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30年祭：后89时代的人生启蒙

　　他们是在“防火长城”背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中国年轻人。1989天安门运动爆发时，他们尚未出生。过去30年中，北京试图抹杀世人对这段运动的回忆。美国之音采访了海外几位后89时代的年轻人，听听他们对“六四”的认知，以及对周遭同龄人的看法。出于各自不同的人生规划，他们有的选择实名，有的希望使用化名。

　　李家宝： 我是那个点燃干柴的小火星

　　生于1998年

　　坐标： 台湾

　　今年3月， 李家宝的名字在互联网上横空出世。

　　3月11日，这个来自中国山东，正在台湾做交换生的21岁男生在推特上直播，对习近平修改宪法，“庆丰帝登基”公开喊出“我反对”。

　　李家宝把当下中国称作“比辛亥革命前”更黑暗，呼吁在中国实现自由民主。

　　“尽管如大多数民众一样，都有对于中共政权强力维稳的恐惧，不过我想，我依然做好站出来的准备了，”他说。

　　李家宝告诉美国之音，小时候的他其实是个“听父母话，听老师话的好孩子”， 十几岁时开始“翻墙”接触自由世界的信息，了解到89“六四”，人生的启蒙由此开始。

　　今年3月11日，李家宝,这个来自中国山东，正在台湾做交换生的21岁男生在推特上直播，对习近平修改宪法，“庆丰帝登基”公开喊出“我反对”。李家宝告诉VOA“给我最震撼的是Tankman(坦克人)，也就是王维林当时在长安街挡坦克的那个场景。内心非常震撼，原来这个国家还有那么多课本上没有教授的历史 。

　　“给我最震撼的是Tankman（坦克人），也就是王维林当时在长安街挡坦克的那个场景。内心非常震撼，原来这个国家还有那么多课本上没有教授的历史，”他说。

　　不过，不管是对家人还是朋友，李家宝对于这些“翻墙”看来的信息绝口不提。

　　“在那种环境下，你不能够表达自我，”他说，“周围的人会说，你看，这是一个对党不敬，对党不忠的分子。尽管现代的语言已经不用这样的说法，但本质上是一致的。”

　　于是表面上，李家宝仍然是个听话的乖学生，大学期间甚至参加了入党积极分子大会， 内心中，他却小心翼翼地压抑着自己的“异端思想”。

　　从2017年起，李家宝先后两次赴台湾做交流学生。台湾的自由空气和以往在大陆体验的不公让他萌生了网上直播的念头。

　　“其实在发表这篇演讲之前，我也是非常顾虑的，我也害怕我的未来会走向哪里，”他说。

　　经过一个晚上的思想斗争，他还是决定迈出这一步。李家宝说，中国大陆长期的洗脑教育给人们套上“精神上的枷锁”，他希望用实际行动“为中国大陆的同胞争取更多的自由”。

　　李家宝说，发表演讲后，几乎所有的在台陆生都和他划清界限，“他们说李家宝只能代表他个人，我们大多数人还是拥护共产党的”。只有一名陆生对他表示支持。

　　他也和家人失去了联络。“我爸妈肯定恨死我了，”他说。

　　在互联网上，他收到了大批谩骂、威胁。其中一条留言说：“我等着亲手杀掉你这个垃圾”。李家宝认为，那些是共产党发动的“五毛”、“水军”。

　　对于中国大陆的年轻一代，李家宝仍然充满信心。他说，发表演讲后，有一些大陆高校学生联络他，表达了对民主自由的向往。

　　“中国目前像我一样的年轻人是处在干柴烈火的状态，而我其实就是那一颗小火星。当我溅到那堆干柴的时候，实际上是可以烈火燎原的，”他对美国之音说。

　　李家宝目前在台湾申请政治庇护。

　　曲亦歌：在中国，我觉得自己是个异乡人

　　生于1990年

　　坐标： 美国

　　2018年底的一天，曲亦歌第一次见到了前天安门学运领袖王丹。

　　“一个电视上的人就活生生出现在你面前，挺超现实的，”这位90后年轻人对美国之音说。

　　两人约在华盛顿市郊的一间咖啡馆碰面。王丹询问了他一些中国年轻人的现状。

　　“我跟他说很多优秀的年轻人都出国了，在美国过上舒服的日子。在国内的，我的看法是大部分都是认同现政府的。少部分即使不认同，也没什么办法。对于政治，对于‘六四’，大家不会注意，” 曲亦歌说。

　　2017年，在台湾执教八年的王丹回到美国，开了一个YouTube频道，定期播出一些讲座。 在美国另一座城市读公共政策硕士研究生的曲亦歌成了“粉丝”。

　　“可能因为我天生就是对政治感兴趣的人，” 曲亦歌说。

　　2018年，他从YouTube上得知，王丹要在华盛顿成立一间名叫“对话中国”的智库。 他给王丹写了一封电子邮件，希望能够加盟。二人于是有了那次咖啡馆的会面。

　　曲亦歌告诉美国之音，本科时他就读北京一所知名的工科大学。那所大学有着中国很多工科大学共有的弊端，比如对人文科学的漠视。周围同学关心的话题是“这个对我的前途有什么帮助”。

　　在中国时，曲亦歌时常有一种身为异类的孤立感。2005年赵紫阳去世，父母第一次给他讲了“六四”。后来他“翻墙”，在宿舍看纪录片《天安门》，去台湾旅游时偷带回王丹的狱中回忆录。

　　“我身为一个中国人，但是我跟别的人想得都不一样，我觉得我在祖国当一个异乡人。”他说。

　　直到2016年来到美国后，那种孤立感才开始减弱。

　　“一些基本的政治观念、文明观念，你跟中国人说不通，但是你跟美国人说，大家就觉得很平常。 不管是基本人权，还是民族自决权，这些都是成熟民主社会的基本道理。我觉得自己没有在中国时那么扭曲了，”他说。

　　对于89“六四”，曲亦歌认为，这是当代中国的起点。今天中国所走的发展道路是“六四”以后重新规划的。 他承认，自己也是“六四”的受益者之一。

　　“如果没有‘六四’，中国不发展经济，我也没有机会来美国。”他说，但是中国今后能否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执政者对“六四”的评价是一个风向标。

　　曲亦歌认为，和八九一代不同，今天的中国大学生不可能再发起任何政治抗议，既没有外在条件，也没有这样的能力、意愿和思想。

　　尽管中国相当一部分的年轻人不了解”六四“，不关心政治，但曲亦歌并没有彻底失望。他这样评价自己的同龄人：

　　“90后独生子女生活在一个比较优越、富裕、舒服的环境中。他们不大了解这些事情，因为教育环境、媒体环境把这些东西隔绝在他们的生活之外了，但其实他们是有正常的善良心态和道德观的。如果他们知道一点点，只要知道一点点，他们是很容易对当权者产生反感情绪的。他们是有正常的人性的。”

　　短期内，曲亦歌希望能在美国找到一份安身立命的工作。

　　“我已经把我自己的个人生活和整个国家的政治空气、国际环境绑在一起了。未来的路走一步看一步吧，”他说。

　　郭小华（化名）：年轻人的理想很现实

　　生于1995年

　　坐标：美国

　　郭小华第一次听说89“六四”，是初中时在家庭聚会的饭桌上。长辈们喝高了有时会说起往事。父母当年是南京的大学生，没有参与运动，但有个朋友去了北京，还成为学运中的一位小领袖。后来这个人的生活很不如意，工作上处处碰壁。

　　提起89“六四”，郭小华说，他必须要提到在苏州上高中时遇到的一位地理老师。

　　“他是个80后，一位很热血的青年教师，内心中对那场运动放不下，”郭小华说。

　　郭小华告诉美国之音，虽然在课堂上，那位老师没有说过不符合官方立场的话，但私下里，听说他组织过一些小型聚会，比如祭拜在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后被当局处决的“反革命分子”林昭。还有一次，听说他一个人到学校附近的孔庙，高喊“希望有朝一日民主自由降临中国”。

　　这样一位与周遭格格不入的老师，学校里常有一些关于他的风言风语。他是国保“喝茶”的常客。校方也多次找他谈话，削减了他的授课时间。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勇敢的人，”郭小华说。“这是我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第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让我知道在国内有相当一部分人这种想法还是很强烈的，”郭小华说。

　　高中毕业后，郭小华赴美国留学，学习国际关系和政治。走出“防火长城”高耸的中国，扑面而来的自由资讯让他颇受触动。他选修了一些和中国政治相关的课程，听美国教授讲述天安门，也开始独立思考这段历史。

　　“无论如何这样的大规模流血伤亡事件在何时何地都是绝对不能接受的，我个人对那场运动中受到身心创伤乃至丢掉生命的人表示无比悲痛，”郭小华对美国之音说。

　　他不同意官方把这场运动定性为“暴乱”、“叛乱”，相信终有一天会平反昭雪。但他同时认为，把这场运动单纯地看作一次对人权的践踏，对民主的扼杀也不够客观。

　　“毫无疑问，那群大好青年是怀揣理想的，是想把他们的祖国变成一个更好的地方的，但另一方面，党和国家就真的是反派，是恶魔吗？可能也不尽然吧，这毕竟是他们打下来的江山啊。如果有机会，谁不想让这个国家更好呢？所以我认为，与其说是事情的本质问题，我宁愿说是双方面处理事情的方式方法与微妙的时间点的差异，加上一些意外使得事件加剧，”他说。

　　这番思考郭小华不会对他在中国的同学、朋友提起。他们的话题局限在吃喝玩乐。每个人的朋友圈都是岁月静好，谨慎地回避着敏感的国内政治。 他认为，中国的年轻一代知道“六四”的不在少数，但只有极少数的人会试图去了解事件真相。

　　郭小华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的年轻人面临着“也许是世界上最可怕的压力”：住房、结婚生子、工作996、今后赡养父母。大多数人的理想很现实——生活幸福快乐最重要。如果中国的经济持续向好，很难想象会再发生一场像89那样规模的政治抗议，但如果经济出了问题就很难说了。

　　郭小华希望在美国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之后可能还会回到中国，“毕竟回国生活会更习惯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