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维读者网（Creaders.net）江夏编译报道：堪培拉独立智库“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的“战略家”网站（The Strategist）发表墨尔本大学“亚洲连环”（Asialink）高级顾问、澳洲国立大学“战略及防务研究中心”访问学者格林里斯（Donald Greenlees）的文章说，从1954年4月印尼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到1967年10月印尼单方面与中国断交，两国从苏加诺总统时期的实际盟友，变成了另一个总统苏哈托时期的宿敌。
印尼的东南亚邻国，也面临着不同程度的类似难题。他们的国际和国内事务都出现了动荡——这是亚洲大陆1949年出现一个统一的由共产党控制的中国，而北京决心在发展中国家发挥影响力的直接后果。
在冷战期间大国竞争的形势下，北京当局和有关国家华裔人口的危险关系，往往成为当地共产党叛乱的支撑力量。脆弱的、受到意识形态分化的当事国政坛，受到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关系的制约。
直到20世纪70年代，随着中美关系缓和，中共领导人邓小平实施改革开放的经济政策，北京宣布放弃与外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以及反美、反苏“第三世界”等有争议的外交政策。邓小平实行经济实用主义并与美国建交，为中国对东南亚的外交政策奠定了基础。
总之，70年来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始终忧喜参半。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北京帮助泰国和印尼度过难关。2000年代初期，江泽民、胡锦涛当政时强调尊重东盟成员国主权，签署友好合作条约，开始谈判南海行为准则。
中国也因不同的历史、文化、国家利益等因素，卷入了和东盟国家形形色色的冲突。当然问题并非都是中国造成的。北京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赢得外交胜利后不久，当时的外交部长唐家璇就对1998年5月印尼的排华暴乱，发出了强烈批评。
但中国常犯的错误是手伸得太长。2009年北京单方面宣布拥有南中国海80%的主权，即成为东南亚近些年来面临的最大战略问题。北京在南中国海建立军事基地，正稳步获得向东南亚海上航道投射军力的能力。这成为敏感的问题，因为东南亚的群岛国家认为，控制水道是国家凝聚力和主权观念的固有本质。
在这些背景下，习近平的中共建政70周年大阅兵对中国或许是一种骄傲，但对东南亚邻国来说显然引人焦虑。人们不免会问，中国是否真的能够本着“善意”，就该地区的行为准则展开谈判。如马来西亚就对维吾尔族和回族穆斯林受到压迫，以及中国测量船定期闯入吉隆坡视为领海的的水域心怀不满。
中国是东南亚最大的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达5880亿美元。习近平承诺在“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中与东南亚国家和平共处，互惠互利，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北京贸易及投资拉动基础上。
但在整个亚洲地区，各国政府都在防范过度依赖中国的市场和资金。他们即使签署了北京庞大的“一带一路倡议”基建项目，也会邀请其他国家参与主要投资来分摊风险。例如，印度正在印尼最西端苏门答腊亚齐省的萨邦（Sabang）建设深水港。印度媒体称，这将使新德里作为制衡力量广泛介入东南亚。
印尼学者说，这是向北京表示，“我们彼此需要”。关键问题是，中国和该地区能否达成谅解，避免重蹈冲突的历史覆辙。北京希望“逐步调整和重建”地区秩序。而东南亚各国现在不可避免地必须与更强大的中国相处。他们非常珍视主权，但也看重繁荣的中国商机。北京必须承认，既要照顾南方邻国的利益，也在牟取自己的核心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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