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8月25日至9月1日间辗转意大利、荷兰、挪威、法国、德国等五国的行动还在继续。在26日的访问中，王毅离开意大利，前往荷兰海牙，先后会见了该国首相吕特（Mark Rutte）、外长布洛克（Stef Blok）。
当中、荷双方在欧洲这块最具商业历史的土地上讨论如何“为推动世界经济复苏作出积极贡献”时，这种言论也再次强调了欧洲方面最大的诉求，即经济问题。
它也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Mike Pempeo）前一阶段的欧洲之行呈现了剧烈的反差。针对蓬佩奥的东欧之行，欧洲各国及媒体的评价对其颇为尖刻，其核心莫过于美国没意识到欧洲的最大诉求可能在经济上。
在捷克，该国第二大富豪、现任总理巴比什（Andrej Babis）直接拒绝了蓬佩奥在中国通讯巨头华为公司的要求，他拒签了一份明确把华为排除在捷克第五代移动通讯网络（5G）建设之外的“联合声明”，还以“捷克为主权国家”为由拒绝了蓬佩奥提出的让美国公司取代俄罗斯公司接手该国杜库凡尼（Dukovany）和特梅林（Temelín）两座核电站技术设备的建议。
在奥地利，维也纳当地主流媒体之一的《标准报》评论蓬佩奥此行访欧旨在分裂欧洲对“北溪-2”天然气管道问题上的团结，威胁制裁包括奥地利石油巨头OMV在内的所有参与项目建设的欧洲企业，进而为美国的天然气巨头服务。奥地利高层的反馈也是明确的，尽管美方希望奥地利将华为排除在5G网络扩容之外，但奥方对此兴趣寡淡。
在德国，即便是对北京颇有微词的《明镜》周刊，也在蓬佩奥抵达波兰后直指他此举并未找到重点，即东欧国家的利益仍聚焦于利益与周边安全；对华沙和布拉格来说，中国的“风险”是非常抽象的，其威胁尚不如以进攻性防御在东欧及欧洲广布谍报网的俄罗斯。当美国高官巡游一圈，目的仅在于“让这些国家成为中美冲突中美国的盟友”时，这种失焦的前提也就难免导致结局成效不佳：最终，美国仅和斯洛文尼亚签署了一份5G安全联合声明。
说到底，无论是东欧还是西欧，他们在2020年内的最大诉求可能都不在政治领域上。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打乱了欧洲经济的发展节奏，由于欧洲经济都是典型的出口导向型，并处于全球化分工体系的最顶端，对于贸易的高度依赖正使得其在紧张的全球局势下步履维艰。
根据欧盟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第一季度欧元区国内生产总值（GDP）环比下降3.8%，创下1995年以来最大的季度跌幅。欧盟委员会在5月也认为，今年欧盟经济整体将萎缩7.4%，欧元区19国经济将萎缩7.7%。
当欧洲在经济上面临困境，而前者又随时会反馈到政治上时，这使得欧洲的兴趣已经史无前例地聚焦到了经济领域。从美国提高钢进口关税、空客非法补贴争端再到欧盟征收数字税，欧洲与美国之间的摩擦不断，由此也造成了贸易的下滑。以欧洲的经济火车头德国为例，尽管2019年该国的外贸进出口保持增长，但增速与此前几年相比显著放缓。
贸易增长的失速，也带来了欧洲制造业的萎缩。在2019年，IHS Markit欧元区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连续11个月低于50。疫情和抗疫措施迫使贸易与工业生产停摆，严重影响了需求和生产。到2020年5月，欧洲PMI已降至39.4。
虽然在7月，德、法两国复工复产带动欧元区PMI冲上50大关，欧盟经济事务专员蒂洛尼（Paolo Gentiloni）等人也表示，经济复苏可能将在2020年下半年“不均衡”地开始。但对于经济结构失衡高度依赖贸易与服务业的欧洲而言，其经济复苏的难度不小。
有学者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对欧洲打击巨大，2020年欧洲经济大幅度衰退已成定局，2021年经济的反弹依旧不能弥补今年造成的损失。这使得欧洲急需外部动力助推。而来自中国的扩大开放的方案，即扩大“快捷通道”等机制就显得很有必要。此举可以加速中国、欧洲两大市场经济融合，快速重启经济的必要措施。这是遭遇疫情重创的欧洲需要的。
中欧双方在扩大开放这一问题上已经具备充分的基础，譬如在疫情之下，中欧班列等机制继续稳定运行。截至2020年5月，中欧班列累计开行1033列，首次突破1000列，发送货物9.3万标箱，单月开行列数和发送量均创历史新高。而中国“快捷通道”等机制的应用也在德国等国有了相应实施基础。该机制旨在在确保疫情防控前提下，为当事国双方重要的复工复产急需人员往来确立定点省市进出关系，由此提供便利，维护发展双边经贸合作，保持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
北京目前虽不能确保相关两国民间旅行通畅，但可以保障双方重要商务、物流、生产和技术服务急需人员的往来。考虑到王毅已经在会见意大利外长迪马约（Luigi Di Maio）、荷兰外长布洛克时强调双方要利用好人员往来“快捷通道”，加速企业家复工复产，北京的意图就已经不言自明，欧盟各方想必亦能得出合理答复。荷兰、意大利等国“赞同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表态，也再一次向外界明确展示了欧洲的诉求。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