朝鲜有点儿不行了，”舅舅说。

　　小姨回忆说，南顺那次比第一次来探亲时更黑、更瘦了一些，而且刚来时，不敢吃白米饭，因为不消化，只能先喝米汤，然后每餐逐渐增加一些米粒，到了第三天才开始吃米饭。油腻的食物，她更是不敢碰。

　　“那时候我们稍微吃点儿好的，吃点儿肉什么的，她就掉眼泪了，”小姨说。“可能也是想到家里的孩子吃不上这些。”

　　当时看来，她和孩子们过得都不容易。南顺说，她的五个孩子从平壤的“贵族学校”万景台革命学院毕业后，都在平壤或沙里院读了大学，之后除大女儿随夫定居平壤外，其余都回到了沙里院工作。

　　那时，姥姥正在韩国探亲，南顺在家里，除了和姥爷聊天，还经常做家务、给家人做饭。

　　南顺那时对姥爷的三个孩子很疼爱。

　　小姨说，当时她出了意外，腿受了伤，南顺就每天给她按摩，帮助恢复。那年夏天，时于新华社澳门分社工作的父亲在和妈妈一起过马路时，在正怀着我的妈妈面前出了严重车祸，侥幸存活。南顺来时，正值父亲回京养病。妈妈说，当时南顺见到严重脑外伤后遗症的父亲，心疼得大哭一场，还摸着妈妈说，“爱莲，完了！完了！”（后来父亲在精心养护下恢复了健康。）

　　“那时候还是有亲情，”舅舅总结说。

南顺1991年9月28日在北京一公园游玩。她手腕上的，就是那块朝鲜为奖励有功人士特别定制、表盘写有金日成名字的欧米茄(Omega)手表。

　　11月初，南顺如上次一般，带着家人尽己所能给她购买的大包小包的“中国物资”回家了。从这一年开始，南顺每次来都会尽量多带一些青霉素回去，因为朝鲜药物紧缺，带青霉素回去也能换钱。

　　她走时，是舅舅送上车的。舅舅也得以窥见了南顺一些残存的“特权阶层”的影子。“姑姑一上朝鲜火车，腰杆儿一下挺直了，派头也上来了，”舅舅说。“反正那些列车员一见她那像章，立刻就毕恭毕敬的了。”

　　这次南顺走后，姥爷也没有再给她写过信。家人说，姥爷之前给南顺写信，她都仅说一切都好，且信明显被人检查过，姥爷开始明白南顺即使有什么不好，也不能在信上说，再写信也没有意义，不如直接等她通知下次探亲。

　　饿殍浮现

　　1991年年底，苏联正式解体，经济上严重依赖苏联的朝鲜骤然失去了苏联支援，岌岌可危，粮食压力亦陡增。中国曾一度填补了苏联留下的窟窿，成为朝鲜最大的援助国。

　　1994年，金日成去世。次年夏天，朝鲜出现严重洪灾，使粮食问题失控，全境饥荒情况恶化。截至90年代末，朝鲜因饥荒死亡的人数据信多达百万，包括中国、韩国、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对朝鲜提供了人道援助。但家人说，当时并不了解朝鲜出现了如此严重的灾荒。

　　1996年年底，这场饥荒期间，南顺再次来京。这次，她光脚穿了一双塑料鞋，两手空空。

　　家人说，她那次来时，已经有了比五年前明显得多的营养不良的模样。

　　“她那时候跟姥爷说，她每天粮食量就是大概三四两，”舅舅回忆说。“逢金日成生日，能吃顿豆腐。肉就别提了。”

　　而妈妈记得，南顺曾和姥爷说过，她因享受特殊待遇，终身享有每日一斤四两的粮食供应，不过是粗粮，且金日成去世、金正日上台后，她的子女不再享受和父母辈一样的待遇。妈妈分析，她说的每日三四两，大概是还要接济儿女、孙辈的结果。

　　“她家这样的话，可能普通老百姓更少，”姥姥说。

　　舅舅说，那时南顺开始和姥爷讲起朝鲜饿死人的事了。“那会儿姑姑曾经说过，那时候已经出现人吃人的事了。她说有的邻居说，谁家死了人，不能让人看到人埋在哪儿。如果知道人埋在哪儿，那就悬了。”

　　家人回忆，南顺曾说她家住在一幢公寓楼的最高层，但是限水限电，经常没电，所以得爬楼梯。因为没电，水也泵不上去，需要自己准备个大水缸，打水来用。

　　但除了这些客观描述外，南顺对自己的国家和领袖，并无半分怨言。

　　南顺和姥爷的家族在韩国仍有数支延续。他们的两个姐姐在朝鲜战争前便嫁到了韩国，但60、70年代均去世了。但姥爷在改革开放初期与韩国的几位表亲重新建立了联系，偶尔会互相探访。

　　南顺在京期间，正好姥爷在韩国的一个表妹也短暂来京，于是姥爷家就发生了一次“朝韩历史性会面”。姥姥回忆说，当时韩国的表妹对这位北边的亲戚又好奇又可怜，南顺则尽量不主动和韩国表妹说话。韩国表妹临走时，给了南顺100美元。南顺收下了，但是嘱咐姥爷不要和别人提起他收过韩国亲戚的钱。

　　这次，南顺依然住了三个月 。在京期间，她的体重长了十几斤。走时，家人依旧倾其所有。除了衣物、布、药品等，她还带走了一台日立21寸彩电、一辆飞鸽自行车和一台缝纫机。

　　积怨难平

　　1999年左右，中国正被“韩流”席卷，许多年轻人纷纷迷上了韩国的明星、音乐和影视。而对越发落后的朝鲜，许多中国人则愈趋冷淡。

　　南顺此时突然来了一封信，说自己的小儿子要结婚，请姥爷家给她寄一些东西。

　　这回，姥爷有点不高兴了。

　　舅舅说，信上写的都是一些相对高档的服饰等物品，且把她想要的东西描述得极其具体。“细到她说要什么什么款式的西服，什么什么款式的皮鞋。”

　　家人回忆说，第一次按她的要求寄了东西之后，她又来了一封信，列出还缺一些物品。那时往境外邮寄物品并不方便，但家人依然硬着头皮又寄了一次。

　　在那个年代，她所要的物品对于姥爷家来讲也并不便宜。姥姥说，姥爷收到这两封信以后开始觉得，南顺既不体谅他身患癌症，信中也不曾问候半句，还不顾及家里的条件，一而再再而三地要东西，似乎有些过分了。

　　2000年，金正日在继承父业后首次访华，被视为中朝自中韩建交以后关系再度转好的标志。自这一年起，平壤在经贸方面越发依赖中国。同年，韩国总统金大中与金正日在平壤进行了首次朝韩首脑会晤，朝韩关系也取得突破性进展。

　　此后，2001年年底，时已退休的南顺，在冬日里穿了一双塑料凉鞋，背了一个塑料布包，头顶一顶已经擀毡的假发，又来北京住了一个月。有了之前的不满，姥爷这次对南顺比之以往要冷漠了许多。

　　舅舅说，南顺这次来的一个月里，已没有以前的亲切关心，而是一心想着要到更多东西了。

　　“就是凡是她开口说话，所有的话都是要东西。直接要，直接要完了就变着法地要。比如她就说，‘哎呀这个东西真好！’‘这个东西在朝鲜拿的话，别人都要羡慕！’”他说。

　　家人说，这一次，南顺对旧衣旧物，已经看不上了。她只想要高档化妆品、皮包皮鞋，还有美元——姥爷当时说，他在抗美援朝时期，经常看到每当一架美国飞机被打下来，满山坡就都散落着美元。但他觉得这些美元除了纸质好以外没什么用，就拿来糊墙。殊不知，昔日的糊墙纸，成了妹妹现今最需要的东西。

　　“她就整天说dollar、dollar，dollar这个话说得可清楚了，”姥姥说。“她说她一个女婿要去俄罗斯留学，需要钱，开口就要3000还是5000美元。后来给了她1200美元。把你姥爷气得一宿一宿睡不好觉。”

　　“你姥爷家是양반（发音为yangban，即前述‘两班’，指古朝鲜时代的贵族阶层——编注），你姥爷就觉得，怎么家里能出这样没皮没脸要东西的人！”姥姥说。

　　家人回忆说，那时南顺还曾哭着讲，她在沙里院做药剂师的小儿子得了胃癌，为了保命做手术，但是医院没有麻药，只能被绑在手术台上做，活活疼休克了几次，但最后活了下来。

　　现在想来，以朝鲜当时的条件来讲，这也是有可能发生的。但姥爷当时已经十分厌烦，听了还对家人说，这也不知真假，也许也是为了要钱。

　　但家人还是尽量满足了南顺的要求。临走前，舅舅和舅妈本想把他们不用的旧电脑、手机也送给南顺，但被姥爷拦住了。南顺走后，姥爷发现南顺把一些家人给的旧衣服择出来塞在了床底下，没有带走，只把值钱的物品带走了。姥爷更加伤心。

　　家人说，姥爷最后对南顺，彻底寒心了。

　　“爸就觉得，怎么你要东西的时候信就能寄到，你也知道我身体不好，怎么问候的信没有一封，”舅舅说。“爸觉得她后来要的东西都不是解决温饱问题。你要的是奢侈品，你要东西是为了回家在邻居面前得瑟，你要的好多东西是爸自己都舍不得买的东西。那可能你也不是食不果腹。我们给你雪中送炭，没问题，责无旁贷。但是我们也没必要再给你锦上添花了。”

　　家人说，姥爷很不愿意因为自己妹妹的处境让子女承受太多经济压力，而满足南顺所提的要求，单凭他自己的收入是很困难的。姥爷本就认为当年南顺卖了家产，执意去朝鲜找金大万，之后还要留在那里生活的决定不可理喻，现在南顺还不顾他的条件，一味索取，越要越多。他深深地陷入了这个混杂了焦虑、怨恨、痛心的情绪漩涡中，心烦意乱。

　　舅妈说，她也是多年后才理解了姥爷。

　　“我当时觉得奇怪。你姥爷本身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怎么就这一个妹妹，最后对她这样，”她说。“后来我才理解，姥爷是怕这么给她东西，她觉得理所当然，未来姥爷不在了，她还是不停地要。姥爷更多的是担心，这样会给家里人造成很大的负担。”

　　现在不带情绪地回想，我们也更加理解南顺。大概朝鲜的条件太苦了，她被逼无奈，才硬着头皮向我们要尽可能多的钱和物品。她要相对奢侈的物品，大概也不全是自己用，而是在当地黑市上套点现，让全家生活得好一些。

　　“现在想想，她当年那么要东西，估计也不是为了她自己，还是为了孩子，”小姨说。

　　不知感激

　　2003年初，朝鲜宣布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中国被美国推上了促使朝鲜弃核的中间人的位置，并于当年在京举办了一轮中、美、朝三方会谈和一轮加上韩、日、俄的六方会谈。与此同时，朝鲜的粮食缺口依然严重，自90年代以来，叛逃的“脱北者”人数激增。

　　此时，家人已像许多中国人一样，私下里逐渐开始觉得朝鲜数年间拿了中国的无数援助，却不知感激，还频频在国际社会上给中国“添乱”，似乎不再值得同情和帮助了。家人对南顺一家的感受，似乎也开始变得与此如出一辙。

　　那年年底，南顺打破了以往五年探亲一次的规律，更是破天荒地直接从丹东给家里打了一个电话，说朝鲜放宽探亲限制，她被允许直接进入中国，且过两日，就要携小女儿来京。

　　“当时你姥爷一下就恐慌了，”舅舅说。“一个是没想到她来过一次那么快又来，另一个是她每次来要的东西，恨不得是五年攒的，她来这一次，不知道又得多大开销。”

　　这次，南顺和她的小女儿只住了一周，便返回了朝鲜。

　　“当时爸就觉得，你不仅自己来，这回还带了女儿来，就是认门儿来了。意思是以后你自己不在了，还要让你的孩子接着来要东西，”舅舅说。

　　这次，她与女儿和家里人的交流甚少。她的小女儿，当时大概30几岁，在朝鲜做家庭主妇，完全不会中文。姥姥家一进门，有一条长长的走廊。她的小女儿，一到家里，便开始蹲在那条走廊上擦地。

　　与此同时，南顺依旧只对美元、相对高档和方便套现的物品感兴趣。家人依然尽可能满足了她的要求。

　　此时，财和物，已然成了姥爷一家和南顺的唯一联结。这次南顺来访，家人甚至没有和她合影。

　　姥爷自2003年与南顺一别，便再也不愿谈及她。几次探亲后，南顺已经成了姥爷的精神负担。姥爷真的不希望她再来了。他没有再给妹妹写信，也没有再试图找过她。

　　“你姥爷对她恨，不愿意说她。就是偶尔说，她可能已经饿死了，”姥姥说。“可能从她当时自作主张把家里房子东西全卖了，就为了去北朝鲜，你姥爷就恨。”

　　而那次分别，竟是永别。

　　姥爷于2011年10月离开了人世，而他对南顺和她的子女孙辈会一直不停来要东西的担心，最终没有应验。南顺和她的家人干干净净、彻彻底底地消失了。数年间，家人一直隐隐忧虑，南顺和她的家人大概还要突然出现，索要越来越多的东西。多年后，我们才突然想到，或许他们再也不会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了。南顺从那个让全家仰慕过、思念过、心疼过、厌烦过的活生生的人，变成了我们茶余饭后偶尔提及的话题。

　　姥爷去世后，姥姥和她三个子女，在生活的忙碌奔波中看着年月匆匆，始终也没有再给南顺写信，或通过使馆联系她，只是有时突然想起她，随即才意识到原来这么多年已然一晃而过，竟没有她的半点消息。而对她境况的思忖分析，则往往又被下一波近在眼前的生活琐事淹没。

　　每每想起她，家人都会感叹于她和金大万澳门时期的风采。互联网信息开放后，有关于朝鲜70年代在澳门及东南亚建立情报网络的报道开始出现，似乎印证了姥爷当年的分析。家人猜测，南顺和金大万或许是澳门情报网络的创始或早期成员，但关于他们的具体任务，我们则仍无半点线索可寻。

　　然而每次的讨论，总以疑惑收尾——为何她之后便再没有和我们联系，又为何连她的子女，尤其是来过家里的小女儿，也都没有再申请探亲？即使她的子女和我们没有感情，但来探亲，总归可以拿到美元和其他物品，并没有什么坏处，为什么不再来了呢？

　　我们一致同意的一点是，以朝鲜的生活和医疗条件判断，南顺大概已经不在人世了。而关于她的子女则有太多种可能。也许他们也都因营养不良或疾病去世了——毕竟朝鲜的情况不能按常理判断，他们不享受南顺和金大万的粮食供应待遇，医疗可能也跟不上，且除大女儿外又都不在各方面资源都相对充裕的平壤，所以这种可能也不好排除。

　　也许，他们中的某一个人犯了某种严重的政治错误，导致全家都不能再出国探亲，甚至被关押起来了也说不定。

　　或者，经过多起叛逃事件，朝鲜在整体上限制了国民——尤其是干部家庭，出于任何目的的出境行为。

　　也有可能，他们也被我们伤了心，了解到母亲后两次探亲时我们逐渐冷落的态度，不愿再和我们来往......

　　“现在想想那个妹妹来了，一直蹲在那儿擦地，一直干活儿，真是挺可怜的，”妈妈说。

　　2014年，舅舅和舅妈去朝鲜旅游了一次，沿路看到了一些看起来极度营养不良的朝鲜人，也亲自经历了酒店的限水限电。

　　“那时候我回来就和你舅妈说，姑姑要再来一次，她提要多少美金，多少都给她凑上，”他说。“没有亲身去看过，没法切身体会到朝鲜老百姓到底有多穷。”

　　如今，岁月又前进了三个年头。而我们依旧只知，我们有这样一些家人，活在，或死在了朝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