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弗里德曼
2022年3月23日
过去五年堪称是比较政治学的大师班，因为前所未有的事情就在我们眼前同时上演：普京、习近平和川普，这三位全世界权势最大的领导人，只为在规定任期之外继续掌权，各自都走了极端。一人失败了。另外两人取得了成功。而他们的故事在很大程度上揭露了我们当今世界的样貌。
川普因为一个非常简单的原因失败了：尽管他试图诋毁选举结果，并煽动支持者恐吓议员，胁迫他们帮助自己扭转选举失利，但美国的制度、法律和规范迫使他在四年任期结束后放弃了权力——哪怕是勉强为之。
到目前为止，普京和习近平走得要更顺利一些。他们不受制度和民主规范制约，制定了新的法律，让自己成为了实际上的终身领袖。
他们的国家真值得同情。
谁都知道民主国家如今遇到了问题，但它们仍拥有专制国家所缺乏的东西——比如改变路线的能力（通常是靠更换领导人完成），以及在采取行动之前公开审议和辩论不同观点的能力。在这个科技与气候变化都持续加速的年代，这些特质也尤为珍贵。普京和习近平都年近七旬，随着他们越来越老且越来越成为孤家寡人，决策能力越来越强的可能性是极低的。
然而，普京还是在2020年挟杜马以从实质上取消他的任期限制，让他能在2024年再度竞选总统，并有机会一直任职到2036年。习近平在2018年推动他的人大代表们修改中国宪法，彻底废除了主席任期的限制，让他得以永远正式留任——假如他在2023年的全国人大上连任主席的话。可以预计他能做到。
邓小平在1982年对中国的主席任期设下了连任两届的限制，就是为了防止出现另一个毛泽东，后者的专权和个人崇拜导致中国长期贫苦孤立，残酷祸乱时有发生。习近平已经突破了这个障碍。他觉得自己是不可或缺且永远正确的。
但正如我们清楚所见，普京在乌克兰战争中的表现堪称一个生动活现、耳目昭彰的宣传广告，证明了一个相信自己不可或缺且永远正确的终身总统是多么危险。
乌克兰战争是普京的战争，而他在所有问题上都出了错：他高估了自身武装部队的实力，低估了乌克兰人为自由而战、不惜牺牲性命的意志，也完全误读了西方政府和企业团结一致支持乌克兰的意愿。要么是害怕揭露真相的助手在给普京灌输胡话，要么是普京对他的永远正确过于自信，以至于他从未质疑过自己，也没有让政府或社会做好准备，应对他的发言人所谓的西方制裁挑起的“前所未有的”经济战。我们能够肯定的是，他封锁了所有媒体批评，让俄罗斯人几乎不可能用投票权惩罚他的野蛮愚昧。
中国则更正经一些，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已有约8亿中国人摆脱了极端贫困。然而，专制的危险正在显现。习近平不愿对新冠疫情的起源——很可能在武汉——进行严肃调查，连与全世界分享任何发现都不行，他似乎在担心这样做会反映出他领导能力的不足。他对封锁策略以及中国疫苗——针对奥密克戎变异株的效果似乎不如其他疫苗——的依赖，如今已经严重影响了他的经济。
习近平与普京的俄罗斯结盟的赌局很快也形势不妙起来。这两位领导人于2月4日在中国冬奥会开幕式上会面之时，发布了一份声明，宣称“中俄友谊没有止境，合作没有‘禁区’”。
普京必然将这没有止境的友谊当作中国对他入侵乌克兰的认可，但这显然让习近平举棋不定、顿足不前。中国是俄罗斯和乌克兰石油、玉米和小麦的主要进口国，因此，俄罗斯的入侵推高了这些产品和其他食品的进口成本，同时也打击了中国股市（不过它正在反弹）。此举还迫使中国对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肆虐行径表现得无动于衷，让北京与中国最大贸易伙伴欧盟的关系出现裂痕。
我不知道现在有多少北京官员在窃窃私语道：“如果这就是有一个终身主席的下场……”
令我感到欣慰的是，外交政策中最陈词滥调的说法之一已被视作无稽之谈，即中俄领导人无比精明，总像国际象棋大师一样玩博弈游戏，而对外策略乏味简单的愚蠢美国人只知道如何下跳棋。
实际上，在我看来，普京可不是在下国际象棋，而是在玩俄罗斯轮盘赌，而且他气数已尽，直接给俄罗斯经济的心脏打出一个洞。习近平则似乎动弹不得，搞不明白该玩什么游戏，因为他内心想要对抗西方，但头脑却告诉他承受不起这么做的后果。因此，面对“二战”以来欧洲遭遇的最严重战争罪行，中国保持了中立。
与此同时，角落里“瞌睡乔”一直在玩乐高——有条不紊地迭加一个又一个因共同价值观和威胁而团结的盟友，建立了一个稳固的联盟来应对这场危机。
简而言之，至少在目前，权力定期更替的混乱民主国家在谋略上胜过了终身领袖，后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扼杀所有异见来源。
在全球各地的民主运动都停滞不前的当下，这种反差来得正是时候。斯坦福大学民主研究专家、《逆风：在俄罗斯的愤怒、中国的野心和美国的自满中拯救民主》一书的作者拉里·戴蒙德认为，自“二战”以来，全球民主的演变经历了几个阶段。
“二战”后，美国及其西方盟友的上升势头强劲，民主也在全球传播，直至冷战才陷入停滞，并在上世纪60年代出现实质上的倒退，这是亚非拉美军事和政府政变浪潮的结果。但在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腊的独裁政权倒台之后，另一波民主浪潮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民主也蔓延至亚洲，并差点来到中国的天安门。此后，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在东欧、中欧以及俄罗斯都掀起了另一波民主浪潮。
但戴德蒙告诉我，自2006年开始，由于中东的两场战争和2008年金融危机，还有中国经济的惊人崛起，美国的实力被削弱，民主进入了“全球衰退”。“中俄反复推动这样一种叙事：‘民主国家软弱无力，在道德和政治上都十分腐朽。它们解决不了问题。威权主义才是未来趋势。’”
戴德蒙补充说，现在的问题变成了：习近平和普京在2月4日的宣言——“阐述他们的‘民主’制度优于已经破产、软弱无力的自由民主国家的一切理由”——难道已经是他们专制统治的巅峰吗？
因为有一点已经再明确不过，戴蒙德打趣道：普京和习近平近来的失算“让威权主义的名声变差了”。
但要持续地扭转这股威权主义浪潮，两个重要前提必不可少。一是普京对乌克兰的入侵以失败告终。这可能导致他失去权力。诚然，一个没有普京的俄罗斯也许不会更好——甚至可能更糟。但若是看好的那面，如果克林姆林宫有了一位更像样的俄罗斯领导人，这个世界都会变得更好。
第二个前提则更为关键：美国需要证明自己不仅善于结成海外同盟，而且也能在国内重新建立起健康的联合体——实现政府良好治理、经济增长、无争议的权力转移以及一个更完善的联邦。正是因为过去曾拥有这样的能力，我们才得到了世界的尊重与效仿。我们曾是那样的——现在也可以那样。
若真能如此，音乐剧《汉密尔顿》里我最喜欢的歌词就完全能派上用场了。那是乔治·华盛顿向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解释他为什么自愿离任而不再竞选第三个任期的一幕：
华盛顿：“如果我们把这件事做好/我们就能教会他们该如何离开，/你和我——”汉密尔顿：“总统先生，他们会说你软弱。”华盛顿：“不，他们会明白我们的强大。”
托马斯·L·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是外交事务方面的专栏作者。他1981年加入时报，曾三次获得普利策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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