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中国城项目因抗议喊停 中韩合作遇民意阻力

　　首尔 — 韩国民众的反华情绪日渐高涨。继上月韩国电视剧《朝鲜驱魔师》因“歪曲历史”的涉华场面受到韩国民众抗议而下档后，位于江原道的韩中文化城项目近日在一片反对声浪中停止。面对超过67万的联署签名，项目主要参与方之一宣布全面重新探讨该项目。韩国媒体认为，这实际上意味着这个项目被取消。

“为何要在韩国建造小中国？”

　　韩中文化城原名“中国文化复合村”，是位于江原道春川市的大型综合旅游园区的一部分。该项目具有明显的中国文化输出性质，主要策划方之一是《人民日报》旗下人民网，2019

年底在北京人民日报社举行了启动仪式。据《人民日报》报道，时任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许正中在仪式上发表了题为“让中国文化成为外贸‘大宗商品’”的致辞；江原道知事崔文洵在接受人民网采访时表示，“中国复合文化村集中呈现数千年博大精深的中国优秀文化，将成为一座向江原道、韩国，乃至全世界介绍中国文化的中国城”，“可以做到常态化宣传中国文化”。

　　在接下来的一年里，中韩两国的文化纷争使韩国民间对中国的舆论迅速恶化。中国文化复合村的主要参与方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将项目名称改为“韩中文化城”，并规划为展示中韩两国文化元素的主题公园。不过这些动作为时已晚。今年3月底，已被《朝鲜驱魔师》点燃反华情绪的韩国民众又发起了要求取消韩中文化城项目的联署活动。发起人诘问，“为何要在韩国建造小中国？”“无论交流与合作对韩中关系再怎么重要，也无法理解这种思路”。

　　随着联署活动获得源源不断的支持，这一事件成为又一个在中韩舆论场激起争议的焦点。虽然目前在中国网络上已搜索不到，但据包括韩联社在内的韩国主要媒体报道，《环球时报》上周曾在点评该事件的一篇文章中援引专家评论称，韩国反对韩中文化城，体现了“韩国的文化自卑感”。这无异于为事态火上浇油，一周后联署参与人数突破了65万。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项目主要参与方之一韩国可隆国际26日向江原道政府表达了全面重新探讨韩中文化城项目的意向。该公司表示，“无法不顾及超过65万参与联署活动的国民的感受”，“意识到韩中文化城项目已无法继续进行”。

中国大打文化牌 韩民众担忧韩国“中国化”

　　不难发现，文化已成为中韩两国民间矛盾集中爆发的一个领域。近年来中国对内加强本国文化话语权、对外力推文化输出的路线日趋鲜明，作为近邻的韩国对这种变化有着最直观的感受。正如韩中文化城联署贴中写道的，韩国人越来越担忧韩国被“中国化”，为“或将失去自身文化而感到不安”。

　　“我们什么都没做，中国却突然宣称那些归属十分明确的东西（指泡菜、韩服等）是自己的，当然不可能不抗议”，韩国民间志愿团体VANK的国际联署组负责人金贤钟告诉美国之音。该团体从事与韩国文化有关的交流和宣传活动，就中国对韩国文化的歪曲行为发起了国际联署活动，但却遭到部分中国媒体和网民的攻击。“中国先攻击韩国，韩国进行了反驳，中国却散播韩国攻击中国的说法、歪曲事实。（中略）我们感到比较可惜的一点是，大部分中国人只能接触到中国媒体生产的内容，看不到其他渠道和媒体报道的信息，于是相信这些就是事实、予以全盘接受。”

　　中国为何会在文化领域表现得如此霸道？“当前中国政府特别强调文化自信感，从国家软实力的角度出发，战略性地强调文化。从这一点来说，中国境内所有少数民族的文化都是很有价值的，所以才会强调（朝鲜族等）少数民族文化也属于中国”，一位不愿具名的韩国中国问题专家告诉美国之音。

　　此外，文化所创造的经济利益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这位专家表示，比如韩流带动泡菜在全球走红，中国国内外对泡菜的需求日渐上升，四川等中国泡菜产地是很乐意搭韩国泡菜的顺风车的。

中韩合作面临民意阻力

　　需要看到的是，韩国政府对待这类文化矛盾时则采取了低调处理的方式，究其原因还是韩国在经济和政治上存在与中国合作的需要。在经济领域，仅从韩中文化城项目所在地江原道的情况来看，中国不仅是当地最大的出口对象国，还是其最大的旅游客源国。为此，在过去10年间，当地政府新设了专门负责对华贸易的部门、大力吸引中国资本，与中国企业签署了超过3万亿韩元的谅解备忘录。

　　韩国的经济需要无疑为中国铺展政治战略提供了空间，韩中文化城（中国复合文化村）就被中国视作“一带一路”的文化项目。据《人民日报》报道，中国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陈强表示，在韩国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打造一座中国复合文化村，正是中国优秀文化“走出去”的重要载体和典型范例，将成为“一带一路”文化交流合作的平台和品牌。

　　再从政治上来看，韩国最迫切希望解决的朝鲜问题同样离不开中国。出于这种考量，韩国政府也主动地寻求配合“一带一路”。韩国总统文在寅在2019年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首脑会谈时曾强调韩国新北方政策与一带一路的连接，并于去年初指示寻找相关政策项目中可连接的部分，以达到扩大中韩经济合作、通过中国扩大与朝鲜合作的目的。在今年4月初举行的中韩外长会谈上，双方再次商定继续摸索连接韩国新南方、新北方政策与一带一路的方案。“新北方和新南方政策本身可以与任何一个国家合作，但是目前韩国必须解决南北关系问题，单凭政府的力量已达到极限，因此才会将与一带一路的合作视作一个新方案”，韩国国立釜庆大学中国学系教授徐畅培向美国之音指出。

　　不过未来两国间的合作将面临越来越大的民意阻力。在韩中文化城事件中，一个争议点是江原道知事崔文洵将该项目称为“文化一带一路”，引起了“支持中国大中华民族意识”的指责。此外，近日京畿道抱川市的一个中韩智慧农场合作项目也被质疑有中共直接参与，意识到舆论的抱川市政府急忙澄清该项目为纯粹的民资合作。

　　徐畅培认为，韩国民众对中国的看法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恐怕都很难好转。“中国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实际上需要思考如何与周边国家共生共赢，中国非但没能做到这一点，还不断发出强压性的声音。韩国和中国应该作为互相平等的国家来缔结关系，但是中国对韩国的态度并非如此。（中略）未来较长一段时间里，韩国国民很可能不会认为中国是对韩国态度友好的伙伴，而是一个令人倍感负担、让周边国家为难的形象；我认为这个问题不会那么容易地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