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治理之剑：WhatsApp何以在土耳其踢到铁板

1月6日美国国会骚乱后，脸书（Facebook）、Twitter等社交平台纷纷自主封禁川普（Donald Trump），引发“社交媒体专制”的舆论交锋。此般论战既揭露当代社交科技的影响力，亦隐晦折射了数据巨头与传统主权的博弈。

此举背后关键，乃是WhatsApp近期宣布的使用新规，即用户须同意让Facebook及其子公司收集WhatsApp数据，包括个人电话号码、联系人电话号码、所在位置等。倘若用户不接受，则将自2月8日起遭WhatsApp删除账户（在外界压力之下，此政策之执行已押后至5月15日）。

上述举动，形同以半强制方式撷取用户数据，并在实践上出现了“双标”：有鉴于欧盟国家长年抨击脸书的竞争行为与数据滥用，而且早在2018年实施《通用数据保护法规》（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GDPR）后对Facebook及WhatsApp的数据分享展开调查，WhatsApp此次并未在欧盟与英国强推隐私条款的更新，其余地区则未能享此豁免，包括以其为通讯大宗的拉美、印度、中东等。而面对这般强势的数据袭夺，土耳其也祭出反制手段。

1月11日，土耳其竞争管理局就数据隐私问题对美国社交媒体巨头脸书及其旗下的实时通讯软件WhatsApp展开反垄断调查。（Reuters）

首先，在展开反垄断调查的氛围下，土耳其政府呼吁民众卸除WhatsApp；其次，政府与军方官员亦带头弃用，土耳其政府媒体办公室更将账号迁至土耳其通讯公司Turkcell旗下的BiP通讯软件，以此向记者提供最新信息与采访通知。在一系列上行下效后，WhatsApp在土耳其的下载量遽降，释出真空则分别由俄罗斯的实时通讯软件Telegram、美国独立非营利机构开发的Signal，以及土耳其本土的BiP填补。

如此高调出击，虽未能全然铲除WhatsApp在土耳其的根基，却已成功削弱其市场份额。回顾此前，这并非土耳其与数据巨头第一场战役，而之所以有此发展，既受本土脉络影响，亦为跨国趋势所驱动。

1月11日，土耳其竞争管理局就数据隐私问题对美国社交媒体巨头脸书及其旗下的实时通讯软件WhatsApp展开反垄断调查。（Reuters）

WhatsApp并非特例

综观土耳其的网络审查，可回溯至2007年5月4日颁布的《互联网法案》，以及2014年所出台的相关修正案。彼时土耳其政府以打击假新闻、保护隐私、避免儿童权益受损、将私营部门纳入监管机制、英国亦有“网络观察基金会”（IWF）为由，赋予了土耳其国家电信管理局（TİB）极大的网络管理权。

2007年，土耳其政府以“侮辱国父影片流窜”为由，大笔一挥封禁YouTube，直至2010年才予以解除，期间土耳其人多藉“虚拟专用网络”（VPN）或更改计算器和移动设备上的域名设置（DNS）来连接YouTube；2010年7月至10月，土耳其对YouTube的禁令更是扩大到了为YouTube提供IP地址服务的Google相关平台，包括Google Docs、Google Translate、Google Books、Google Analytics和Google Tools等。

2014年2月修正案通过后，国家电信局已能在没有法院命令的情况下封锁网站，此次其先是在3月以“放任贪腐谣言流传”之名，暂时封锁Twitter，又在一周内盯上YouTube，以泄露“国家安全会议”视频为由，将其封禁3个月。2016年流产政变后，土耳其的网络言论管制来到新高峰，不仅几度关闭东部省分的互联网，封锁11万余个网站，暂时限制Facebook、Twitter、YouTube和WhatsApp的访问权限，更在2017年4月直接在土国境内禁用维基百科（Wikipedia），直至2019年12月方解禁。

2014年2月修正案通过后，土耳其曾在3月以“放任贪腐谣言流传”之名，暂时封锁Twitter。（Reuters）

而在近期，除却对WhatsApp的反垄断调查外，尚有2020年7月29日通过的《社交媒体法案》，其瞄准Facebook、Twitter、YouTube等每日独立访问量超过100万次的社交媒体网站，要求其须在土耳其拥有当地代表，并遵守土方发布的删除指令，同时将土耳其用户的信息储存于土耳其当地，否则将面临罚款与流量带宽降低90%的惩罚。

各界起初不以为意，但当Facebook、Twitter、Instagram相继被开罚后，YouTube终于在12月设立了土耳其办公室，法国的Dailymotion和中国字节跳动（ByteDance）公司旗下的短视频应用TikTok也已宣布设立土耳其当地代表。从《互联网法案》到《社交媒体法案》，土耳其与数字巨头的交手，逐渐由初期的国内政治维稳需求，拓展出数据治理的新层次。而会有如此转变，与数字经济的国际崛起息息相关。

2020年7月29日土耳其通过《社交媒体法案》，Facebook、Twitter、Instagram相继被开罚。（Getty Images）

当数据成为生产要素

回顾2010年，社交媒体在阿拉伯之春中崭露头角，国际舆论尚普遍将其视作瓦解威权政府的一剂良药。然而伴随数据的野蛮生长，其已渐成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外，第五项新生产要素，并逐步推动数字经济发展、茁壮。

在此脉络下，掌握数据的巨头俨然成为一方新豪强，逐步侵蚀传统政治精英的权力场。早期土耳其等威权政府对境外社交媒体的禁制，便为此般力道的原始体现，彼时前者喊出“数据为新殖民主义”的口号，抵抗后者批戴的“反威权光环”，看似为文明与落后的抗争，实则尽显主权与权力政治的底色。欧美亦在近期步上类似道路，开始了对Facebook等社交媒体的调查与限缩，并在此次WhatsApp新规争议中，严守隐私权的底线。

平心而论，伴随大数据与5G时代的来临，所有电子产品皆会不断生成数据，然而眼下数据市场尚未演化出成熟机制，结果导致了黑市的蓬勃发展，更衍生出匿名化流于形式、数据确权的新问题。诸般现象，刺激着以主权、政府为依归的国家行为者改变策略，单纯封禁已非有力策略，在数字经济当道的年代，此举无异于故步自封、甘为宰制。

面对这段被迫共生的现实关系，各国抉择互异，但大抵不离介入的权柄，土耳其即为明显案例。近年其以各式法规强制数据巨头于土耳其落地，意欲实践数据管理，避免跨国平台侵蚀己身统治基础；对WhatsApp的反垄断调查更意在藉百花齐放力抗一家独大，即便本土的BiP尚未茁壮，仍有Telegram与Signal可共成阵线。

在数字经济的新时代，群众、企业与国家皆手握利器。此次土耳其的关键一剑，折射了各方行为者的需求考虑。然而只要数据持续生长，战役的递进便不会停下，于土耳其如此，于世界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