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台铭的台湾与中国

　　有评论认为，中华民国等于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等于中国，已经泾渭分明。如今郭台铭想回台湾选总统，可能要补修台湾政治课。

　　郭台铭访美，向媒体表示“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属于中国”。台湾《上报》发表文章《郭董搞错，中华民国宪法没自我简称“中国”》，作者洪耀南说，中华民国等于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等于中国，已经泾渭分明。“如今郭台铭想回台湾选总统，可能要补修台湾政治课，毕竟中华民国等于中国是六七十年代的陈年往事，或许郭台铭在中国经商多年，政治思想语言模式几乎接受中共的说法，采取中国的表达方式”。

　　文章说，郭台铭的说法是一种硬凹，非一位候选人应有的态度，这已经是郭台铭的严重失言，应该跟全国人民道歉。为了弥补自己的失言，再补上没有一中各表，就没有九二共识，一中各表就的中国是两个中国，也就是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也不合时宜，一中各表是九零年代的产物，郭台铭不仅过不了台湾现况这关，也过不了中国眼前没有各表的空间。

　　“我视每一天被关在囚牢，都是在控诉这个不义的政权”

　　香港《苹果日报》发表在狱中服刑的“占中三子”之一陈健民文章《狱中书简：平静的力量》，陈健民说，法庭认为我们没悔意、不道歉，判我们四人即时入狱。我对他的判词有许多不同意的地方，但想起甘地要求法庭判他最重的刑罚、曼德拉向律师表示就算判死刑都不求情和美丽岛事件的被告在军事法庭上慷慨就义的神情，我便安然被带离法庭，知道历史会还我们公道。

　　文章说，不管内心如何平静安稳，家人探望的时刻却是五味纷陈。为他们带来如斯痛苦，心里只有内疚。只希望他们明白这是通向民主必经的窄路，这十字架总要有人背上。全因为他们深明大义，我才能如此无畏无惧。我视每一天被关在囚牢，都是在控诉这个不义的政权。“我在狱中读梭罗（Thoreau）的《Walden》时学懂了一些事情。当他在1846年拒绝交税，抗议政府的奴隶制度而入狱时，除了他的邻居，少有人知道他的抗争。他著名的〈公民抗命〉（Civil Disobedience）一文亦只是在三年后才被印行，对美国奴隶制度的影响可谓微之又微。但他的理念却深深影响着甘地、马丁路德金和60年代一辈的抗争者，直至雨伞运动。”

　　“中国传统控制方式加上最新技术，其严密程度可能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纽约时报中文网发表文章《在中国，当数字革命遇到极权主义》，作者洪振快说，最近，中国官方印发文件，提出在2019～2022年间超高清视频产业发展行动计划，目标是“提升监控范围、识别效率及准确率，打造一批智能超高清安防监控应用试点”。这反映出中国政府在监控民众上的野心。传统的人盯人监控是旧式极权主义，而利用最新数字化技术、人工智能则是新式的数字极权主义。

　　文章说，中国政府如此大规模使用最新数字技术实现对社会的监控，一方面的确有助于打击恐怖主义和犯罪行为，提高公共安全。但在一些公共事件中，公众发现经常会出现视频“丢失”的情况。而在一些拐卖儿童案件中，公众也会发现如此强大的视频监控系统却没有发挥作用。这些情况正如有网民质疑的那样：以公共安全为名采集的监控视频，并不完全用于提升公共安全。中国政府在公共安全领域积极采用最新技术，既有公共安全的考虑，更有对“重点人口”进行监控的考量。所谓重点人口，根据公安部门文件，指的是“危害国家安全或社会治安嫌疑，由公安机关重点管理的人员”。

　　文章认为，中国传统控制方式加上最新技术，其严密程度可能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已经超出了奥威尔《1984》的想像，让人产生东德史塔西（Stasi）或奥威尔式的恐惧。利用强大的国家权力，采用一切可利用的最新技术，中国正在进入一个人类历史上没有过的新式极权主义统治时期。

　　当网络反穆言论的激进程度超过了现行政策话语时，选择性审查机制也会毫不留情地对“赵家自己人”

　　香港《端传媒》发表文章《民族矛盾、网络极化、选择性审查--解剖中国网络反穆情绪》，作者王菁说，虽然中国大陆国内外恐袭事件对网络反穆情绪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但真正维持反穆言论不断演变扩散的，是更多因素的交叉影响：包括随着媒体全球化而扩散的仇穆言论、以大汉族主义为中心的民族主义，也包括社交媒体本身极易产生回音壁与极化效应的特性；而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则是微博上反穆意见领袖的出现，以及他们与中国官方意识形态、民族政策和审查机制之间极其矛盾的关系。

　　文章说，当网络反穆言论的激进程度超过了现行政策话语时，虽然一方面会引起大陆不少网民的共鸣，调动民间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但另一方面也就留存了在更大规模上批评现任政府的可能性。因此一旦其影响力在短时间内大量扩散，选择性审查机制也会毫不留情地对像习五一这样的“赵家自己人”（大陆网络用语，暗讽中共权贵）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