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身陷重围！拿什么大国外交来拯救你

　　如果美朝首脑会晤得以举行，两国真正实际探讨的很可能是如何在以中国利益为牺牲的前提下，单独媾和。

　　毛泽东：中苏发生交战了，给美国人出了个题目，好做文章了。

　　——1969年珍宝岛事件后，毛泽东曾自言自语道。

　　早在三个月前，即2017年12月17日，笔者受邀在济州岛参加由Korea-China Think-Net与澳门大学组织的中韩学者半岛安全问题研讨会，提交英文报告《Ripe for Split? A Maoist Analogy before War》（《中朝反目在即？平壤“反水”前的一个毛主义的类比》），探讨朝鲜“反水”的可能性与实现“反水”的诸主客观条件。该观点受到中韩学者的一致质疑，包括韩国前任驻华大使等资深官员、学者在内，普遍认为笔者有关“中朝分裂”、“朝鲜改换门庭、带枪投敌”的担忧是杞人忧天。

　　此后，笔者曾发表《温哥华会议之于中国：主观不善但客观有利》 等文，建言北京“乐见（甚至主动创造条件去促成）朝鲜与美国、日本等其他相关国家关系的恶化，以此防止或至少增加朝鲜改换门庭的成本”。这些同样被一些人引为笑谈。

　　今天上午，中国国关圈已被《特朗普与金正恩将于五月会面》的消息刷屏。

　　事情正在起变化

　　风起于青萍之末。

　　就在中国方面欢庆朝韩借冬奥会之东风缓和局势、同时又为可能的美韩军演破坏这一“良好氛围”而忧心忡忡时，美朝韩三国已经不显山不露水、紧锣密鼓地推进着他们的地区新秩序之议程。这个过程显然是异常艰辛、充满变数且彼此间充斥着各种算计的。但无疑，在美朝韩版的新“三国演义”中，中国作为半岛问题的重要利害攸关方，“被缺席”了。在这一点上，似乎三国有着某种心照不宣的高度默契。

　　如果我们放下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就不难观察到，长期以来，朝鲜方面有动机、有预谋、有策略、有步骤、有实际行动地谋求撇开中国，实现与美单独媾和。无论是在人质问题上大做文章，还是叫嚣核武“包围射击”，这些在人们通常看来“无比危险的边缘政策”、“给半岛和世界和平造成重大威胁”的话语战，现在看来似乎不过是做成大单之前买卖双方虚张声势的“叫价”行为，以此抬高自己的身价，同时压低对方的获利预期。

　　当然，也不排除有故作声势以排除第三方“干扰交易”的可能。朝鲜对中国“逢会必炸（核武器），逢节必射（导弹）”的行为，显然是在向国际社会，主要是美国反复发送强烈信号。联系1969年珍宝岛事件后毛泽东的自言自语“中苏发生交战了，给美国人出了个题目，好做文章了”的事实，以及由此引发的中美苏三角关系之“外交革命”（diplomatic revolution），笔者实在不寒而栗。

　　然而，由于受到三个层面客观条件的制约，朝鲜与美单方面谈判、媾和的努力一直没有得到美国方面的正面回应。

　　首先，在单元和个人层面，是美国长期以来形成的敌视朝鲜、视其为“邪恶国家”（小布什在联合国大会上对朝鲜的公开定性）的政策惯性，以及由此在七十年的冷战和后冷战时代所培养出的亲韩（日）、敌朝的政策/学术/武装力量复合集团——即所谓半岛问题的“建制派”。敌对朝鲜的“政治正确”使得“常规型领导人”（与‘革命型领导人’相对）及其团队通常难以在对朝关系上迈开大步、打反常牌。

　　其次，在体系层面，一是过去朝鲜的实力太弱，以至于作为“敌人”并不对美国构成致命威胁；同时反过来，作为“朋友”甚至“盟友”也不能提供太多的“可利用价值”。相反，作为“敌人”的存在，还能为美国强化东北亚军事存在、美韩同盟、美日同盟，以及借朝核问题敲打中国等提供一系列高附加值。

　　第三，同样在体系层面，最重要、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在大国关系上，自尼克松访华以后，中美关系长期以来都是“合作性大于竞争性”——除了个别时间节点，以及上世纪90年代初因为冷战结束、风波事件造成的中美关系大幅下滑。

　　从结构现实主义角度看，维系中美关系“合作性大于竞争性”的根本因素与中美领导人的主观善意或恶意都无关，主要是由于中国总体国力长期远远逊于美国。因此，只要中美巨大实力差距仍在，那么中美关系之间“合作性大于竞争性”的性质就不会改变。只要中美关系性质不变，那么美国（总统）冒着被国内建制派批判甚至弹劾的危险，去拉拢一个被美国精英与大众历来一致视为“流氓国家”的政权，一同围堵（containment）“正在改革开放且随着中产阶级的增加必然走向民主化”的中国（当前美国朝野上下对此前的这一判断似乎后悔不迭），既缺乏强烈的动机，又在手段上缺乏足够的操作性。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长期以来朝鲜谋求与美单独媾和的企图未能得逞的原因。

　　然而，现在，事情正在起变化。

　　事情为什么起变化？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大变匿于无形之中。

　　如今，三个层面的核心变量都从量变转向了质变，并开始共同作用于半岛局势，有可能重塑地缘政治版图。

　　第一，特朗普的当选及其“非传统”团队与独特行事风格入主白宫，改变了此前美国方面对朝核问题的认知模式与处理方式。一个不受（至少是少受）意识形态、“政治正确”羁绊的强硬总统，带着其特有的商人思维与交易偏好，有可能抛却此前制约其同行无法在半岛问题上采取革命性行为的种种条条框框。尽管我们说，特朗普性格多疑多变，且国内仍然有重重阻力，但此刻苗头既然已经展现，就不可不防。

　　第二，朝鲜核武及导弹能力的提升，既抬高了美国武力对朝去核的成本和风险，又反过来提升了一个“带枪投敌”的朝鲜可能对中国造成的威胁——而这对美国而言，恰恰就是“预期收益”。摆在美国面前有两个选择：要么继续敌对朝鲜，但是成本、风险越来越大；要么收编朝鲜，却有可能获得一定战略收益。

　　第三，最重要的是，中美关系正在发生质变，正在从原来的“合作性大于竞争性”向“竞争性大于合作性”转化。这个观点，著名国家关系学者、清华阎学通教授在若干年前就多次强调。导致该战略关系变化的结构性因素就是中国的加速崛起所导致的中美实力差距缩小。如果从经典的结构现实主义出发，中美正在滑向修昔底德陷阱——好在核时代的绝对武器（absolute weapon）有效防止了大国间的直接武装冲突，所以中美在同时克制不发生“大战”（World War）的前提下，同时强化了在亚太/印太地区的战略争夺。

　　与此同时，中国近年来对自身道路、理论、制度、文化愈加“自信”（中国媒体用confident，但西方媒体一般用贬义词‘强势’assertive来负面描述），尤其是“十九大”以后所展现出的可能与“美国模式”相竞争的“中国模式”，不仅在国际层面让美国感到威胁，同时让此前美国国内指望“转化”中国的力量日渐失语——他们的反面，即主张在安全和经贸等领域同时对华强硬、防范甚至围堵的声音随之开始高涨。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NSS）、《美国国防战略报告》（NDS）为代表的官方核心文件，已经将美国朝野上下的最新共识展现无疑。而频频发生的杯葛各地孔子学院的事件，以及在美国、澳洲、加拿大等西方国家被媒体热炒的“中国渗透”、“收买议员”之事，不过是山雨欲来的前兆。上述事实，如果从新古典现实主义的角度讲，即，按照不是“实力差距导致制衡”而是“威胁增大导致制衡”的思路去理解，我们同样能够做出推论：美国拉拢前敌对国家共同制衡新的主要对手/敌人的动机，正在上升。

　　不要忘了丘吉尔在德国入侵苏联后发表的名言：“如果希特勒入地狱，我将在下议院发表支持魔鬼的演说。”毕竟，迪斯雷利有关“既无永恒朋友，又无永恒敌人，只有永恒之利益”的座右铭，是盎格鲁-萨克逊战略文化的根基。

　　此前，还有很多分析认为韩国与朝媾和是“背着美国”、“顶风作案”。美韩之间的内幕互动，笔者作为民间学者，仅从公开新闻报道上无法做出判断。但从若干基本事实出发，用逻辑正反推演，似乎仍可得到若干端倪：凭借美国政府及驻韩美军对韩国朝野的巨大影响力，同时考虑到过去完全违拗美国意志的韩国总统的下场，文政府既然能够在尽管受到美国口头“敲打”的情况下，数月来基本顺风顺水地推进一系列友朝动作而未遭到美方彻底强力阻止甚至“换马”，那么我们基本可以排除“韩国背着美国媾和”的可能性。

　　既如此，那么就需要将“美韩”的行动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分析，即假定当前韩国“对朝示好缓和”与美国前日又推出“最新最强制裁”等两方面的行为是按照同一个既定逻辑与“默契”在进行。

　　此处用“默契”而非用“预谋”是因为笔者认为，特与文在最开始就在完全信息的模式下商讨对策并“唱双簧”一路自编自导自演的可能性不是很大。更可能的情况是，文自己有一盘棋，对盟友美国却并未和盘托出，只是有选择性地解释、沟通；同时加紧实操层面的推进，待“生米煮成熟饭”后，倒逼特朗普认清新形势可能带来的新机遇。如此，文或得以实现韩国国家利益最大化：第一半岛不战不乱、首尔免遭涂炭，第二得到朝鲜的核不攻击保证，第三得到美国的安全“再保险”，第四在半岛事务中夺取主动权。

　　特朗普从商人的嗅觉出发，可能已经敏锐地闻到了其中有可能带来的新利润，所以半推半就。因此我们就看到了美韩在战略默契下共同推动的对朝“对冲策略”（hedging strategy），即“双面下注”。通俗讲就是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韩国方面唱和，拉住朝鲜，许以利诱；美国方面喊打，推动朝鲜，重压威逼。而两个矢量所指向的总方向，也是朝鲜所可能接受的——当然，前提是达成怎样的交易，即（a）付出怎样的代价（b）获得怎样的收益（c）“产权”如何保障——如果能找到“第三方支付”可能的代价，而自己坐收渔利，同时又身怀利器以保障交易不可逆，“产权”不至于被没收、侵犯，那么这笔交易对平壤而言，也是和算的。试问：这个“第三方冤大头”会是谁呢？

　　此前也有中英文论文讨论中美间就朝鲜问题与台湾问题相关联以做成“大交易”的可能性。他们认为：“仅从中美近年来在台湾问题上的微妙互动就能看出，特朗普是一个不太强调意识形态的专业生意人，他比二战以来的任何一位美国总统都务实，此届美国政府值得中国去与其做地缘利益交易，这对中国重塑东北亚地缘政治格局而言是难得的历史机遇”（Zheng, 2017）。

　　而现在看来，大交易的可能性的确是存在的，只不过中国所扮演的角色，可能既不是买方也不是卖方，而是交易品，或曰“纳一颗投名状”。历史性机遇，恐怕不是留给中国人的。

　　事情还将怎样变化？

　　目前公布出来的消息是，朝鲜同意就“去核/无核化”（denuclearization）与美国展开谈判。中文媒体对此多半持正面肯定态度，认为是“朝核问题向前推进一大步”、“半岛和平与稳定的新进展”。然而，笔者却不甚乐观。

　　首先，朝鲜不可能真正弃核。笔者此前在多篇文章中已经反复强调，其两代领导人都将“拥核”作为保障其四层核心目标的根本手段——朝鲜国家安全与生存（national security）、劳动党政权生存（regime survival）、金氏家族统治延续（the House of Kim）、最高领导人本人的生命与权力。因此，国际社会加强外部制裁只能迫使其加速发展核武。“拥核”入宪法、入党章，就是明证。试问，美国或国际社会要做出怎样的保证、付出何种代价才能让朝鲜领导人自食其言，为了签署一纸合约而自改党章、国家宪法呢？

　　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美国、中国乃至整个国际社会，都无法保证其承诺的可信性。换言之，除了核，朝鲜谁都不相信。这一点，公平地讲，倒还真不能怨朝鲜，只能说是美国咎由自取。

　　从美朝做交易、给保证的角度看，鉴于美国此前无比糟糕的交易记录和不良国际战略信用（international strategic credibility），譬如特朗普要公然撕毁五常外加德国与伊朗一并签署的受国际法保护的《伊核协议》；又如在奥巴马时期，民主党政府推广“民主价值观”，中东、北非等地发生革命大潮，社会动荡，被推翻的对象除了卡扎菲、萨达姆等老牌“反美斗士”外（卡扎菲灭亡前其实已经屈服，但仍难逃一死，可以想见其惨死照片给平壤造成的心灵触动），也有如穆巴拉克等长期追随美国的世俗化政治强人。换言之，战略信义的缺乏，让美国盟友也难以信任美国，那么长期被孤立、敌视的“邪恶国家”朝鲜又怎么可能真正被美国接纳呢？平壤应该心知肚明，就是能够与美国达成交易所倚靠的不是其他任何事物，就是核。而不管美国做出何种保障，只要平壤一旦真的开启去核进程，那么核尽之日，便是亡国之时。有实战能力的核武器是保障美国承诺有效性的唯一法宝，是保障“美朝和平”这一至关重要战略资产“产权”不被“强拆”的唯一依靠。

　　对朝鲜而言，拥核则生，失核则亡，此固不易之理。只要是理性的领导人，换做谁处在那个位置上，都绝不会真正弃核；但是可以谈论“去核”，不停地制造“无核化”的话语与媒体奇观，以在不同阶段达到不同的政治目的与战略需求。

　　在明确上述“朝鲜尽管已经松口愿意谈判‘无核化’但在行为上绝对不会真正弃核”之原理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追问，如果朝鲜不真正弃核，那么美国又为何愿意参与这样一笔交易呢？特朗普图什么？这时，要想临门一脚促成这笔交易，就必须找到一个“冤大头”，一个同时为美朝双方都忌惮、敌视的共同敌人来充当“第三方支付”。

　　因此，笔者的初步预判是，如果从今日（3月9日）到五月的50多天中，不发生重大意外，美朝首脑会晤得以举行，那么两国尽管对外宣称的都是“谈论无核化问题”，但真正实际探讨却很可能是如何在以中国利益为牺牲的前提下，单独媾和。具体会有哪些呢？

　　事情的新变化对中国国家利益影响几何？

　　第一，美国可能实行“核导分离”，即要求朝鲜决不允许进一步发展具备攻击美国本土能力的洲际弹道导弹（Inter-continental ballistic missile, ICBM）；同时，允许朝鲜有条件地保留部分核武器。

　　现有的、被美国怀疑已经具备攻击本土能力的导弹，必须在美方技术人员的监督下公开销毁。这是因为保障美国本土不受敌对国家核威胁是包括特朗普在内任何美国总统安全战略的底线。公开销毁，算是给美国一个面子；否则总统无法向国会和人民交代为何对“朝核”网开一面。销毁后，接受联合国核查，以确保朝鲜不可逆地、永久性地不得拥有能够进攻美国本土的“核洲际导弹”。

　　作为对朝鲜的回报，美国可能会有条件地允许朝鲜保留一定数量的核武器。这也是朝鲜能够相信美国“承诺”的基础，是交易的前提。

　　有学者往往强调“朝鲜核武器对美国的威胁”而认为美国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接受有核武的朝鲜。这种观点恐怕忽略了一个致命的事实：朝鲜“核弹”与“导弹”对中、美的威胁，其性质是不同的。

　　对美国而言，一个单纯拥核却无远程投送工具的朝鲜，并不对其构成直接威胁。这也就是为什么此前美国可以实施“战略忍耐”的部分原因（当然，还有奥巴马时代的情报误判，认为第三代领导人掌权时间不会长）；而2017年待朝鲜多次成功试射后，美国才开始“动真格的”。所以，美国的真正红线只有一条，即朝鲜同时拥有可用于实战的核武器以及可攻击美国本土的洲际导弹。

　　对中国而言，情况恰恰相反：朝鲜的洲际导弹对中国不构成威胁，但核武器却是大威胁。且不说对华直接使用核武，单是一次次核试验就已经对环渤海、东北地区的生态与社会环境构成现实威胁。在可能的冲突或战争中，多处沿中朝边境构筑的核武、核设施，一旦遭袭或自爆，也必将对中国东北、华北地区造成不亚于切尔诺贝利事故的永久性毁伤。相反，朝鲜的导弹技术中国并不忌惮。我们往最坏的情况设想，即便对华动武，平壤也会把数量有限、极其珍贵的核弹头用中程导弹（这方面他们已经有较为成熟的技术）攻击中国东部核心城市，而不会愚蠢地装上远程导弹打到喀什、伊犁。因此，中美两国受核与导威胁不同的这一现状，可能为朝鲜以中国安全利益为代价单方面与美媾和提供某种方便。

　　第二，就是在上述有关核弹与导弹之安排的基础上，就美朝关系达成新的框架性协议。从美国角度讲，如果仅仅是以“确保朝鲜没有可攻击美国本土的（核）导弹”为收益就轻易地给出“默许朝鲜拥核”甚至实现平壤数十年来梦寐以求的“关系正常化”，那么这笔交易就是朝鲜赚的太大了。但是，特朗普眼里的“朝鲜核心产品”——核武器，在朝鲜眼里却是“生产资料”，是“非卖品”。因此，按照特朗普贪婪而狡诈的商人性格，不可能不在其他方面向朝鲜开价，谋求回报，否则他也无法回国向国会交代。那么在朝鲜能够拿出手的“产品”中，又有哪些是能入大买家法眼的，同时还是朝鲜乐意交换的呢？细思极恐。

　　在此，请允许笔者以此前发表的几篇文章的段落作为结尾：

　　在2017年4月6日发表的《“习特会”上的朝鲜问题博弈——一个情景分析》中，笔者认为：

　　中国人不会忘记，当年中苏分裂、“两个拳头打人”——同时反对“苏修”和“美帝”，给中国所造成的巨大战略压力。而俄国人也不会忘记，当中国最终选择“反水”——与美建交并在事实上达成中美联手反苏后，在整个“冷战”后期给苏联所造成的巨大战略压力，这种压力甚至被认为加速了红色帝国的解体。

　　关于这些掌故的历史记忆，或许可以解释为何中国一直对朝鲜有所忌惮。朝鲜可不是“鸡肋”——鸡肋充其量只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而已。朝鲜作为中国的假盟友放在手里固然是烫手的山芋，可一旦抛出，到了对手手里，恐怕就会成为威胁中国的“烧火棍”。平壤显然对此洞若观火，否则不会如此有恃无恐，吃定中国。

　　在2017年9月4日发表的《软肋已暴露的金正恩为何肆行无忌？》一文中，笔者如是写道：

　　朝鲜也正是看中了大国彼此间的龃龉和矛盾，钻其间隙，才一步步使自己的核力量发展到今天的地步。或许朝核问题走到最后，各国真的不得不默认一个有核的朝鲜，然后在此基础上筹谋如何利用朝鲜使自身的相对损失最小，同时还能使其他地缘对手的相对损失更大。

　　如果真的如此，那么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未来在东北亚地区中国所面临的地缘战略场景：鸭绿江对岸是一个拥核、拥弹的朝鲜（此刻或许要改成‘带核投美的朝鲜’），且因最近多年的严厉制裁和历史上的龃龉而无比仇恨“某不惜背弃鲜血友谊的邻近大国”。越过“三八线”，在朝鲜的对面，是一个拥有全套“萨德”体系且同样因为多年的经济龃龉而愈加仇华而亲美的韩国。越过韩国，在海的对面，是一个加速修宪、扩军的“正常国家”日本——它要仇华，无需理由。越过日本，在大洋的彼岸，是一个部分有意、部分无意中造成上述地缘战略现实的霸主美国。哦，对了，在中国身后，还有一个笑而不语的俄罗斯。此刻，拿什么“大国外交”拯救你，我身陷重围的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