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兹别克斯坦:对外“出口”新娘，对内强制绝育

一面生育率持续走低，一面强力开展计划生育——乌兹别克斯坦，这个神秘的中亚国家，留给了世界人口学一个悖论。

而从2010年开始，乌兹别克斯坦即开始实行家庭计划生育制度，甚至还对特定女性群体，进行绝育手术。

根据2003年一项卧底调查，对社会经济地位较低及少数民族妇女（特别是罗姆人妇女），在达到政府设定标准后，可施行绝育手术。

乌兹别克斯坦的人口形势复杂之处，不止于此，在生育率走低、生育控制加强之外，乌兹别克斯坦新娘的跨国婚姻，也屡屡见诸报端。

韩国甚至拍了一部名为《我的结婚远征记》的电影，所讲述的，便是38岁韩国光棍洪万泽，迎娶乌兹别克斯坦新娘的故事，为此，他大约交了2000~2300万韩元的婚戒费用，在当时，大约是15万人民币。

乌兹别克斯坦何以出现人口政策、人口增长、人口迁移的失序失调？

从2004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列国志·乌兹别克斯坦》中，或可一窥究竟。

其一，市场经济转型下的经济困境——人口政策

在苏联解体之后，乌兹别克斯坦也追随俄罗斯等前加盟共和国的经济转向，极速切换到市场经济模式。

然而，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蒙眼狂奔”，不可避免地带来了经济的衰退。加之，俄罗斯族的专家技术人才流失，使得乌兹别克斯坦的工业化步伐停滞。

此后，塔什干（即乌国首都）从苏联的工业之都，衰落为“铁锈地带”。

尽管其后总统卡里莫夫制定包括经济优先政治、法制保障经济等在内的五项原则，但缺乏工业实力支撑的国家经济，只能勉力养活2500多万人口（90年代末）。

2016年，乌国的人均GDP不足2000美元，该国官方货币苏姆，自2005年以来，也保持着兑美元年均10%的贬值率。

吃饱肚子，才能生育孩子——

乌兹别克斯坦的计划生育，尽管官方的背书是优生优育、调整人口结构，但实质上，仍是经济难以支撑人口的增长。

但在复杂的民族构成和文化生态下，生育控制的棒子，主要还是打上了弱势群体和少数民族（尤其是俄罗斯族）。

其二，伊斯兰文化复归下的文化重塑——人口增长

人口增长率在下降是事实，但人口持续增长也是事情。

1991年，乌国人口约为2100万，如今，已经是3337万，绝对增长量惊人。

按照人口学的正常规律，人口增长率的下降，往往是断崖式的，但乌国的人口增长率下跌，除却1991年的骤降外，其余时段均是平稳着地。

原因何在？核心便是1991年地缘巨变下，乌国少数民族的集中迁出。

苏联时期，各民族共和国的移民过程是单向的。乌兹别克斯坦与中亚其他地区一样,被列为苏联国内移民迁入地，包括俄罗斯人、鞑靼人、乌克兰人、犹太人朝鲜人、车臣人等，均被强行迁入乌兹别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建国，打出民族主义大旗，甚至开启消灭俄语的运动，因而众多少数民族在91年迁回母国，造成增长率下降。

伴随着乌兹别克人掌握乌兹别克斯坦，传统伊斯兰文化复兴，多子多福的生育文化在主体民族中兴起，而少数民族在乌兹别克民族主义下，生育欲望被压低。

一项有趣的调查显示：

对“一个家庭最好有几个孩子”的问题,主体民族（即乌兹别克族）的回答是：“越多越好”，而少数民族（尤其以俄罗斯族为代表）的回答则是：“上帝给多少要多少。”

其三，政治环境更迭下的移民逆差——人口迁移

如前所述，乌兹别克斯坦人口增长的主要来源是自然增长率,而增长率的降低，一是源于政府控制，二是源于人口流失，或者叫移民逆差。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从乌兹别克斯坦向俄罗斯的人口迁移，直到今天仍在进行，这其中不只是俄罗斯族，也包括其他少数民族。

根据不完全统计，在1991至2015年间从乌兹别克斯坦共迁出280万人，占到总人口的10%。

这其中，包括大批苏联时期培养的工程师、建筑师、专家等，乌兹别克斯坦，自然不愿意这些优质人口流失，因而设置了较高的移民门槛。

而这些门槛，却催生了另一项移民通道——跨国婚姻。

尽管“乌兹别克新娘”名声在外，但嫁出去的乌兹别克新娘，往往不是乌兹别克族。比如，前面提到的韩国人娶的乌兹别克媳妇，其实是朝鲜族，是在斯大林时期被强行迁到乌兹别克斯坦的朝鲜人后裔；再比如，俄罗斯婚介中心张罗的、嫁到俄罗斯的乌兹别克新娘，多是俄罗斯族和乌克兰族。

概括地说，乌兹别克斯坦人口政策、人口迁移、人口增长的失序失调，背后是乌兹别克斯坦的国家史，也是乌国在着力构建单一民族国家的进程中，对人口结构的打破与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