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才是东京对五眼联盟的真实兴趣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左中）和防卫大臣河野太郎（中）

直到8月上旬，西方世界仍期待东京能有什么异变。自从日本防相河野太郎于7月21日参加了英国下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图根达特（Tom Tugendhat）主持的“保守党中国研究会”在线会议，即席提出了“日本加入英美协议（UKUSA）”，参与“五眼联盟”（Five Eyes）的建议，欧美各国都很惊讶，可直到8月5日，日本一侧对其仍兴致寡淡。

环顾从东京当局到日本各地方“自治体”（即地方政府）的态度，身为“经济动物”的日本对于参加海外间谍组织的兴趣可能远不如近期的另一场风波，即短视频软件TikTok在美国的遭遇。

经济动物的灵敏嗅觉

在美国川普（Donald Trump）政权迫使中国字节跳动（ByteDace）公司出售旗下短视频软件TikTok在美业务之后，东京的自民党议员们也在7月28日开始密集商讨“限制TikTok在日使用”。以前经济高官甘利明为首的“规则形成战略联盟”的69名议员们甚至要求当局“留意中国软件的风险”，“应注意动摇社会的话题”。

到8月上旬，相对于日本加入“五眼联盟”尚无准信，东京一侧在TikTok问题上的态度却跟着川普一起摇摆。

在得悉川普已成功胁迫字节跳动（ByteDace）启动了剥离TikTok在美业务，并有望在9月15日前将其转让后，日本各地开始稍稍缓和口气，部分媒体甚至建议读者将心比心，回顾20世纪80年代时日本产品在美国的不公正待遇。

东京一侧在经济问题上的“美日连携”效率之高，也展示了日方对美国主导的“同盟”的重心与经济有关。即便日本也会跟着美国强调“价值观”，但最终的落点仍在经济上。

东京方面在近两个月间对欧美大国的曲意迎奉是颇为经典的。这其中最为突出的莫过于从5月30日开始的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人大）通过《港区国安法》的风波。相对于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四国高调“谴责”北京，进而施加严厉措施，日方从一开始就仅强调东京对“一国两制”框架的注重，以及未来“将与相关国家紧密合作，适当地加以对应”的可能。

这种局面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比起欧美各国在港的经济利益，在香港的外资企业中，日本企业至今仍为最多。据香港特区政府资料，进入香港并设置办事处的日本企业在2019年有1,413家，较之2018年增加了20家。有750家日本企业专门设立了香港总部，其业务聚焦在饮食、零售业上。一贯比较重视现实利益的日本，无疑比其他西方国家更希望香港局势能够稳定，以保障日本在香港的经济利益。

日本的利益在何方

其实，东京自1960年签署《美日安保条约》后，其着眼点一直以日本的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为最大考量。

在东京看来，尽管川普政权确立后，他不仅于2018年指责“日本对美贸易不公平”，还就2018年美国对日本贸易赤字为580亿美元向东京施压，但这较之美日六十年盟约关系带来的利益，仍是可以勉强接受的。

东京仍需要利用这种盟约关系，为自己谋求最大限度的利益与发展空间。这也是日本战后至今的国际生存哲学，即东京不会参加无利可图的国际组织。因此，日本对“五眼联盟”的真实态度也可以预估：这一联盟除去交换情报，甚至将自己置于监视之下外，并不能给日本换来实际的好处。

“五眼联盟”的核心是美、英等五国运作了几十年的监听、监控及一系列情报组织，其主要运作方向以北大西洋公约（NATO）国家为主：在“五眼”的核心之外，还有包括丹麦，法国，荷兰和挪威的“九眼”及在“九眼”基础上加入德国，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和瑞典构成的“十四眼”。美国国安局（NSA）等机构一直维持对其的长期监控与刺探，考虑到东京方面2011年就拒绝为NSA刺探太平洋光缆情报，安倍当局对其的抵触是可以想象的。

安倍政府一直反对任意外国间谍组织在日本的活动，日方已在2013年通过《特定秘密保护法》，它确立了“间谍行为”在日本从10年徒刑到罚金的详细处罚原则。至此，东京方面也开始丢掉了自冷战以来被西方强加的“间谍天国”的称号。

于是，外界如果仔细品味从7月22日到29日的一周间，就不难发现河野太郎对“加入英美间谍同盟”以及“日本想参加对华包围网”的意图终究是寡淡的，这种意愿包含着“欢迎英国航母前往远东”的揶揄。虽然欧美尤其是英国《每日电讯》、《卫报》、英国广播公司（BBC）等媒体对其热捧不已，但在日本，就仅有《产经新闻》一家媒体发布了两篇记者通讯。东京方面的这种实际态度也显示出了日方在重大问题上的持续谨慎立场。

历史的经验已经可以解释一些问题，东京方面自战后以来，对于西方的一切可能都只是出于利用。日本当年不会加入美国主导的朝鲜、越南战事，但日本也不会拒绝美国的战争订货，并错过让战后日本经济起飞的关键机会。而今，东京一侧在新冠疫情带来的萧条局面下，恐怕也不会轻易迈出轻率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