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海外华人，成了中国皇帝的心头之患

不结辫发的华人

一七二七年（雍正五年）十月，福建与广东的总督巡抚以联名方式书写奏摺，上呈雍正皇帝。这是根据兵部的咨文，对雍正帝上谕的回应；皇帝在上谕中，指示要检讨海外华人的归国措施，并且呈送康熙年间海外事务的相关档案，以供对策之参考。在这份奏摺中，督抚们报告了透过传闻得知、关于巴达维亚（雅加达）和马尼拉的情势。在报告里他们说，巴达维亚方面的华人一定要剪去辫发，而在马尼拉则是没有剪去辫发的必要。从这点可以证明，清朝当局对于海外的反清活动相当敏感。

福建、广东的督抚们提议，让有能耐的人化身为贸易商人，又或者是从干练的贸易商人中挑出适当的人选，将他们派往巴达维亚与马尼拉，让他们去刺探“在那个国家有何动静？定区当地的内地人（华人）实际上有多少人？在那块土地上做些什麽事？让中国人居住在该地有何意图？”等事项。对此，雍正帝批下硃批：“说得简单，要获得人才却很困难。若是没有谨慎行事，以大大的厚赏作为鼓舞，且慎重挑选人才的话，这些（清朝派出从事秘密侦查的）人们将会惊动对方的国家，反而会比派遣官员更打草惊蛇吧！要仔细地挑选人才去进行。（言之易，得人难。非十分留心，大设赏鼓舞，慎重其人，则此人之惊惶彼国，而反甚于遣官也。详细择人为之）”

雍正帝在硃批中，清楚表明了以下的担忧：相较于长崎的不同状况，将密探送进荷兰、西班牙支配的地区，恐怕会引发外交纠纷。纵使解除了南洋海禁，清廷对这些和西洋各国有关的地区状况，依旧抱持著强烈的警戒感。

从笔者迄今所掌握的资料来看，尚无法判断清廷在这个时期，是否真的派出了密探。不过，督抚们基于风闻上报、有关爪哇与吕宋华人社会的情报，既是当事者共享的资讯，那跟现实的状况，想必不会相差太大。在雅加达方面，“米穀的价格极为低廉，工艺匠人们也容易获利。因此，人们（剪去辫发）蓄发定居，结婚生子，丝毫没有想要回乡的心意（米穀甚贱，工艺之人，易于获利。是以蓄发居住，婚娶生育，竟不作故土之想）。”在良好的经济环境之下，有助于汉人在当地的定居及发展，“关于管理汉人方面，当地政府以汉人为长，赋予『甲必丹』的称号，当有诉讼之事发生时，便交由他们审理。同时也会发给每个人身分证明，方便盘查（至管束汉人，即以汉人为长，名曰甲必丹。凡有讼事，归其审理。每人给照护身，以副盘查）。”上述具体呈现了当地华人社会的成熟程度，甚至已经具备自治机构。

但是，对于当地华人享有某种程度的自由与安定生活，清朝当局不只未曾遥寄祝福之意，反而益发增强了警戒心。在解除“南洋海禁”的前后时期，清朝所采取的对应，是接二连三强化了对海外渡航者的管理，并且实施强化限制从海外归国的政策。这就是对带有自律性的海外华人社会扩大之事，怀有警戒心的表现。

 

雅加达现貌。（Pixabay）

被团团包围的唐人

相较于南洋方面，清廷对于长崎的状况，较能获得具有高度可信赖的情报。正如松浦章所论述的一般，康熙帝在一七〇一年（康熙四十年，日本元禄十四年）派遣内务府司库──也就是经济官僚──莫尔森（又称麦而森），作为密探前往长崎。

莫尔森出身包衣世家；“包衣”原意是皇室的家奴，不过经常可以看见飞黄腾达的包衣，以皇帝心腹的身分活跃于蒐集情报的任务上。莫尔森所带回的情报，其详细内容不得而知。但是，当时清廷仍对日本抱持著强烈的警戒心；有鑑于和日本相关的情报真伪混杂交错，莫尔森的使命，便是对这些情报进行确认。从长崎归朝的莫尔森，表示那些是“假捏虚奉之词”；他的说法似乎给予康熙帝一种印象，那就是当时的日本“懦弱恭顺”，在对外政策上相当消极。据雍正帝说，康熙皇帝因此解除了对日本的戒心，“嗣后遂不以介意”。

关于长崎，正如众所周知一般，浙江总督李卫透过密探、以及对浙江方面归国者的询问，获得高度精确的情报，并将之向雍正帝逐一进行报告。值得注意的是，据日本带回来的情报显示，那些应日方要求，渡航前往长崎的医生、军人、知识分子、制造武器的工匠等，在当地从事活动的情况固不用说，就连一般的贸易商人，也被置于严格的管理下，几乎被剥夺了行动的自由：

凡平常贸易之人到彼，皆圈禁城中，周围又砌高牆，内有房屋，开行甚多，名为土库，止有总门，重兵把守，不许出外间走得知消息。到时将货收去，官为发卖，一切饮食妓女，皆其所给。回棹时逐一销算扣除。交还所换铜觔货物，押住开行。

（译：一般的贸易商人到了那个地方，便会被圈禁在城中。城镇的周围砌起高牆，内侧有家屋，许多商人就在住宿处开起了店铺［行］。这样的建筑称为“土库”，只有一扇大门，外有重装备的士兵守卫，不许随意出外閒晃、打探消息。抵达之后的货物也会被收纳［进仓库］，由官方代为贩卖。所有［中国商人的］饮食与妓女，都由［官方］供应，在返航时逐一精算扣除，当作付款；至于［作为代价］得到的铜料和货物，则会被押送到商人住处。）

在这里称为“官”的，必须是通事和商人中的“乙名”；然而，通事和“乙名”虽是被拔擢为“御用”的城镇公务员，但不是真正的“官”。因此，“信牌”的发给是挂在唐人通事名下，也就是说，他们具有给予中国商人“信牌”的地位和权限，因此在他们背后，可以隐约见到奉行所的权力。此外，令人深感兴味的是，从被严格管理的中国商人角度看来，唐人通事的形象，基本上和“官”是相互重叠的。最后，就长崎贸易而言，将贸易对象的中国人、荷兰人置于隔离状态的政策，并不是从这个时候才开始；一七〇一年康熙帝的密探莫尔森，应该也有被关进唐人馆的经验。

再者，李卫的长崎情报，应该也是透过贸易商人听取得来的，其中将唐人馆内的建物称为“土库”这点，也让人颇感兴趣。所谓“土库”，原本是指以土石建造起来的仓库等；这个词彙藉由福建人的贸易商和移民，逐渐普及于东南亚，不过这里是转变为指称作为贸易据点的商馆之意。在张燮《东西洋考》卷三，关于下港（Banten／万丹）的记述中，有这样的一段文字：“其贸易，（万丹）王在城外开设两个涧（似乎是市场之意），设置店铺。一到凌晨，人们便前往各个涧进行贸易，至正午结束。王每天徵收税金。来到万丹的荷兰人（红毛番）所建造的土库，位在大涧东边。葡萄牙人（佛郎机人）所建的土库，位在大涧西边。这两种夷人皆是以哈板船，年年往来于此（其贸易，王置二涧城外，设立铺舍。凌晨，各上涧贸易，至午而罢。王日徵其税。又有红毛番来下港者起土库，在大涧东。佛郎机起土库，在大涧西。二夷俱哈板船，年年来往）。”

一七八三年（乾隆四十八年）造访巴达维亚的王大海，在其见闻录《海岛逸志》中有“在巴达维亚贸易的人，大家都接受土库的待遇（土库是巨大的家屋），交易也是遵守巴达维亚的约定（在吧贸易者，皆处以土库［巨第也］，其交关亦遵吧国约束）”。许云樵《南洋华语俚语辞典》中解说：“在闽南，将『栈』称之为『土库』，现在则是指外国人的商品仓库和商行（闽南称栈曰土库，今指外人货仓及商行）。

“栈”所指的就是“货栈”、“行栈”、也就是贸易的经销批发商；他们为从事商品买卖、不辞千里自远方而来的客商，提供住宿、买卖仲介、代理等服务。在广东省东部潮州的商业港口樟林，外洋船隻从事贸易的“洋船栈”，“多数是巨大的建筑物，将商场、仓库、住宅、客舍连为一体，占地一亩（约两百坪）左右。因为邻近港口，唯恐涨潮淹水，而采多楼层建筑（多数是巨型的建筑，每座联商场、仓库、住宅、客舍于一体，占地约一亩左右。因邻近港旁，涨潮内涝，均可为患，故都有楼层）”。即便到了现在，在马来语系的语言中，toko也广泛被使用在意指“商店”的语彙上。长崎的贸易商，将唐人馆内自己宿泊的家屋称呼为toko，应该是由于他们认为其与中国的“行”、“栈”具有相同机能的缘故；这也显示，长崎贸易是扩展到东南亚方面的唐人贸易网络中的一部分。

 

长崎现貌。（Pixabay）

华人的利用与管理

李卫提醒皇帝注意，信牌制度可能会成为日本用来逼迫中国商人、实现种种要求的有力道具：

数年以来设立倭照，挟制客商。始则要求礼物，继则勒带人质。遂多干犯禁条，不一而足。

（译：数年来，［日本］设立倭照［信牌］制度，挟制客商。从要求礼物开始，接著便开始强制要求带入人员和货物，结果导致许多违禁状态出现。）

长崎当局在实施信牌制度的两年后，开始使用信牌，作为获取愿和日方合作者的利益诱导手段。其第一号，便是广南船的陈祖观。陈祖观在一七一七年（康熙五十六年，日本享保二年）八月七日，未携带信牌而来航长崎。他接受日方的要求，答应帮忙确认“四十三名船头的信牌在宁波被扣押”这一风传是否属实，从而领到了日方新发行、于丁酉年（一七一七年）来行的信牌。随即前往宁波的陈祖观在九月五日回到长崎，报告“唐国官府已经相当顺利地将信牌全数交还给船主们，各船应该会逐一入港”。携带著朝廷归还信牌的李亦贤的船隻，就在十天后入港；之后，浙江、江苏方面的船隻接二连三地来航。

不久后在中国国内，一张信牌居然以七千两至一万两程度的高价，成为市场上交易的商品；并且，开始出现以取得信牌为目的之商人，应日方要求而携带医生等专业人士渡海，前往长崎开业的状况。“商人贪于倭照（信牌）而展开贸易，一味服从（日本方面的）命令。”这种状况对清朝的安全保障而言，当然是不能坐视不理之事。；但是，他们又不能以此为理由，选择从长崎贸易撤退。李卫采用的对策是，从福建、浙江的商人中选定八位商人为“商总”，透过他们实施违禁品与非法渡航的检查，同时也采取让複数的“商总”之间，实施相互监视的制度；此制度并非强化官府的直接管理，而是委任给商人们的自律管理，雍正帝也认为“非常恰当且合我心意（甚属妥协是当）”，表示全面性地赞成。

清廷之所以会采取如此温和的对策，一方面是已经认知到，透过“信牌”展开利益诱导、打破朝廷禁制的行为已成常态，另一方面无疑也是清廷判断，这样做的弊害并不大。毕竟透过详细的调查情报，清廷也得知，日本在长崎方面并非无秩序地放任违禁品与人员的流出，而是有选择且抑制性地为之。

日本最恐惧的，是自律管理的海外华人社会在其支配范围内成长的可能性。然而，在长崎，这种可能性的新芽已被完全地摘除。被圈禁在唐人馆内的中国商人，就连粮食和妓女的供给都必须仰赖通事，在交易结束后也被要求要迅速地回国。在长崎与日本女性之间生育的小孩，也不被允许带回中国。未携带信牌的船隻会被命令立即回国，要是有打算在长崎以外地方卸货的商船，将会遭受毫不留情的火力攻击。

日本实现了如此严格的贸易管理制度的信息，经由亲身体验的商人和归国者，以及康熙帝和李卫派去的间谍，虽然陈述有点扭曲和夸张，但依然确实地传达到中国当局者的耳中。这些关于长崎的情报，相较于主要由福建、广东方面传来、以爪哇为首之南洋港市华人社会的状况，呈现极端明显的对比。对于汉人反抗始终无法放下心的清廷，在“东洋”（日本）与“南洋”之间，看到了安全与危险的分水岭。这便是为何诞生于华夷夹缝间的商业势力动态，会成为清廷关注的焦点。

※本文摘取自《朝贡、海禁、互市：近世东亚五百年的跨国贸易真相》，作者岩井茂树（いわい しげき）系日本历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