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64到2021：两届东京奥运折射日本的昔与今

1964年东京夏季奥运会开幕式上飘向体育场上空的气球。 DONALD UHRBROCK/GETTY IMAGES

东京——在1964年10月的一个湛蓝天空下，日本的裕仁天皇站在一个重生的国家面前宣布，东京奥运会开幕了。日本民众第一次听到他的声音是宣布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投降，这个声音如今回荡在座无虚席、充满期待的体育场里。

东京又一届夏季奥运会的开幕式将在本周五举行，这届奥运会因新冠病毒大流行推迟了一年。裕仁天皇的孙子德仁天皇将出现在开幕式的看台上，但看台上不允许有其他观众，因为这个焦虑的国家正在努力应对又一波新冠病毒感染。

对于日本和奥林匹克运动来说，推迟举行的2020年奥运会也许不代表未来的希望，而是衰落的明显可能性。对深情回顾1964年奥运会的那代日本人来说，这届远不如前、在很大程度上不受欢迎的奥运会的前景令人深感失望。

“那时候每个日本人都对奥运会兴奋不已，”现年69岁的井上和夫（Kazuo Inoue，音）说，他清楚地记得，1964年在东京家中，他被新买的彩色电视机里播放的赛事深深吸引。“这次缺少那种兴奋，所以有点难过。”

不过，这种厌倦不只是新冠病毒大流行的混乱和奥运会前的无数丑闻造成的问题。今天的日本、以及奥运会让其展示的东西，已经与57年前有了很大的不同。

1964年的奥运会让日本向全世界展示，这个国家已从战争的破坏中恢复过来，经历了军国主义时代，已将本国重建为一个现代的、和平的民主国家。日本迅速地完成了高速公路和高速列车的建设。随着老百姓收入的增加，许多像井上这样的日本家庭为观看奥运会购买了电视机，那是奥运会赛事首次通过卫星在全球进行现场直播。

举办这次奥运会时，日本已是一个成熟、富裕的国家。但日本经济在过去3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停滞不前，越来越多的人被甩在了后面。每七名儿童中就有一名生活贫困，许多工人从事缺乏稳定性、没有多少福利的合同工或兼职工作。

日本现在也是一个更加老龄化的国家。裕仁天皇宣布夏季奥运会开幕时，年龄在65岁以上的人只占全国人口的6%。这个比例如今已超过了28%，而生育率几乎降到了1964年的一半。日本的人口自2008年以来一直在减少。

大约在1964年9月从空中拍下的日本东京国立代代木竞技场像片。 THE ASAHI SHIMBUN, VIA GETTY IMAGES

1964年东京奥运会常常被认为是日本走向繁荣的转折点。在奥运会之后的四年时间里，日本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仅次于它以前的占领者美国。（日本经济后来降到全球第三，排在中国之后。）随着许多日本人进入中产阶级，他们不仅购买了电视机，还购买了洗衣机、冰箱和吸尘器等其他现代家用电器。

日本正再次面临一个转折点，其结果将取决于政府、企业和公民社会如何应对人口萎缩和老龄化的问题。

1964年的时候有一种“日本在运转、是一个有未来的国家”的感觉，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历史系副教授永原宣(Hiromu Nagahara)说。现在，日本是一个“迷失了信心的国家，是一个国内政治精英强烈感受到这种迷失的国家”。

日本的裕仁天皇（中）在1964年10月11日的东京夏季奥运会开幕式上讲话。 KEYSTONE-FRANCE/GAMMA-KEYSTONE, VIA GETTY IMAGES

长期观察日本的人士说，日本应该改变一些僵化做法和文化规范。虽然日本作为一个工业强国的兴起是建立在强大的社会凝聚力之上，但社会的这个方面往往倾向于压制女性、少数民族和其他与传统期望不相符的群体。

“日本的优势很明显，是它的社会结构，”哥伦比亚大学现代日本史学家卡萝尔·格卢克(Carol Gluck)说。“但如果这使它难以实现变革，就可能变为一个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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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方面有很大的潜力，”格卢克补充说。“但问题是，在情况变得太糟之前，这个问题会得到理解和认识吗？”

在日本因奥运会处于国际聚光灯下时，其社会的许多弊端也被暴露出来。

奥运会新闻媒体中心设在日本东京的Big Sight国际展示场。 HIROKO MASUIKE/THE NEW YORK TIMES

今年2月，东京奥运会组织委员会主席、现年84岁的森喜朗(Yoshiro Mori)被迫辞职，之前他曾说女性在会议上说得太多，但在他辞职前，曾得到传统主义者的坚定辩护。日本的性别差距在156个国家中排名第120，许多日本女性发现他的言论反映了她们非常熟悉的态度。

尽管有来自活动人士的压力，要求日本抓住奥运会的时机推进同性恋和变性人的权利，但一项给歧视贴上“不可接受”标签的温和法案，在保守的国会连听证的机会都没得到。本周，开幕式的一名作曲者承认在校期间曾严重霸凌残疾同学后辞职。日本文部科学省把校园霸凌称为课堂上最大的社会挑战之一。

东京申办2020年奥运会时，时任首相的安倍晋三(Shinzo Abe)将其表述为日本战胜了2011年的毁灭性地震、海啸和核灾难的象征。那这个信息已被一种新说法所取代：奥运会代表着全球战胜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努力。

大多数日本人反对举办奥运会，他们对这两种信息都不买账。核电站的清理工作远未完成，由于东京的新冠病毒确诊病例已达到六个月来的最高水平，奥运会是在紧急状态下举行的。奥运村每天都有病毒检测阳性被公布，确诊病例数进一步增多，也使人们想起新冠病毒的持久威力。

除少数几项赛事外，其他所有赛事都禁止现场观众进入，这让酒店、餐馆、零售商和其他生意都得不到什么好处。

“我为旅游业和酒店感到遗憾，”现年84岁的田村郁三（Ikuzo Tamura，音）说，1964年时，他曾在奥林匹克体育场卖过纪念布包。“他们没有我们那时的机会。虽然我认为不应该责备某个人，但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别无选择，只能忍受。”

到了这个时候，日本最大的希望也许是展示本国的危机管理能力，在不发生任何大规模疫情暴发的情况下把赛事办成。

“不管你是否同意日本政府的说法，这些赛事在以非常高的风险进行，”罗伊·富泽(Roy Tomizawa)说，他是《1964——日本历史上最伟大的一年》(1964:the Greatest Year of Japan)一书的作者。

“就像是西蒙·拜尔斯(Simone Biles)尝试的屈体两周，这个动作除了西蒙·拜尔斯，没有其他女子体操运动员会做，”他补充说。“我不知道有多少国家会这么做。”

历史学家指出，1964年的奥运会并不像把记忆美化的市民们心目中那样顺利。奈良女子大学(Nara Women’s University)的体育社会学专家石坂友司(Yuji Ishizaka)说，有两名高级官员在公众批评日本派队参加1962年亚运会后辞职，那届亚运会的主办国印度尼西亚将以色列和台湾的运动员排除在外。而且，在1964年奥运会开幕前的一年里，只有大约一半的公众支持举办奥运会。

不过，举办任何一届奥运会的希望都是，一旦赛事开始，注意力就会转移到体育竞赛上去。1964年奥运会给人们留下最深刻记忆的是日本女子排球队夺得冠军，这个由工厂工人组成的球队从俄罗斯人手中夺得了金牌；还有日本男子体操队，他们赢得了团体冠军，成了英雄。

今年，即使没有现场观众，仍有激动人心的赛事和直播。但不会那么热火。

“对运动员来说，对我来说，现场观众能给人带来非常大的力量，”现年83岁的鹤见修治(Shuji Tsurumi)说。他是参加了1964年奥运会的体操队员，赢得了三枚个人银牌。

参加过奥运会的前体操运动员鹤见修治是1964年赢得团体冠军的日本队队员之一，他展示了自己1964年在东京获得的三枚银牌中的一枚。 HIROKO MASUIKE/THE NEW YORK TIMES

“你需要在皮肤上感觉到运动员的呼吸，感觉到体育馆里的气氛，以及周围等着看你成功落地的人的紧张情绪，”他补充说。“没有这些，就不一样了。”

在1964年奥运会上夺得女子排球金牌的日本队队员神田好子（Yoshiko Kanda，音）说，观众的喝彩声“是对我为什么参加比赛的最大提醒”。

“没有这种气氛的话，我敢打赌很多运动员都会很吃力，”现年79岁的神田好子说，她参赛时用的是婚前姓氏松村(Matsumura)。“1964年的环境、气氛以及社会上的感觉充满了强烈的兴奋，”她还说。“与1964年的奥运会相比，这次的感觉太孤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