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为什么没有“中情局”或“军情六处”？

英国秘密情报局（军情六处）本部。（图片摘自维基百科）

局外人评论文章：月前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参加YouTube网络节目时表示日本情报机关有充实人员跟扩大编制的必要性，不禁让相关观察家猜测，这是否意味著久闻楼梯响的日本组建对外情报机关的构想，是否会得到新的动力而能够成真?

日本没有正式的对外情报机关

对于日本情报机关有所了解者，或许会惊讶日本虽然早已建立内阁情报调查室、法务省公安调查厅、防卫省情报本部、警察厅警备局、外务省国际情报统括官组织等多个日本情报机关，但其实并未有专责对外情搜的对外情报机关;换句话说，日本并无美国的中情局、英国的军情六处那样的正式对外情报机关。

在过去日本情报界对于正式对外情报机关的构想，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警察系统提倡由内阁情报调查室为主体的“日本版中情局”(JCIA) ，另一种是由外务省主导成立的“日本版军情六处”(JMI6)，而警察系统跟外务省都坚持彼此的主张。

尽管警察系统控制的内阁情报调查室一直想担当日本对外情报机关的角色，但是也面临外务省方面基于省厅本位主义的竞争跟阻挠，特别是避免警察系统垄断对外情报体系危及外务省在外交事务的独大权。因此在这种省厅本位主义的作梗之下，日本组建对外情报机关的构想始终无法得到政府内部的协调一致而增加更多内部的阻力。

安倍政权在组建对外情报机关的努力

事实上安倍晋三在第一次安倍内阁曾经成立“情报机能强化検讨会议”跟“反情报推进会议”积极讨论成立对外情报机关的可行性，但是随著第一次安倍内阁维持不长而使得相关讨论难以推进。

安倍之后的几任自民党内阁以及政党轮替后的民主党政权因为同样难以维持长期政权，以及缺乏民意对此一议题的强烈支持，使得成立对外情报机关的构想始终停滞不前。

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一次安倍内阁期间，公安警察出身的警察官僚如北村滋等人受到安倍重用，让警察系统在安倍的国安事务运作上具有非常大的份量，也让北村滋成为推动日本建立对外情报机关的关键人物之一。

随著第二次安倍内阁成立以及确立长期政权，在情报事务的推进上较过去有更多发挥的余裕，如2013年成立特定秘密保护法，2015年成立内阁官房国际反恐情报集约室以及外务省成立“国际恐怖组织情报搜集组”(国际テロ情报収集ユニット)等等。其中以“国际恐怖组织情报搜集组”最受到观察家以及情报界的瞩目。

曾经被视为未来日本版MI6的“国际恐怖组织情报搜集组”

2015年，日本政府为了因应在日本举办G7峰会、东京奥运的维安工作，以及2013年阿尔及利亚天然气厂恐攻造成多名日本驻在员工丧生、2015年初战地记者后藤健二等日本公民在叙利亚遭ISIS绑架杀害等国际突发危机，由内阁官房指示外务省成立“国际恐怖组织情报搜集组”(国际テロ情报収集ユニット)，将警察厅、外务省、内阁情报调査室、公安调査厅、海上保安厅、出入国在留管理厅、防卫省等涉外单位的情报菁英干部调集至该单位，并分别派遣至北非、欧美、中东、东南亚等国日本驻外使馆担任情报联络官，专责反恐跟保护日本侨民的任务。

美国中央情报局本部。（图片摘自维基百科）

虽然“国际恐怖组织情报搜集组”的任务是反恐跟保护日本侨民，但是出身警察系统的内阁官房副长官杉田和博(同时兼任该单位直属上级“内阁官房国际反恐情报集约室”室长)则毫不隐讳的鼓励该单位干部搜集情报范围不必局限在反恐领域。而观察家如佐藤优、宫家邦彦、麻生几等人也将“国际恐怖组织情报搜集组”视为日本政府决定采行外务省的“日本版军情六处”主张而对于该单位的未来发展表示乐观。

“国际恐怖组织情报搜集组”成立之后的确作出不少成绩，如成功交涉叙利亚武装势力释放遭绑架的战地记者安田纯平，但是该单位仍不免成为警察系统跟外务省争夺控制权的角力场，最终以深受安倍及菅义伟信任的北村滋(时任内阁情报官)为首的警察系统取得该单位的主导权，让警察系统出身的泷泽裕昭出任该单位负责人；可是也引发外务省的强烈反弹，认为是警察系统将势力延伸至外务省的计谋，开始对于该单位升格、扩大的规划不再热心支持，“国际恐怖组织情报搜集组”作为“日本版军情六处”的可能性因此停滞不前。

前景不明的创设对外情报机关构想

在2019年北村滋由内阁情报官昇任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之后，不少观察家认为这将加快日本建立对外情报机关的步伐，而且可能是由内阁情报调查室升格的“日本版中情局”(JCIA)方案， 2020日本东奥前后可能会是推动的时机点(以维护东奥安全的名义)。

不过直到北村滋于今年6月卸任为止，却始终未见到此一方案的具体推动，究其原因，除了菅义伟内阁求稳为重，不打算推出如建立对外情报机关的争议性高的法案之外；外务省等其他省厅的态度消极也是原因之一。

再者，力主由警察系统建立对外情报机关的警察官僚如北村滋、内阁官房副长官杉田和博因为涉及帮亲安倍记者山口敬之掩盖性侵丑闻、打压媒体等情事，而成为舆论指责的对象，如日本记者望月衣塑子的小说《新闻记者》、匿名作家幕莲的小说《官邸警察》(官邸ポリス)都以北村滋、杉田和博为影射对象加以讽刺，使得舆论跟民意都难以支持警察官僚，让北村滋、杉田和博的警察系统建立对外情报机关的构想无法得到舆论跟民意的认同，更不用说推动相关政治议程。

随著北村滋不再担任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使得日本建立对外情报机关的构想陷入前景不明的局面。

回顾近年日本尝试建立对外情报机关的过程，常常是处于欠缺临门一脚的关键因素之下而未能成事，今日虽然有安倍晋三等政界大老公开倡议，或五眼联盟尝试纳入日本等日本内外政治力量从旁推动，但是进展有限；究其原因，仍然是日本内部的因素导致其未能成功，如警察系统跟外务省争夺情报权力的对立、日本舆论跟民意始终无法消除对于警察系统独揽情报权力的不信任感等等，让即使如安倍第二次内阁这样近年来少有的长期政权，都难以将建立对外情报机关的议程台面化。

正如日本情报观察家黑井文太郎在日本杂志《Friday Digital 》的专文分析日本情报体制现状所指出的，日本政府倘若要正式设立专责对外情报机关，必须作到下列三个条件:

(一)消弭社会舆论对于国家权力的不信任感，特别是在敏感的情报机关议题上，避免情报机关为政权利益而遭到恶用。

(二)建构彻底的监督机制，除了成立国会监督委员会之外，在情报机关内部也要建立完善的内控监督机制。

(三)尽快解决相关部会因为争夺情报界主导权相互扯后腿的省厅本位主义。

这三个条件事实上概括了日本尝试建立对外情报机关未能成功的问题症结，倘若未能妥善处理这些问题症结，那么日本建立对外情报机关的大计，无论是“日本版中情局”(JCIA)或“日本版军情六处”(JMI6) 的构想，恐怕在中短期的未来仍然是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

※作者为情报体系观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