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凛冬：乌克兰左翼讲述“反法西斯”的陷阱

　　在基辅一个温暖的夏夜，我朋友讲了一个关于他祖父的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乌克兰。作为一个农民，他的祖父在德国又一次的攻势后落入德占区。他想与纳粹作战，但也需要找到战斗的方式。他面临两个选择：一是留在德占区并找到游击队，二是试着去加入红军。他决定去找游击队，于是，他偶然遇到一支与德国人作战的奇怪部队。尽管没讲明来龙去脉，但朋友的祖父最终发觉这支奇怪的部队是由一群马赫诺主义者（Makhnovists）组成的。* 我的朋友告诉我，他的祖父生动地讲述了他如何决定尽可能地远离他们，因为他认为这些人肯定会被纳粹和红军击溃。要在这样一支部队里打仗，生存几率几乎为零。

　　* 马赫诺主义者是内斯托尔·马赫诺（Nestor Makhno）的追随者，后者曾是乌克兰革命起义军（Revolutionary Insurrectionary Army of Ukraine），也就是无政府主义“黑军”的指挥者，他在乌克兰南部领导了一场游击战，反对试图在当地建政的其他派别，包括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德国人和俄军。

　　今天我们对这支部队知之甚少，但它很可能是由奥西普·谢布里（Ossip Tsebry）领导的——他是一个知名的马赫诺夫主义者，1921年逃离布尔什维克。1942年，谢布里回到乌克兰，试图建立无政府主义游击运动来同时对抗纳粹和布尔什维克。虽然我们知道的不多，但这支部队确实存在，并最终被纳粹打败。谢布里被俘并关进集中营，然后在1945年被盟军解放，随后又设法再次逃离了布尔什维克。

　　我们在2014年秋天前夕想起了谢布里。彼时俄罗斯已经吞并了克里米亚，并在顿巴斯步步进逼。当时，如果听说俄罗斯的坦克正在向哈尔科夫、敖德萨，甚至基辅进发，没有人会感到惊讶。我当时刚从圣彼得堡赶来，在那里我看到了俄罗斯社会是如何完全站在入侵这一立场上的。我没有看到任何反战运动，而当朋友之间互相交流时，我们的情绪与局势的激烈程度相仿。

一潭浑水

　　在随后的时间里，讨论几乎完全围绕着法西斯主义和反法西斯主义展开。其他所有辩论都被这个问题所掩盖——谁是法西斯，谁又是反法西斯？从乌克兰起义开始以来，俄罗斯国家宣传部门悄悄复活了旧有的苏联术语，宣称那些参与运动的人要么是法西斯分子，要么是纳粹，或者至少是被法西斯或纳粹操纵的。来自乌克兰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左派人士则回应称说，俄罗斯当局才是该地区最大的法西斯政权。“法西斯”的志愿军营和“法西斯”的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DNR）的新闻层出不穷。来自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西班牙和意大利、巴西和天知道还有哪里的反法西斯主义者都跑去战斗了。最终，有的人选择了其中一方，而有些人则站在了另外一方。

　　起初，西方左派被基辅冰冷的街道上乌克兰防暴部队伯库特（Berkut）* 纵火烧毁公交车的图像所吸引，大体上都在支持独立广场的起义者。但当他们意识到那些黑红对角线的旗帜实际上是法西斯分子的标识时，他们就猛地改变了心意，开始支持东部的“反法西斯人民起义”。然后，他们又看到VICE杂志关于亲俄罗斯的反法西斯分子的专题报道——这帮人实际上还是法西斯分子……这一切对西方人来说太复杂了，后来他们对乌克兰的情况干脆一概别过脸去。但是，西方并不是唯一出现思维混乱的地方。来自俄罗斯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左派人士对哪些是乌克兰的法西斯分子和反法西斯分子争论得面红耳赤，似乎靠阵营划分就可以解释一切，并一刀切地解决手头的问题。

　　* 伯库特是乌克兰武装警察部队中最为暴力的一支。

　　没有人能清楚地知道该做什么，实际上，甚至在事发地也如是。我们都在拼命地寻找指引，尤其是从过去的经历中找到些什么。但战争之为现实，以及它所带来的广泛动员，对我们来说并不是要去分析的对象。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成长在“战争不会在这里发生”的认知中。我们觉得这些事情只能发生在边缘地区——一个通常被忽视或很少被关注的空间。

　　我们唯一熟悉的战争故事是伟大的卫国战争。和所有的神话一样，这个战争故事是清晰且不言自明的。它无需太多辩论，这也使得战争成为制造团结的有力工具。这就是为什么我和我的朋友想起了谢布里，他的故事在今天已被忽视和遗忘。

祖父的战争

　　我们这代人生在苏联解体之后，但依然记得卫国战争的神话。当我们还是孩子时，我们都会玩打仗游戏——而且总是同一场战争。这是一场我们和坏人，即德国法西斯之间的战争。我们从苏联老电影中了解我们的敌人。我家附近的新街道建于八十年代，并以苏联战争英雄的名字命名，在街上，你永远无法绕开所有关于伟大的红军和战争烈士的纪念碑。我们的一些城市甚至被认为是“英雄的城市”。我的祖父是一名退伍军人，每逢重大纪念活动，他都会自豪地戴上勋章。

　　在九十年代，当新闻中充斥着陌生的持枪伪装者时，我无法将这些影像与我祖父的故事和英雄的纪念碑联系起来。那场战争出现在所有电影和歌曲中，是一场神圣的战争。那场战争充满了英雄主义和纯洁性。而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似乎只是一场无名的血战，一场充满混乱的战争。

　　奇怪的是，在这个“打败了法西斯”的国家，从来没有出现过严肃的法西斯主义理论。对于普通的苏联公民来说，法西斯主义只是折射着邪恶和怨恨的缩影。但在监狱帮派的亚文化中，纳粹标志的纹身和其他纳粹标志被认为是对于国家的激进否定之象征。这些符号在西方并不具备同样的意义，而在俄罗斯，反法西斯主义也被赋予不同的含义。

　　这种差异是一个本体论问题，首先基于赋名来确立其存在。在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被称为伟大的卫国战争，在苏联的历史学体系中，它被认为是保卫祖国的永恒斗争的一部分。“卫国战争”这个名称在拿破仑入侵俄罗斯时已经使用过了。在三十年代末，甚至在卫国战争期间，斯大林和他的宣传手下们开始把苏联历史放置在更为广泛的沙俄帝国的历史框架下。这种宣传话语建构起与来自西方的入侵者无休止斗争的叙事：从十三世纪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到1812年的拿破仑入侵。这种对封建和贵族英雄的美化，即使在那之前的几年也是无法想象的，但是，为了达成动员的目的，稍微在原则上让让步也无伤大雅。因为如果不是我们伟大的俄罗斯人民，谁又能粉碎法西斯主义、解放欧洲呢？随着战争的延续，它不仅变成了反法西斯的斗争，而且变成了反对那个执意要征服我们神圣俄罗斯土地的侵略者的战争，这个侵略者曾一次又一次地到来。

　　照这种逻辑，战争期间巨大的人员损失并不是因为苏维埃国家的失败，而是一种必然的殉难。他们之牺牲，很符合被上帝选中的俄罗斯民族的古老故事，即谦卑地承担起旁人的负担，一次又一次地把欧洲从末世的劫难中拯救出来。

　　在三十年代的大清洗背景下，种族驱逐是大规模的。由于这一趋势在战争期间继续存在，借助与纳粹媾和的指控，把人们驱逐出境被证明是合理的。俄罗斯意识形态理论家喜欢提到的是，纳粹在战争期间组建的由苏联不同民族组成的与纳粹合作的部队 。通过创造“民族叛徒”的形象，他们能够忽视大多数与纳粹合作的 实际上是俄罗斯人的事实，以使殖民政治和民族镇压合法化。

　　借由这种修正主义，当局成功地在苏维埃主体和反法西斯之间建立了一种等同关系。从本质上讲，俄罗斯人就是”反法西斯主义者"，因此反对俄罗斯人就意味着成为法西斯主义者。以任何理由站在莫斯科对立面的任何人，现在都会被默认为法西斯分子。这个框架意味着只有通过民族团结才能取得胜利，而身为俄罗斯人即是一种忠诚。如今，任何对中央政权的抗议都可以轻易地用这些简化的术语来重新涂抹构建。

俄罗斯“安提法”与国家反法西斯主义

　　虽然已经失去了一些动力，但在2000年代，“安提法”（antifa）是俄罗斯青年间的重要动员力量。虽然这是一个非常异质的运动，但其成员的共同点是粉碎纳粹的这一美好但又常漂浮不定的愿望。这个运动越是专注于攻击右翼的实际问题，就越不能提出任何一种重要的理论框架来分析法西斯主义。更糟糕的是，最后它的成员往往只是把他们不喜欢的东西命名为“法西斯”。来自高加索地区的青年帮派就是如此。这些帮派不仅在街头挑战他们的霸权，而且在“历史上”的俄罗斯城市里表现出“缺乏融入”并接受俄罗斯文化的意愿。“黑人种族主义”或“高加索法西斯主义”成为“安提法”环境里常用的术语。其中相当一部分人甚至毫不犹豫地称自己为“爱国者”，认为纳粹是忘本的“被宠坏的俄罗斯人”。正如该群体中最流行的歌曲之一所自豪地宣称的那样——“我才是真正的俄罗斯人/你只是一个纳粹妓女。” * 

　　* 这首歌曲名为“What We Feel”，由Till the End乐队参与，并与Moscow Death Brigade乐队合作。

　　因此，这样的环境无法产生任何可以对国家历史构成挑战的替代性史观。他们只是重复着无来由的咒语，来讲述法西斯分子和纳粹在这个“打败了法西斯”的国家中所被赋予的奇怪特质，并吹嘘自己的祖父曾参加过战争。

　　他们认为，阐释其他的叙事和表述会破坏他们的影响力，并将他们与“普通人”分隔开。他们尽可能地使自己的表现和行动都显得正常。他们希望与任何形式的边缘性保持距离。有些人甚至在俄罗斯社会中的“健康”环节中扮演了先锋形象。鉴于这种民粹主义策略的普遍存在，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同情帝国主义思想，甚至前往顿巴斯为“俄罗斯世界”（Russian world）而战，这也就不让人惊讶了。

俄罗斯之春 vs 基辅独立广场（Maidan）

　　2014年乌克兰的冬季起义影响深远。当前总统亚努科维奇逃跑时，参加运动的绝大多数人都准备留在街头，继续这场“尊严革命”（乌克兰官方对该事件的定名）。

　　当时普京政权处于一个微妙的位置。自2012年以来，它一直在应对疲软的经济走势，并且仍然被2011到2012年的抗议所影响。一场毗邻俄罗斯边境的抗议运动，而且是一次成功的运动，在俄罗斯政权下并不受欢迎，但该政权已经成功地创造了一个内部共识，以使每次起义和抵抗都会被非法化。广场起义还没有结束，俄罗斯就吞并了克里米亚，在这个发生“民众”起义的国家制造了一场事实上的战争，并向邻国发出信息：起义会削弱他们的国家，使其更容易被吞并。

　　吞并克里米亚后，俄罗斯民族主义热潮风行。自1991年乌克兰独立以来，克里米亚一直就排在俄罗斯民族主义者要收复的领土名单上的第一位。2014年后，Krymnash，意为“克里米亚是我们的”，既被提上议事日程，也成为新的帝国共识的基础。

　　另外两个重要的术语也随之出现，尽管它们现在都被遗忘了——“俄罗斯之春”（Russian Spring）和“俄罗斯世界”（Russian World）。俄罗斯之春直接对应的是“阿拉伯之春”，俄罗斯的意识形态专家以最严肃的态度宣告，“阿拉伯之春”不过是美国中情局针对阿拉伯世界合法领导人的一次特别行动。而与此同时，“俄罗斯之春”应该是真正属于俄罗斯人民的起义，人们愿意统一在自己的领袖和国家下，成为俄罗斯世界的一部分。所谓俄罗斯世界可能是指历史上与俄罗斯相关的任何领土，又或者是有大量俄语母语者，这个概念的范围也就一直处在模糊状态下。

　　与每一种民粹主义思想一样，“俄罗斯世界”一说被包装成不言而喻的概念——说俄语的人想被祖国吞并是完全合理的。经过这种话语操作，问题就不在于俄罗斯帝国要（重新）征服领土，而在于俄罗斯人民要从西方的异化统治中得到解放，回到祖国的怀抱。显然，这就像“二战”一样，当时红军并没有去开拓在欧洲和亚洲的新领土，而是把这些说俄语的人从法西斯主义的枷锁中解放了出来。

　　这样看来，对克里米亚的吞并无非就是一场大团圆，体现的是克里米亚人民回归祖国怀抱的一致意愿。那些脱离这一共识的人——例如当地的克里米亚鞑靼人，他们有着良好的组织并抗议俄国的入侵——被简单地忽视或是界定为为叛徒。吞并达成之后，所有的左派、活动人士和无政府主义者都不得不逃亡。他们之中留下来的人要么被关进监狱，要么在突袭后失踪。所有的公共政治活动都不再可能出现。毕竟这就是俄罗斯，而俄罗斯则意味着战争。

人民的反法西斯起义

　　不同的策略被用于给占领克里米亚和顿巴斯的行动披上“人民运动”（popular movements）的外衣。俄罗斯在克里米亚拥有大量军事基地，很容易就能使整个半岛在几天内遍布士兵。这些部队迅速占领了最重要的基础设施，例如议会大楼和机场，之后他们摇身一变成为“观察员”，以“维和部队”的身份确保“人民起义”顺利进行，也同时确保讲俄语的人不受“攻击”。

　　在一种令人不安的镜像游戏中，亲俄势力开始复制基辅独立广场起义中的战术。在吞并的头几天，克里米亚“自卫队”成立，模仿基辅独立广场自卫队。官方宣称他们由当地人组建，目的是保卫自己的城市不受据称“来自基辅的纳粹大军”侵扰。当然，人们很快就发现这些民兵受俄军控制。他们由哥萨克人、街头混混、亲俄右翼分子和来自俄罗斯的新纳粹组成。实际上，民兵会和俄军一起展开行动。行动由便衣自卫队员执行，在媒体前营造出“人民起义”的假象。然而，士兵们一直在旁静观，随时准备在乌克兰安全部门或军队干预时介入。在这种策略的作用下，一个和平且自愿接受吞并的幻象随即出现。

　　这种战略的基础是在基辅独立广场革命时期奠定的，而“反独立广场运动”则在乌克兰东部城市得到发展。这场运动的核心成员是亲俄团体，他们业已熟谙俄罗斯的帝国主义主张。“反独立广场运动”将自己命名为“反法西斯运动”，不断重复俄罗斯宣传机器的那些陈词滥调。“反独立广场运动”的话语与出现在独立广场上的要求完全相反——呼吁加入俄罗斯，让亚努科维奇重新上台，为伯库特欢呼，并邀请俄罗斯军队前来占领。与此同时，也有其他人参与到“反独立广场”运动中——他们发自内心相信由纳粹、同性恋和美国“深层政府”组成的杂牌联盟已经联合起来，并在基辅夺取了权力。

　　一开始，“反独立广场运动”把自己说成是和“独立广场革命”相对立的运动。一场街头示威对另一场街头示威的反对，一些对政府机构的占领对另一些占领行为的反对，一种构成性暴力对另一种暴力的反对。然而在当地，两场运动的实际情况不能相差更远。在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反独立广场运动”得到了当地官僚、警察和犯罪组织的支持。当独立广场上的行动被镇压时，“反独立广场运动”却能自我存续，并帮助亲俄派占据大量建筑物并收获武器。由武装分子控制的“人民大会”（ People’s Assemblies）选出了“人民代表”。“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邀请俄罗斯军队开进，并希望就加入俄罗斯联邦举行全民公投。就如克里米亚一样，这些所谓的“共和国”的所有关键职位都被莫斯科的特派官员和对其效忠的活跃分子迅速占据。所谓的起义到此结束，一种新生活在这些“被解放”的领土上随即展开。

　　值得注意的是，在冲突刚开始的时候，人们在街垒两边对峙时，他们往往意识到他们的共同点比以为得要多。例如在哈尔科夫，当反独立广场阵营和独立广场阵营在自由广场上彼此站在对方面前时，独立广场起义者们邀请对方到麦克风前发言，让他们解释自己的立场。结果，很多时候人们会改变主意，改换阵营。这自然让两边的激进民族主义者都感到不安，因为他们追求的是“人民起义”的形象，需要殉道者才能完满。而所有他们想要的这些都与在广场上进行的那些枯燥平常的的会议、无休无止的谈话和社交相去甚远。

　　为了证明哪个运动是真正的“人民运动”，双方在街头争夺领导权。冲突和挑衅因此无法避免，而且越来越暴力。2014年5月2日在敖德萨发生的事件中，40多人在冲突中死于火灾。而随着乌东战事的开始，街头抗议逐渐停止，许多“反独立广场运动”的组织者前往俄罗斯或新的“人民共和国”。

　　然而，建立“新俄罗斯”（Novorossiya）的计划很快被放弃，“新俄罗斯”是对乌克兰一些地区的旧的殖民时期的俄语称呼，这些地区本应与俄罗斯祖国统一。尽管有俄罗斯的财政和媒体支持，复制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的“人民起义”的企图在其他地区失败了，但“人民起义”的叙述却流传了下来。在人们熟知的“俄罗斯之春”范式的帮助下，顿巴斯起义被宣称为是“反法西斯的”。尽管这场“人民起义”的领导者们是由刚从莫斯科来的军官所组成，这似乎在俄罗斯也没让任何人觉得不对劲，毕竟他们是在追随红军的使命：从法西斯主义和西方的阴谋中拯救人民。

　　“反法西斯主义”是连接旧的君主制帝国、布尔什维克超级大国和“新俄罗斯”的关键思想：即便敌人阴谋不断，但一个世界大国仍会越来越强盛。

　　在这样的语境下，也难怪14年发生在乌克兰的战争没有在俄罗斯激起大规模抗议活动。相反，街上到处都是团结协会的帐篷，为顿巴斯民兵募集物资和资金。接下来的5月9日，即所谓的“二战胜利日”，已经成为俄罗斯最主要的国家庆典日，本次庆典包括游行、烟花、穿着红军服装的儿童和高呼的口号，如“致柏林、致基辅、致华盛顿！”和“感谢爷爷的胜利！”——乌克兰的冲突作为口号的其中一部分被毫不违和地整合进新帝国共识叙事中。

2014年之后

　　像当代绝大多数叛乱一样，独立广场革命让国境线两边的人们都感到震惊。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社会运动者们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虽然乌克兰被认为拥有更多的自由和更少的压制，但社会形势也并不比其他地方好。亚努科维奇正试图巩固权力和占据资源，同时强行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当来自不同国家的同志们见面时，我们悲伤地开着玩笑说，乌克兰很快就会像俄罗斯，俄罗斯很快就会像白俄罗斯，而白俄罗斯很快就会像朝鲜，事情好像只可能变得更糟。如果有人在2014年的新年前夕说独立广场运动将成为东欧过去几十年来最大的起义之一，他们会收到此起彼伏的笑声。

　　一开始，左派和无政府主义者并不真正相信运动所开启的前景。一些人回忆说，2004年的“橙色革命”就是一个愚蠢的陷阱，只会改变人们在电视上看到的面孔。其他人则希望避免被过度分析所麻痹，并认为参与者的任何倡议都很重要，而实际上这就是独立广场运动的情况。就其经验、美学和构成而言，它包含某种“民众”的起义。

　　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未做出判断，而是选择等待。我们的不安来自关于“欧洲联合”“Euro-association”的奇怪口号，以及极右派和新纳粹的存在。虽然右派没有制定运动的议程，但它组织得更好，并大胆地试图将其敌人排除在广场外。所有的左派符号都被看作是对苏联的肯定，因而亲俄和亲亚努科维奇。至于无政府主义者和其他激进分子，他们没有足够的组织性，无法作为一个独特的群体参与。

　　到了12月底，运动虽在推进，但没有出现新的真正的发展。它似乎注定走不出这个无尽又无望的严冬。但在1月中旬，当局通过了紧急状态法，决定加大镇压力度。占领区遭到残酷攻击，造成了相当的伤亡。而在这些袭击发生后，情况发生了巨变，运动开始成为一场真正反对独裁的斗争。疑虑逐渐得到摒弃，激进派们加入了运动。

　　来自邻国的同志们迅速加入。我们亲眼看到，独立广场运动中的“恐俄症”是俄罗斯媒体的发明，它其实并不存在。在街垒上说俄语并没有什么要紧的，即使是最浓的莫斯科口音。有些人开玩笑说，你可能是个间谍，但通常马上又说道：“我们将在莫斯科的街垒见，赶走普京！”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进来，独立广场运动的声势一浪高过一浪，开始采取更激进的方法。从野外厨房到地下医院，从战斗训练到讲座再到电影放映，从运输到分配再到供应，一套巨大的基础设施网络正在因抗议而建成。甚至还有人试图以苏维埃或代表大会的形式组成决策机构，但他们来不及扎根。伯库特开始在基辅公开枪杀平民；2月，叛乱蔓延到全国。人们占领了行政大楼，并到处和警察对峙。政权试图最后一搏，但他们高估了自己的力量，之后亚努科维奇被迫逃往俄罗斯。

　　从表面上看，独立广场运动已经赢了。大批乌克兰人获得了自我组织和街头行动的感性经验，牺牲并没有白白降临到那些死去的人身上。人们觉得游戏规则已经改变，他们现在能获得一种共同的力量。

　　但是，在无政府主义者和左派圈子里，这种陶醉感很快就消失了。亏得自由派和俄罗斯媒体的打造——无论二者的目标多么相左，那些右派成功塑造了自己“广场激进先锋”的形象。对于我们中的许多人来说，恐慌让位给喜悦，因为那些前一天可能还在街上和我们作战的人，现在突然在新的国家权力结构中获得了正式职位。。

　　至于俄罗斯左派，他们发现自己站在俄罗斯宣传机器的一边，并开始越来越多地批评“乌克兰法西斯主义”。像鲍里斯·卡加里茨基（Boris Kagarlitsky，编注：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社会学家，苏联和后苏联时期的政治异见者。）这样的知名人士开始传播关于“顿巴斯的反法西斯无产阶级人民起义”的故事。我们说不定会看到这些人在克里米亚参加什么大会，与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和帝国法西斯分子们喝茶，畅想“俄罗斯世界”。年轻人作为志愿者上了战场，如果不是去轰炸村庄，那么至少也是穿着迷彩服拍点自拍，手里拿着卡拉什尼科夫突击步枪。其他人则成为战地记者，跟随顿巴斯的“普里兹拉克旅”（Prizrak brigade，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的一个步兵单位）等营队，其领导人在围捕了几个著名的新纳粹分子后，因坚持认为强奸宵禁后不回家的妇女并没有什么大不了而闻名。这些似乎都没有困扰左派，只要各营不断挥舞红旗，唱着那场神圣战争的歌曲，辅之以北约士兵站在乌克兰那边的故事和死亡儿童的图像。至于老一辈的西方左派，他们发现自己重新回到了冷战的岁月，并开始支持“顿巴斯的反法西斯分子”的运动。

　　在经历了最初几个月的震惊之后，大多数俄罗斯激进分子面对这样混乱的局面都做出了放弃，要么战争与他们无关，要么自感无能为力。在普京得到空前支持后，俄罗斯也出现了新一轮的镇压。在这种情况下，公开的政治活动越来越少，更多同志转向了合作社或出版等基础设施领域。其他人决定移居，要么在俄罗斯境内，要么去往国外。 

　　另一方面，在乌克兰，组织活动正在增多。尽管发生了战争，政治生活仍然在发展。但事情也正在迅速转变，“安提法”和朋克们普遍成为爱国右翼，无政府主义者也未能幸免于，他们中许多人越来越同情来自“自治抵抗运动”（Autonomous Resistance）的“自治民族主义者”。这是一个来自独立广场街垒的前纳粹组织，现在正在传播由反帝国主义和新右翼的某些概念混合成的意识形态。按照他们的逻辑，民族与阶级是一样的，民族冲突甚至清洗都可以理解为阶级战争的一种形式。他们把同俄国的战争看作是反帝国主义的斗争，支持乌克兰军队，并把去参战的成员当作英雄来鼓掌。其他人也走了一条类似的道路。虽然一开始就揭穿了俄罗斯的法西斯属性，但他们最后认为，反对俄罗斯入侵的唯一有效策略是支持乌克兰军队。通过唤醒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记忆，他们的逻辑其实和俄罗斯的国家宣传逻辑互为镜像，指责任何批评乌克兰政府的人是亲俄的，当然也是“法西斯”的。 

　　通过把二战当参照系，这场运动的另一些参与者给出的结论是，当面对绝对恶势力时，最好与魔鬼合作。用今天的话说，俄罗斯是最邪恶的，因此合作就变成了加入乌克兰军队或志愿营——最后是支持政府。我们的一些前同志就参加了战争，或者至少支持这样的结论。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人想成为资本家和国家的炮灰。但是对他们中的一些人来说，这似乎是对抗俄罗斯入侵和俄罗斯国家机器的唯一选择。最天真的人真诚地相信“人民的革命天性”（revolutionary nature of the people），有那么一刻真的以为他们可以在士兵中进行煽动，说服他们把枪口对准政府。最愤世嫉俗的人谈到了“获得战争经验”的机会，而其他人只是感到压力要迫切地做些什么。由于他们支持以武装斗争的方式反对军事入侵，运动中的一部分人开始迷恋任何军事事物。他们似乎被卡拉什尼科夫突击步枪和迷彩服筑起的新世界所催眠，与之相比，其它的一切似乎都从视野中消失了。

　　有关战争的话题很快变得危险。宣传不仅在俄罗斯，也在乌克兰发挥作用。那些反对战争的人很快就会被贴上普京代理人的标签，就连公开发表反对军事动员的声明也成为非法行为。

　　很多人只是厌倦了所有的冲突，离开了运动。国家的经济危机迫使人们拼命工作，大量消耗了他们的时间。虽然独立广场的能量继续滋养着各种自治行动，但在乌克兰社会陷入危机，政府仍未完全恢复对局势控制的同时，经济的不景气也严重打击了运动。

其他的历史可能

　　回过头来看，似乎这场运动并没能找到应对俄乌两国日益抬头的民粹帝国主义共识。这不仅是我们的弱点所致，也要归咎于我们这些年来确定斗争主次时的方法。

　　我们忙于在街上与法西斯和纳粹斗争，没有对何为法西斯主义这样的问题进行切实有效的分析，也没有提出“二战”官方历史叙事的替代话语，而似乎正是这种官方历史叙事一直在困扰着我们。在仪式和象征层面，我们最终遵循的是俄罗斯当局提出的版本——苏联人民团结一致反抗法西斯主义的神话。关于其他对抗斯大林主义和纳粹主义力量的叙述——例如，拒绝接受红军统治的游击运动的相关叙述——已被边缘化。同样，我们也很少关注农民和工人的反斯大林主义斗争，或者战争期间的古拉格叛乱。

　　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重新思考俄罗斯和苏维埃帝国的殖民性质。远方的武装冲突是如此容易被遗忘。甚至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初，那场对无政府主义者来说很重要的车臣战争，也被下一代人所遗忘。我们亟需建立一套内在体系，从而得以传递这些经验教训。

　　鉴于此，战争在乌克兰的爆发让我们措手不及也就不稀奇了。我们并没有充分考虑到如下事实：俄罗斯总是在世界的某个地方打着仗。而现在，这场战争敲开了我们自己的国门，威胁着我们的同志和邻居。它攻击我们的朋友。而我们却再也想不到什么共同基础把我们之间的运动关联起来，尤其是在我们最需要它的时刻。

　　在我们看来，作为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我们几乎生活在同一个空间，有着联系紧密的过去和现在。在对抗共同的困难时，我们在斗争中彼此分享经验和资源。但是，当我们的国家让我们陷入彼此的战争，用我们共同的历史神话喂养战争时，我们却不知该如何抵制。他们越是试图动员亡者来分裂我们，我们就越应该挑明，历史不能被简化为胜利者所撰写的种种。我们自己也有历史要讲——一个超越帝国主义神话的故事，无论它们如何立足——因为只有革命的历史才能让我们在这个漫长的冬天里得以取暖。（作者：LIAISONS，雷电华、东湖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