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英关系“黄金时代”下的巨大阴影

　　周三，英国首相特丽莎·梅(Theresa May)和连续几任英国首相一样，把贸易、投资和增强信心的希望寄托在中国身上，并愿意让英国成为中国在欧洲的一个可靠、有竞争力的据点。

　　但因为有关英国脱欧以及梅在位的不确定性，她为期三天的中国之行蒙上了阴影，堪称一场漫长的征途。

　　在北京市中心的人民大会堂，梅对中国总理李克强表示，他们应该寻求“进一步提升进入‘黄金时代’的英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李克强报以同样热情的回应。

　　尽管中国领导人似乎不太可能公开表示对英国退出欧盟，又称Brexit，或梅兑现承诺能力的任何疑虑，但专家们表示，这类担忧会令此行蒙上阴影，并限制它的成果。

　　“这是脱欧公投以来英国领导人首次到访，对双方来说，主要的方面是重申中英‘黄金时代’的地位，”设在北京的官方机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崔洪建说。

　　“中英贸易受到了英国脱欧的一些影响，”崔洪建说。“我们会看到这次是否能进行更好的沟通，解决一些问题。”

　　梅自己的政治命运也影响着这次访问。在飞往中国的第一站、长江边的工业城市武汉期间，记者就梅自己所在的保守党(Conservative Party)内部呼吁她辞职一事不停发问。

梅和中国演员江疏影在武汉大学。

　　“我不是一个半途而废的人，还有一项长远的工作要做，”根据路透社的报道，梅说道。“这项工作关系到达成最有利的英国退出欧盟协议和确保我们收回对货币、法律和边境的控制权，并能够同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签署贸易协定。”

　　英国计划于2019年3月退出欧盟。随着这个时间的临近，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可能会成为英国更重要的客户和投资来源。结束与习近平等在北京的会面后，梅将前往上海推广贸易和投资。

　　2016年，英国出口的商品和服务有3.1%到了中国， 43%到了欧盟其他成员国。中国官方渴望谈论业务增加的前景，英国对华出口也一直在增长。此次有40多家企业、高校和贸易团体的代表陪同梅出访。

　　但中国也有大量保护国内很多行业免受外国竞争对手冲击的政策和做法，并且梅对合作前景的态度，比卡梅伦及他的工党(Labour Party)前任戈登·布朗(Gordon Brown)和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更谨慎。

　　卡梅伦和英国前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George Osborne)大力争取中国的投资，不太重视民主、人权和前英国殖民地香港的未来等有争议的问题。2015年，英国还不顾美国的意愿，加入了中国新发起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但2016年上台的特丽莎·梅对北京的态度较为冷淡，推迟了一项以中国投资建设核电站的决定达数月之久。她的政府最终批准了该项目，但开出了它所谓保护重要基础设施的条件。

　　“从她上台的一刻起，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变，”牛津大学研究中国外交关系的高级研究员罗斯玛丽·福特(Rosemary Foot)说。

　　中国对英国经济某些领域的投资兴趣，比如基础建设、科技，甚至是伦敦的金融服务，可能不会因英国脱欧而严重下降，牛津大学高级讲师、专门研究脱欧对各国关系影响的保罗·C·欧文·克鲁克斯(Paul C. Irwin Crookes)说道。

梅和随同她出访的英国商业代表团在武汉的机场。

　　但在其他领域，中国公司投资的意愿可能会因为英国与欧洲的新关系而大为降低，他说。

　　理论上来说，脱离欧盟后，英国“可以设计一种与中国的双边关系，这种关系能脱离在欧盟—中国关系下提出的现行模式，”欧文·克鲁克斯博士在邮件里说。但他表示，在实际操作层面，欧盟可能会要求英国回避可能削弱欧洲贸易地位的政策。

　　“那么，这也属于高级政治(high politics)，而且尚不清楚它会往哪个方向发展，”欧文·克鲁克斯博士说。

　　这不是特丽莎·梅的首次中国之行。2016年在中国东部城市杭州举办的G20峰会上，她和习近平有过会面。但这一次，特丽莎·梅面临着一个两难选择：是否对习近平的“一带一路”计划表示支持——那是后者对于扩大中国的贸易及影响，在港口、道路、铁路及其他方面的广阔愿景。

　　这个项目已经让一些美国及欧洲政策制定者感到不安，他们担忧它将成为倒向中国影响和利益的工具。英国一直颇为谨慎，强调该计划应当符合国际标准。但习近平已经将它作为了其标志性的国际任务，而且，特丽莎·梅很可能会在中国官员的施压下，在一定程度上认可它。

　　“很显然，中国知道英国迫切需要贸易协定，所以，她可能试图获得一点她自己的筹码，”牛津的福特博士说。“其次，存在着一种真切的担忧，即对‘一带一路’的参与不会向其他公司及国家开放。”

　　特丽莎·梅还可能被迫提出最后一任香港总督彭定康(Chris Patten)所说的这座城市的“基本自由遭到越来越多威胁”的问题。1997年，在北京让其保留公民自由及司法自主权50年的承诺下，香港回归中国。习近平的政府已经加强了对香港政治、出版及新闻媒体的控制，尤其是在2014年，因为中国拒绝它举行全民选举而出现抗议活动之后。

　　本周，彭定康及中立党派自由民主党前领袖帕蒂·阿什当(Paddy Ashdown)在一封致特丽莎·梅的信中要求获得保证，即英国与中国不断增长的商业关系不会“以我们”对香港人民的“义务为代价”。

　　“在香港目前的微妙变化中，要建立起一个广泛的利益基础很难，”福特博士说。“自1997年主权移交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所以要对抗中国在经济和政治方面越来越大的影响力是非常困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