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晚舟三天后能回家？关键回合双方将如何博弈

2020年5月27日，下周三，华为高管孟晚舟将迎来自2018 年12 月被加拿大警方羁押以来重获自由的第一个机会：英属哥伦比亚省高等法院女法官海瑟·霍尔姆斯将在当地时间上午10点开庭，就当事人双方当前争议的焦点问题——美国的引渡请求是否满足“双重犯罪”标准——做出裁定。如果裁定认定“双重犯罪”标准没有满足，孟晚舟将即时获得自由。法官表示，不要求孟晚舟本人出庭，但她可以选择出庭。

无疑，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裁定，不但有可能中断加拿大引渡进程，而且会对下一步的引渡程序（如果继续的话）产生重大影响。

本文试图从三个方面解析：（1）制度和程序环境；（2）当事方攻防谋略；（3）法官裁定考量因素。

一 引渡博弈的制度和程序环境

孟晚舟引渡博弈，有深刻的国际技术竞争、国际贸易、国际政治（特别是中美关系）等背景因素，但本文仅仅从法律角度入手。一来，引渡过程本身是国际司法合作的一种，是法律程序；第二，目前孟晚舟引渡处于加拿大法院司法审议过程，相比于行政机关主导的其他程序，法律发挥作用的程度最大。

就整体引渡程序看，现阶段处于夹在两个行政程序的司法审查期。它的前面是加拿大司法部根据本国引渡法和与美国的引渡条约，于2019年3月1日签发“引渡授权书”（Authority to Proceed），确认加拿大政府同意美国政府引渡请求的初步决定。该初步决定需要接受司法审查，司法审查通过后，司法部有权决定是否将引渡之人移交引渡请求国。在不同阶段，当事人有多个机会向有关法院提出上诉。

孟晚舟引渡的司法审查法院是英属哥伦比亚省高等法院，英文原文为Supreme Court，有的报道根据文意译作最高法院。为避免误解，说明一下。英属哥伦比亚省高等法院（最高法院）不是中文语义下的“最高法院”，是英属哥伦比亚省地方法院的一种，另外两种分别是省法院（ProvincialCourt）和省上诉法院（BC Court of Appeal）。它和省法院同属于审判法院（trial court），区别在于省法院审理一般案件，高等法院审理标的较大（25，000加币以上）的民事案件和严重刑事案件。上诉法院只受理上诉案件，不直接进行审判。在英美法院系统下，审判法院一般由一位法官主持审理，而上诉法院一般由合议庭（比如三位法官）审理。

孟晚舟案由高等法院女法官霍尔姆斯独自审理。审理的性质是对行政决定进行司法审查，不是审判孟晚舟。审查的核心问题，是确认司法部提交的证据是否满足适用引渡的法律标准。如果认为满足标准，孟晚舟有机会向省上诉法院，甚至联邦最高法院上诉。只有穷尽所有司法上诉，引渡才进入下一阶段，回到司法部最终决定是否引渡。如果省高等法院（即霍尔姆斯法官）认为没有满足引渡标准，孟晚舟可以当场获得自由，司法部可以选择上诉，但没有理由继续扣留孟晚舟。

二 当事方攻防谋略

由于司法审查要求，孟晚舟引渡目前是英属哥伦比亚省高等法院的一个官司。打官司，虽然当事双方有时会采用司法之外的手段，比如媒体公关等，但双方律师绝大部分情况下考虑的是法律问题。根据司法过程特点，有关法律问题，从专业角度，大致可以分成证据、程序、实体法三方面的内容。根据个案具体情况，律师团队就三个方面厘定攻略计划，或轻或重，选取最佳方案。

具体到孟晚舟案，有关证据问题，法院无须进行严格审理，法官可以仅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假定核心事实可以成立，认定是否满足引渡的标准。加拿大司法部律师（代表美国政府）指称孟晚舟在与汇丰银行的商业往来中，故意隐瞒华为香港子公司Skycom与华为的关系，欺骗银行为Skycom与伊朗的交易用美元进行国际结算，构成欺诈罪。孟晚舟辩护律师没有针对指控的事实及其证据材料进行直接驳斥，似乎是考虑到进行证据辩护的实际困难，而是在“假定”指控事实即使成立的情况下（当然，同时说明“假定”并不等于承认该等指控事实），孟晚舟的行为也不构成加拿大法律下的犯罪。所以，辩护方有意放弃证据之辩，将重点放在实体法辩护之上。

实体法辩护的核心是引渡法规定的“双重犯罪”要求，即司法部必须证明，对孟晚舟的指控必须在美、加两国均构成犯罪行为。国际引渡实践中，该要求一般不会构成引渡障碍，因为引渡经常涉及的犯罪行为（例如谋杀、贩毒、恐怖活动等）在大多数国家都是常规性刑事犯罪。但本案中，美国指控必须包含的一个因素，是美国对伊朗的禁令，但加拿大没有针对伊朗的禁令，所以辩方抓住这一实体法问题，做为首要抗辩，在2019年中的听审中重点推出，并说服霍尔姆斯法官做为法院需要首先单独裁定的事项（检方反对单独首先裁定）。双方就该问题进行了数轮法庭辩论。辩方强调，由于加拿大没有实施对伊朗的制裁，所指控的孟晚舟参与Skycom与伊朗交易的行为，即便属实，在加拿大也不是犯罪，所以引渡无法满足“双重犯罪”要求。检方的回应是，指控的犯罪核心不是违反伊朗禁令，而是欺诈（包括实施欺诈，预谋欺诈，以及密谋进行欺诈）；孟晚舟被指控的行为（与汇丰银行的往来）是向银行撒谎，欺骗银行进行违反美国禁令的交易；欺诈在美、加都是犯罪行为。辩方指责检方“指东打西”，以欺诈指控为“幌子”，掩盖指控违反伊朗禁令的真实目的。检方辩解道，提交给法院的事实证据都是围绕证明欺诈行为，涉及伊朗禁令的信息不过是铺垫欺诈叙事的背景。

辩方集中于“双重犯罪”实体辩护的策略，是各种可选方案中的上佳选择。其一，它提出了一个法院不可回避的实质性问题，必须首先解决；同时，在程序上为辩方争取到一个率先突破引渡重围的机会。如果获胜，可一举破解引渡全局；即使不胜，也不影响根据其他理由继续司法抗辩的机会。

三 法官裁定考量因素

从法院角度，如何裁定“双重犯罪”问题，有多种因素需要考量。窥其大观，可以粗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纯粹法律因素，就是双方论点的合理性和论证的内在逻辑。做为秉承英美司法体系传统的加拿大法院，以司法独立和依法审理为基本原则，注重法律论证的严谨，不会草率从事。“双重犯罪”问题一般不会在引渡中提出，有限的案例也没有形成完全明确、统一的认定标准。几次听审中，霍尔姆斯法官对双方都提出过尖锐的质疑。有一次辩方律师提出，即使指控的孟晚舟对汇丰银行“撒谎”属实，由于加拿大没有伊朗禁令，不构成诱导汇丰银行做出违法行为的欺诈。法官追问辩方律师，如果在加拿大境内，用电话对境外银行撒谎，造成银行损失，该行为是否在加拿大会被刑事追诉？辩方律师没能直接回答，只说这是“虚构”情节。通观听审过程，隐约感到，虽然检方逻辑不无牵强之处，有“指东打西”之嫌，但辩方逻辑也难以服人。考虑到司法实践中一般秉承的做法，即在两可之间的时候，法院倾向于认定双重犯罪的存在。似乎检方观点得到法官认可的概率更大一些。

第二类是法律本身之外的其他因素。在司法独立的加拿大，这些因素不起主导作用，但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如，法理分析不尽明确）情况下，会或多或少影响法官的决定。第一，高等法院作为审判法院，其决定可以被上诉到省上诉法院，甚至联邦最高法院，每一个法官都不愿意看到自己的裁定被推翻，所以做出裁定时，会选择被推翻概率小的路径。第二，遇重大案件，在法理分析不甚明了之时，如果有可能选择，一般不会贸然做出太过与有利于一方的裁定。就本案来说，裁定辩方胜出，孟晚舟马上获得自由，检方虽有权上诉，但失去对孟晚舟的人身控制，遭受不可挽回的程序惨败。相反，裁定检方胜出，程序继续，辩方还有一系列辩护理由（包括就加拿大警方实施拘捕行为是否违法正当程序，美国引渡要求是以法律手段实施政治迫害，等）可以逐个申诉。最后，引渡由行政部门主导，以国际条约为根据，涉及国家间关系。司法审查过程中，法院不可避免地会顾及到分权制度下，司法不要过度干预行政权力范围。从统计数据看，近年来加拿大政府启动的引渡，绝大多数（90%左右）都顺利通过司法审查，隐约也印证了法院倾向于支持行政部门引渡请求的趋向。

综上分析，根据笔者能够了解到的公开资讯，霍尔姆斯法官在下周三就“双重犯罪”问题做出有利于检方的可能性更大。当然，这并不排除法院基于听审过程了解到的外界难以窥视的信息，做出有利于辩方的裁定。虽然无论何种决定，都不会完全终止引渡程序，有利于辩方的决定将会根本改变双方对峙的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