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传媒事件激发我选择这个题目，一个就是，我非常意外地发现，美国政治学家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关于俄乌战争爆发错在美国的观点，不仅得到中共媒体的热捧，且米尔斯海默本人也非常积极地利用中共媒体的平台来批评美国主流媒体，为自己辩解。
另一个，就是我从萧若元先生的节目中，获知了当年英国，特别是戴卓尔夫人与邓小平谈判香港回归的过程，一些刚解密的内幕细节。这两件事，都涉及到了当前许多人都关心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当下全球秩序危机，西方，特别是美国应负什么样的责任，或者说，西方究竟出了什么错？很显然，这个问题不可能有所谓最正确的答案，甚至不可能有被多数人都接受的答案，但华人对这种问题思考和争论之广泛，前所未有，这种在关键历史时刻的共同体验，对未来的秩序重建，有可能发生非常积极的影响。
米尔斯海默认为，美国和西方之错在于不懂政治现实主义，不懂追求权力平衡的战略思维，而是浪费了大量资源在世界推动民主和人权，给自己也给世界带来了灾难；如果美国采取了他主张的联俄抗中策略，从开始就不给中国快速崛起的机会，世界会太平许多，美国今天的日子也会好过许多。这个逻辑显然是在为美国谋，但为什么没有成为美国的国策？如果成为国策，有机会成功吗？更有意思的是，中共为什么现在乐见国内听到这套逻辑？而为什么这套逻辑在美国和西方现在没有了市场？
我的理解是，在解释地缘政治的学术水平上，米尔斯海默这一套已经竞争不过美国历史学家科特金（Stephen Kotkin）代表的“新史学”，“新史学”基于对人性和历史更深入的科学知识，摈弃了政治现实主义的方法论过于依赖的理性人假设，能对更复杂、也更困难的文化问题，尤其是政治文化问题，做出更深刻的分析和阐述，而这正是理解今天的世界危机最需要的。在政治上，当普京和习近平这一对独裁者的思维和行为，不仅早已超越了大国博弈的理性，且越来越危及文明的基本底线的时候，他的那一套逻辑不仅不现实，而且成为普京和习近平对美国和西方进行“认知战”的资源。
我从新史学获得一个重要启示就是，当今大国冲突的核心是美中冲突，而美中冲突有一个不可忽视的政治文化维度，米尔斯海默想回避这个难题，令他的理论很难自圆其说。比如说，为什么普京宁可毁掉俄国，也要孤注一掷，与俄国百姓并不喜欢的习近平勾结，对乌克兰发动全面战争？为什么习近平也不惜毁掉中国的繁荣，一定要毁掉香港和台湾的自由？这种明显的自杀倾向，是无法用大国博弈的逻辑来解释的。
西方领导人，比如戴卓尔夫人，在和邓小平打交道的过程中，亲身感受到了东方帝国的这种可怕性格，却难以理解，更不知如何应对。这是西方面对中国挑战必然不顺利，必然要发生各种误判，必然会犯错误的认知根源。因此，米尔斯海默认为，西方若抑制中国发展，世界就一定会更安定，也是一个很难说服人的逻辑。一个又大又穷的中国，就不会给世界添乱了吗？
因此，我同意科特金的观点，西方低估了自己的潜力，高估了中俄坐大的可能。我要补充的就是，西方还有一个大错，就是低估了中俄这种陆权帝国自毁，对世界也是一种严重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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