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维读者网（Creaders.net）林孟编译报道：阿联酋阿布达比《国民报》（The National）发表该报东亚事务专栏作者拜恩斯（Sholto Byrnes）的文章说，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中共国必须确保财富在全国范围内更加平均地分配——这项被称为“共同富裕”的政策，在国际层面很大程度上得到的是负面反映。
习近平的意图是，“调节过高收入”以及“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地回馈社会”，但一些出版物认为，共同富裕政策已经让“奢侈品股价暴跌”，并”引发中国精英阶层罕见的焦虑”。它被描绘成"监管冲击"的一部分，有拖慢经济增长，使金融市场更加动荡的风险。现在“打击”这个词在很多场合大行其道。
不过，这些新规定包括其他地方的父母可能羡慕的一项——北京当局现在规定中共国的孩子，每周玩网络视频游戏的时间不得超过3小时。显然，一些人正在将共同富裕描绘成习近平行使权力的又一实例，那些对中共国持鹰派态度的人，总是会对此类事物作负面描述。
因此，上周末听到东南亚最大银行——新加坡兴展银行（DBS）首席执行官古普塔（Piyush Gupta）的不同观点，令人耳目一新。古普塔日前在一次活动中表示，“我们造成了巨大的不平等”，“共同富裕的焦点是如何照顾金字塔底部的人，这并非坏事，现在是这样做的合适时机”。
“无论是欧洲绿色基金、习近平的共同富裕，还是我们自己对20%以下底层人口社会保障网的关注，这些都是为长期可持续增长可做的好事”。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应该是显而易见的陈述。巨大的社会不平等不可持续，被视为不公平，削弱了社区的纽带和凝聚力。而且，对于任何寻求保持权力的政党，无论是中国共产党还是其他党派，富人都是长期的威胁。
但是，新加坡机构的负责人似乎特别适合为共同富裕政策辩护，因为自由市场的崇拜者不喜欢这种政策，认为过分干涉了创造财富的“魔力”。而且现代新加坡从来就不是一些人所认为的自由市场天堂。新加坡大约80%的人口居住在公共住房中，但居住地不能任意选择，而是由当局按种族配额分配给华人、马来人、印度人或其他族裔家庭。这是为了确保不同种族的成员彼此能经常接触，不至于形成种族“飞地“。
哪个西方国家敢采取如此强硬的政策？毕竟，什么是非常重要的个人选择？新加坡遥远的仰慕者不时看到这个小岛国物质上的成功，忘记或从来不知道，执政的人民行动党直到1976年还是“社会党国际“的成员，监管和干涉是新加坡领导人的本性。
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共国一直在密切研究新加坡的例子。在一个小岛国发生的事情能否被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复制，是另一个问题。但毫无疑问，北京会乐于获得与新加坡类似的稳定、增长、凝聚力、教育程度和政治连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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