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方“武汉封城日记”法文版问世

中国作家方方在武汉封城期间写下的«日记»法文版由Stock出版社出版。法文版介绍中写：“在一个被恐惧蒙住了眼睛的时代，在日记经常被删，在极左派的猛烈攻击下，方方的声音仍然震耳欲聋。她的热情和诚挚唤醒我们在面对灾难和政治缄默时的首要义务：精神自由和人道主义。”

法广：您的武汉封城日记给千百万的读者们打开了一道窗口，当时不仅成为全国乃至其他国家的民众了解武汉生活和民众关注热点的重要信息来源，也让大家通过阅读将封城和疫情期间难以承受之痛之伤的以排解。虽然后来全球各地都封城隔离后，也有人写各种形式的日记，从很多层面上看，你的封城日记还是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至少让后人了解到封城近两个月期间武汉和中国发生了什么。 当时是怎样一种写作体验？

方方：谢谢。我也没有想到会这样。武汉封城时，我被封在了城中。封城的第三天，上海的文学杂志《收获》主编向我约稿写《封城记》，所以我觉得自己可以先记录一点素材，由此在自己的微博平台开始记录。记录了十天后，我的微博被封，我又通过另一作家二湘在她的微信公众号上继续记录发表。当时我并不知道有很多人在读。直到一个作家朋友给我发短信，告诉我说大家在连夜阅读我的记录，并说连他家小区的保安都在读。我才吃了一惊，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因为我只是记录素材而已，写得也很随意。我完全不知道很多主流媒体报导跟我写的不同。随后，发现很多朋友与我联系，一些多年没有来往的朋友也与我联系上了。大家都在谈我的日记，又有很多媒体找我采访，以及出版社跟我联系出版。采访我接受了一些，但当时出书我是拒绝了的。这时我感到了文字的力量，也感到了传播的力量。更感到城外的人希望知道真相，而城内的人需要看到希望以及得到安抚。我在记录了十多天后，有一个读者把我每一天的记录汇集一起，在网上做了一个册子，取名为《方方日记》。尽管我的初衷并非写日记，但后来毕竟也是一日一记，我就接受了这个“日记”这个提法。

 法广：封城日记和后记已经在多个国家翻译出版。对您而言，日记在所有的作品中占据着什么样的位置？您因为日记获得了上千万顿号上亿的读者，但也带来了诋毁和非常大的舆论压力，在这样的背景下，《方方日记》在您的整个写作生涯中又占据着怎样的位置？    

方方：多年来，我的创作主要是小说。也写过一些历史随笔。那些都是在历史事件完结后，参考资料写出来的。而这一次，初心只是记录素材，没有把它当作品写。整个记录过程与现实事件的发展同步进行。今天写完，并不知明天会发生什么事，同时也不知疫情会发展到哪一步，封城将会到何时。这种体验的确也比较独特。与我以往的写作感受完全不同。尤其当海外出版的信息传来后，这本书被构陷为向西方反华势力“递刀子”的书，我被构陷成“卖国贼”，由此酿成一起重大的事件，而我却蓦然间变成一起重大事件中的当事人，更让我觉得不可思议。这个事件过程和这部日记写作和发表前后种种诡异现象，使得它在我的创作生涯中成为独树一帜的一部书。

法广：疫情在全世界爆发后，一时也有各种各样有关疫情给人类带来何种影响的讨论和辩论，作为作家，您认为这场疫情会给人类和全球带来哪些可能的影响和变化？  

方方：我不觉得这场疫情会给人类或给全球带来立即可见的变化，人类一向惰性十足并且健忘，不可能一场疫情就会马上改变什么。人类文明的进程也从来都是刻板而缓慢的。但是随着时间的递进，这场疫情的影响或许可以让人类悄然间发生一些变化。比如对突如其来的病毒的防范，对感染路径的快速切断以及以更有力的医学技术阻止传染病毒的流行等等。死了这么多人，被感染者也这么多，人类总会有一些教训的，有教训就会有改变，只是需要时间。目前我们还看不到这些变化。

 方方：我的大学专业是学文学。所以我会喜欢很多作家。法国的雨果、佐拉、福楼拜等都是我喜欢的作家。俄国的陀斯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萧洛霍夫的作品我也喜欢，英国作家莎士比亚、狄更斯、美国作家海明威、德国的歌德和席勒，中国古代的曹雪芹、现代的鲁迅等，信手拈来，每个国家都可列举一堆。诸多作家的作品都是我年轻时的营养。当年我阅读时，没有什么可选择的条件，文革中，所有的图书馆和书店几乎都没有书，能够找到手阅读的书都是宝贝。所以，我喜欢的作家会非常多。

法广：如果方便透露的话，现在有新的创作计划吗？

方方：原来有一部中篇和两部长篇小说的计划，因为《武汉日记》的缘故，中国所有的出版社都不敢出版我的书，他们担心自己“政治不正确”。再加上我被网络暴力攻击长达几个月，到目前仍未完全停息。而中国官方是否会对我处罚，目前没有音讯，这也让我处在一种不确定状态中。所以我索性停止了写作，近期一直以休息为主，读书，以及做一些资料工作。

感谢方方接受法广专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