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人的事实：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2019年的一份报告，92%的日本人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这似乎和另外一个事实相抵触：近40%的日本劳动力是兼职或临时工，比普通公司职员工资更少，也更容易被裁员。重点似乎是人们自我感觉良好，觉得自己是中产阶级，或者说他们想要觉得自己是中产阶级。
然后2020年带着COVID-19一起到来了，Spa！杂志提出了一个非常符合这个年度大事件的问题：中产阶级是在消亡吗？
中产阶级很显然在衰弱。杂志的头条标题是：“贫穷中产阶级的绝望”。就拿“Kazuki Saito”来说吧(本文中所有名字均为化名)。他今年40岁，从事房地产。他在疫情前的年收入有6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38万元)——加上奖金和其他福利——妥妥的中产。赚这些钱并不轻松——每个月光加班就要加80小时。他多希望现在也能和那时候一样。但是他现在要远成办公，所以也没加班费这一说了。他的年收入缩水到了4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5万元)。他问道：“我的房贷怎么办？我孩子的学费怎么办？”
44岁的“Yuki Ota”是男装连锁店的一名店长。他原先600万日元的年薪下调到了45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8万元)。不仅如此，他永远不知道裁员什么时候会裁到自己头上。业务不景气，大批的销售人员被裁掉，估计没多久就要轮到他了。
失业将会是毁灭性的。他是名单身爸爸，儿子只有7岁。假如他带着儿子住回到秋田县的老家怎么样？那里的生活成本很低，他拿到的失业保险金将将能覆盖住开支。另一方面，他的儿子刚开始在学校交到朋友；逼着孩子和他一起换地方重新开始有点太残忍了。他的前妻在周末时会照顾儿子。她是兼职，自己也不富裕。
他说：“我不想让儿子觉得他老爸很穷。”
他多少找到了个解决方案：在下班后及周末时，他会兼职着帮UBER EATS骑自行车送外卖。“单身父亲干这个很合适。我会在家附近送外卖，就可以时不时的照看他。周末时我会带他一起送外卖。他就坐在我自行车后面。我们称之为‘旅行’。”
38岁的“Minan Hirakwa”热情高涨的走进2020年。她老公从事金融行业，每年收入有7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44万元)，未来可期——她决定是时候把上小学的女儿转学到私立学校了。俩人经过商量达成了一致，就给女儿办理了转校。后来的事儿我们都知道。疫情袭来，她老公的年收入掉到了55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34.5万元)，女儿第一年的学费是85万日元(约合人民币5.3万元)。办法似乎很简单明了——把女儿转回公立学校。简单但是不太容易接受。就算自己再苦，也得让女儿继续上私立学校。
面前是崇山峻岭。他们开始削减开支，搬到了小旧的公寓里，租金从每个月9万日元(约合人民币5650元)减少到了6万日元(约合人民币3760元)。新住处又挤又破，但是没关系。他们在跳蚤市场上卖掉了自己的值钱家当——老公的高尔夫球杆，自己的名牌包包。他们觉得这样就行了吗？他们错了。
Hirakawa当了8年的全职太太。她下定决心回去工作。她在家附近找到了一份食品加工厂的工作。大多数雇员都是外国“实习生”——Hirakawa觉得这是好事儿；在这里她不用担心会遇见女儿同学的家长。由于既没技术也没经验，她经常犯错，还不得不对越南上司劈头盖脸的训斥下卑躬屈膝。她咬紧牙关。“都是为了孩子，”她不断的对自己说，“这一切都是为了孩子。”
真的是这样的吗？夜班的工资更高，所以Hirakawa选择上夜班。“最近，我每天只能陪女儿几个小时，”她告诉Spa！说，“但疫情过去以后肯定一切都会好的吧？”
这是所有人都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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